2018年10月，波索那罗（Bolsonaro）赢得了巴西总统大选，让该国传统政治精英为之震惊。巴西国内对这一事件拥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波索那罗是一位极右翼民粹主义者。1964年到1985年间，巴西由残忍的军人独裁政权执政，而波索那罗曾公开表达过对该政权的仰慕之情。因此，波索那罗对巴西的民主构成了明确的、近在眼前的威胁。而其他人却认为，巴西拥有着强大的国内制度，例如有力的媒体、独立的司法等，这会限制专制主义的发展趋势。

人们对于波索那罗拥有不同的看法。与此同时，学术界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民粹主义领导者也看法不一。这两者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一些学者认为，民粹主义者非常腐败，他们会通过消除异己来掌控大权，因而会对国内的民主制度造成持久性的破坏。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人则认为，民粹主义政府通常都软弱无能，因此它们的寿命非常短暂。但是，政治理论学家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等人却强调了民粹主义的正面意义。他们认为，反对民粹主义运动的人只是在捍卫如今已经失败的现状而已。

如今，世界上有四个人口众多的民主国家由民粹主义者统治：印度的莫迪、美国的特朗普、印度尼西亚的佐科·维多多，以及巴西的波索那罗。所以，弄明白到底哪位学者说得对就显得非常重要：这究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倒退呢，还是说，人们终于发现，他们之所以失败，其罪魁祸首就是那些精英们，并因而开始拨乱反正？（亦或是，像弗格森所说的那样，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这个问题迫在眉睫，解决该问题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回顾历史上民粹主义政府对民主所造成的影响。因此，我们建立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民粹主义政府数据库。这个过程并不简单：如果你分别去问三个学者关于民粹主义的本质，那么你可能会得到五个不同的答案。而且，民粹主义并不像电灯的开关一样，要么开着，要么关着。一些领导者只体现出了一部分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但没有体现出全部特征。

我们通过以下方式得出这份列表：首先，我们选取了66份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地区研究方面的主流期刊，而且这些期刊在刊登文章时都需要进行同行评议。之后，我们从这些期刊当中挑选出了以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相关领导人为主题的文章。我们咨询了国家和地区方面的专家，对这些文章进行逐个分析。在这项工作中，民粹主义的定义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第一，精英和“局外人”的追求不符合“真正人民”的利益；第二，由于民粹主义代表的是“真正人民”的声音，所以，民粹主义道路上不应该有任何阻碍。

最终，我们找出了1990年至今曾经或正在掌权的民粹主义领导人或政党。他们分布在33个民主国家内。这能够让我们第一次在全球性的范围内，以严谨实证的方式，去解决民粹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理论之争。我们的调查结果值得警醒：民粹主义者擅于掌控权力，而且对民主制度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平均来说，正常民主政府在位时间都较为短暂。有五个非民粹主义政府首次选举之后的在位时间超过六年，其中有四个政府目前已下台。相反，民粹主义政府的掌权时间却非常漫长；平均来说，是非民粹主义政府的两倍之多。

民粹主义再次赢得选举的可能性很高。不仅如此，他们的在位时间还很可能超过十年。在首次当选之后的六年后，民粹主义领导者在位的可能性是非民粹主义领导者的两倍。在首次当选之后的十二年后，这一数字达到了六倍之多。

这些发现本身可能并没有那么让人忧心如焚：民粹主义者的在位时间长，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政府办事效率非常高，或者是民众的支持率非常高。但是，在1990年到2015年期间执政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是因为正常的民主程序而下台的。

事实上，只有17%的民粹主义者是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中落败而下台；还有17%是因为任期年限已到而下台；还有23%是在更为极端的情况下下台的——他们受到了弹劾，或者是被迫辞职。在我们的民粹主义领导者数据库当中，有30%的民粹主义领导者如今仍然在位。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最近民粹主义的兴起：如今仍然在位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当中，36%是在过去五年内当选的。民粹主义领导者中有很多人的在位时间都非常漫长。

然而，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在位时长，也不在于他们最终是如何下台，而在于他们在位期间都利用权力做了些什么。特别是，他们在位期间，人民享有基本权利的程度是否大幅度下降，是否造成了政治学家们所说的“民主的滑坡”。

我们的发现能够让世人的头脑清醒一点：在许多国家，民粹主义者重新书写了游戏规则，以保证在选举过程当中永久地占有优势。民粹主义国家当中的一些情况可能不同于其他国家，例如人均收入、近期的经济状况、民主制度历史、内战等等。在保持这些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在民粹主义所统治的国家内，新闻自由度下降7%，公民自由度下降8%，政治权利度下降13%。

“政体IV项目”（Polity IV project）指出，民主滑坡指的是一国的民主分数至少下降了1分。根据这个定义，有23%的民粹主义政府都出现了民主滑坡。而与此相反，在非民粹主义政府当中，只有6%的国家出现了民主滑坡。总体来说，民粹主义政府破坏民主制度的可能性是非民粹政府的四倍之多。（而且，衡量民主强弱程度的组织会涉及到现状偏见，因而我们很可能还少算了民主滑坡的实际案例。）

但是，所有的民粹主义者都很危险吗？墨菲等思想家认为，学者们应该明确区分出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右翼民粹主义者会迫害少数群体，利用公众的愤怒来达到不法目的。但是，左翼民粹主义者更可能会站在穷人和被压迫者的角度，纠正精英所犯的错误。这类学者认为，对右翼民粹主义者最好的应对，并不是选择那些尊重长期以来的民主规则和规范的党派及候选人，而是选择左翼民粹主义者。

但是，我们的数据并没有支持这一论点。自1990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共出现了13位右翼民粹主义政府。其中，有5个政府在位期间出现了严重的民主滑坡。除此之外，同一时期内还有15个左翼民粹主义政府，但其中也有5个政府出现了严重的民主滑坡。这表明，左翼民粹主义不太可能能够纠正右翼民粹主义。相反，他们可能会加快民主崩坏的速度。

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传统的意识形态对于我们了解这些运动的本质或许没有任何帮助。而且，自1990年以来，世界上共有17个民粹主义政府无法被简单地归于左翼或者是右翼民粹主义者。而且，其中有5个政府发生了民主滑坡，这表明，意识形态无法帮助我们去预测一个政府是否会去破坏民主制度。

民粹主义者经常会因为承诺消除腐败而当选。巴西的“洗车”丑闻牵涉到了许多政界人士，包括前总统卢拉等人，他们通过建筑合同来收取回扣。而波索那罗利用公众对于该丑闻的愤怒，使得自己的支持率飙升。在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北方联盟一直以来都反对腐败的政治家们“窃取罗马（thieving Rome）”。在美国，特朗普则一直号称要“吸干沼泽（drain the swamp，原意指抽干沼泽，这里指特朗普对支持者的保证，即从根本上彻底地改变华盛顿的政治生态）”。

但是，大部分民粹主义者并没有去吸干沼泽。正如经济学家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所说的，他们仅仅是用他们自己更为致命的鳄鱼代替了主流的鳄鱼而已。事实上，我们发现，在民粹主义政府首脑中，有40%的人最终也走向了腐败。由于许多民粹主义者拥有足够的权力，阻碍司法机关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独立调查，因此这一数字其实是低估了他们的不法行为。

我们的第二条发现也佐证了我们的这一怀疑：我们的数据显示，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所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当中，如果一国由民粹主义政府执政，那么，该国的排名通常会平均下降五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为极端的例子：例如，在乌戈·查韦斯执政期间，委内瑞拉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下降了83名，令人触目惊心。

民粹主义者总是会挑起民众对于现实情况的愤怒，例如距离他们非常遥远的精英、极其腐败的政治体系等。所以，人们希望他们能够来纠正这个世界上并不完美的民主制度。但是，目前的证据表明，他们所做的恰恰相反。平均来说，民粹主义政府进一步恶化了腐败程度，侵犯了个人权利，对民主制度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但是，我们也需要提到我们的研究所没有展现出来的东西。首先，正如金融产品广告经常所说的，过往的历史表现并不一定会预示着未来的结果。所以，如果未来的情况有所不同，例如，民粹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发生演变，或者是社交媒体的影响逐渐增加等，那么民粹主义政府削弱民主制度的可能性有可能上升，也有可能下降。

第二，在过去，民粹主义政府大部分是出现在中低收入国家中，并且这些国家在近期的历史当中，曾出现过专制主义统治。所以，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在那些拥有漫长民主传统的富裕国家中，是否同样会出现与历史上民粹主义政府相同的情况。例如，美国的市民社会拥有强大的力量，公众普遍信守宪法秩序，因而也许能够承受得住一个民粹主义总统所带来的压力？

最后，平均数其实无法说明个案的具体情况。在专制民粹主义者统治的国家中，人们应该要时刻提醒自己，这样的民粹主义政府曾经侵蚀了很多国家的制衡和平衡体系。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听天由命的理由，而是我们斗争的理由。

（翻译：尉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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