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罗莎·卢森堡出生在俄属波兰下扎莫什奇的一个传统犹太教家庭。当她3岁的时候，全家迁至波兰华沙。在那里，波兰人讨厌俄国人，俄国人讨厌波兰人，而人人都恨犹太人。尽管如此，她全家却成功地安顿了下来。家中的孩子被送到了学校读书，一切都很顺利。但罗莎5岁时患上了一种髋关节的疾病，打着石膏在床上修养了一年，当她最终站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这就是她，一个犹太女孩，一个跛子——但有着惊人的智慧、强大的表达力和对社会公正不可言喻的强烈信仰。这使得她在十几岁的时候加入到多个在当时华沙大学生中十分盛行的非法的社会主义组织中。在这座城市激进的地下组织里，她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她的口才因为打动了志同道合之人而变得日益强大，并压倒了那些不赞同她的人。这种经历既使她振奋，更使得她清醒，一直环绕着她，告诉她她是谁。

在她18岁时——这时的她就已经名列警察的追捕名单里——罗莎被送到了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此后便从未返家。尽管她的专业是自然科学，但是德国社会主义俱乐部——包括里面的图书馆、阅览室和讲座厅——才是她得到教育的地方。 

1890年的秋天，她在那里遇见了里欧·约基希斯（Leo Jogiches），一个比她大三岁的立陶宛犹太人，他已经是当地闻名的革命者。自诩为俄国激进文学中的主人公，里欧忧郁、愤怒、难以亲近，迷恋于巴枯宁对革命者那句著名的定义：“没有自己的喜好，没有私利，没有感情，没有爱好，没有任何财产，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他心中的一切都被一个单一的、独有的兴趣，一个单一的思想，一个单一的热情所占据——革命。”

罗莎为之而着迷，而里欧，反过来也被她的爱慕而唤起爱欲。他们在1891年成为恋人。但是，这个结合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

从早期的青年时代开始，罗莎就把激进的政治看作是一种充分生活的方式。她想要一切：婚姻和孩子，书籍和音乐，在夏天傍晚的散步，还有革命。她说，个人幸福和争取社会公平的斗争不应该是相互排斥的。如果人们在制造革命的过程中放弃了性和艺术，他们就会创造一个比他们想要取代的世界更加无情的世界。

而另一方面，里欧孤僻又忧郁，他痛恨阳光、社交和自己的性欲，告诉罗莎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份“事业”。然而，罗莎想要和他亲密的渴望并没有减弱，这种渴望就像她在分析资本和罢工时的专注那样，从未动摇。讽刺的是，正是他们之间这种挫败的关系，在接下来的25年里，让她越来越用力地去思考他们的这个勇敢的新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 

激进政治

然而，当涉及到政治时，罗莎和里欧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是因为他们在本质上都讨厌所有形式的民族主义。他们都坚信，国际的工人阶级是实现未来社会主义的希望。因此，1890年代初的每一个晚上，他们在苏黎世的一间屋子里策划着世界工人起义。

三年后，罗莎成为了苏黎世第三届社会主义国际大会的主席，呼吁大家正式承认她和里欧刚刚创立的反国家主义波兰马克思主义政党。1898年，卢森堡移居柏林，加入当时欧洲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SPD）。里欧则留在瑞士，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致力于建设波兰党。从这以后，除了偶尔短暂的见面，他们再也没有住在同一个城市过。

在抵达柏林几周后，在社民党的支持下，卢森堡在上西里西亚向讲波兰语的矿工发表演讲，从此发现了她的天赋：她演讲时极具感染力，她所谴责的社会状况中存在的固有痛苦能深深地揪住听众的情绪，与他们的内心紧密相连。当她说话的时候，卢森堡可以看到那些抬头听他讲的男人们开始领悟到自己正在被阶级斗争的苦难所笼罩；当她沉默的时候，他们则无声地在经验置身于其中的历史与心碎。随后，这群矿工欢呼雀跃，为她献上鲜花，向其他人传播这个来自波兰的惊人女人要来解救他们的消息。卢森堡带着这份荣耀回到了柏林，现在，她成为了党内精英的宠儿。

在接下来的20年里，卢森堡写了一些关于不同激进政治话题的文章和书籍，定期在欧洲各地巡讲，在党校任教，成长为社民党日益麻烦的左翼阵营中最善于表达、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之一。社民党本质上是一个以理论为导向的中间派政党，致力于自身组织的运作，并要通过议会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进步。而卢森堡则全心全意地认为，如果想要实现社会民主制度，那么所有形式的资本主义都必须被根除——至少要通过自发的工人群众起义。对她来说，“全国性罢工”（general strike）不容置疑；但对社民党的精英们来说，这个词则在戳动整个社会的脊梁。她写的最有见地的作品，是在强烈反对她的那些保守派的同志们的情况下写成的。

监狱岁月

然而，随着欧洲在1914年滑向战争，德国、法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准备支持的不是国际工人阶级，而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全民战备，国际社会主义内部的分裂很快就痛苦地浮出表面。理论派社会主义者的精神瘫痪让人窒息，卢森堡几乎神经崩溃。她与同事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克拉拉·蔡特金一起，与社会民主党决裂，开始大声反对战争。1915年，她被捕（当时，公开反对战争在德国变得非法），在监狱里度过了接下来的三年。

她曾在监狱里呆过多次，而在那里的生活也有说有笑——有访客、书籍、美食和有家具的牢房——但现在，这种生活已经结束了。她的头发变得灰白，她开始感到困惑，不是在心里，而是在精神上。尽管如此，她也依然不停地读书——读托尔斯泰，而不是马克思——和写作。1918年夏天，仍在监狱里，并还在为俄罗斯和欧洲发生的事情而苦恼，她完成了一本名为《论俄国革命》的小册子。直到今天，这本小册子仍被认为是现代政治思想中最激动人心的文献之一。卢森堡坚守民主，她从来没有想过要为社会主义牺牲民主。在这篇简短的作品中，她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给民主带来的危险进行了充满激情的分析。

卢森堡在世纪之交遇见了列宁，并深深被他吸引。由于气质相投，她觉得和列宁呆在一起时比和那些温文尔雅的德国理论学究舒服得多。她喜欢他那锋利的智慧，强大的意志力和对俄国现实的敏锐洞察。但在开始时，她觉得列宁能够发起的革命将是一场令人不安的革命。1904年，她写了一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论文，来反对他们鄙视知识分子，日益颂扬无产阶级；她甚至更强烈地反对所有的权威都掌控在一个革命政党中。

她当时说，列宁“主要是集中于监督党的活动而不是使它开花结果，是缩小而不是发展，是束缚而不是联合整个运动。”她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而1918年，在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她则极度伤心焦虑。在列宁掌权后的一年，她在监狱中写道：

“（列宁）采取的手段完全错了。命令，严酷的处罚，恐怖统治，这一切治标不治本……没有了普选，没有了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了自由意见的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就算党员的人数很多——这也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卢森堡于1918年11月8日从布雷斯劳监狱获释，并随即前往柏林。柏林当时反映了德国战败给这个国家所来的危险混乱：街道上充满着武装公民和醉醺醺的士兵，以及公开的犯罪。在约基希斯和李卜克内西的陪伴下，卢森堡立即参与帮助建立斯巴达克斯同盟（Spartacus League，德国共产党的前身），希望它能变成一个能够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组织。

但所有这些希望都破灭了，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只剩冷嘲热讽和绝望。为了拯救迅速衰落的君主制，这位新当选的总理，一个腐化的社会民主党人，与军队秘密达成协议，无论付出多少人力代价，都要清除德国的极左势力。斯巴达主义者也变成了暴力分子：他们想要夺权，并且现在就要。卢森堡一片茫然。

1919年1月15日，警察上门来找她。她以为自己要被带回监狱，而却着实松了口气，过去的两个月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她没有任何反抗就上了车，为了核实身份，她被带到陆军总部，在回到车上的时候，头部被击中。几小时后，李卜克内西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两个月后，约基希斯在城市边缘的一个军营里被毒打致死。杀死他们三个的人——在政府的支持下——是自由军团（Freikorps）的成员，这是一个非法的准军事组织。14年后，这个组织组成了希特勒纳粹冲锋队的核心。 

动人的书信集

从《罗莎·卢森堡书信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活生生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人性和爱。

写信是卢森堡每日的必需：她每天写很多封信，而且写得很长。根据书信对象的不同，她的信中充满了日常新闻——她此时住在哪里，读什么书，在想什么，天气如何，窗外的风景——还有政治：发生的大事或会议，报纸的头条或任务的截止期限，党派关系或是棘手的状况。无论主题琐碎还是重要，她的信中都充满了大量的评论、描述和观点，渗透着丰富的艺术、历史和文学知识。信中蕴含着那种随处可见的强烈而直接的感官觉受让一切变得生动。

卢森堡作为一个公共演说家的成功让她去思考演讲和自然写作风格发展之间的关系。“你根本不知道，到目前为止，我在会议上公开发言的尝试对我的影响有多大，”她来到柏林后不久向约基希斯写道，“现在我相信，半年后，我将成为这个政党最好的演讲者之一。我的声音，我的那种轻松自如，我的语言——所有这一切都暗示着时机已到……我平静地站在讲台上，就好像我已经在公共场合演讲了至少20年一样。”这之后不久，她又告诉他，“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够影响到别人，希望我的读者看到后就像被雷电击中一样，不是通过我的演讲技巧，而是通过我的视野，我的信念和我表达的力量。”

接下来，对党进行复杂的批判写作便是她顺理成章的下一步。她向远在波兰出版《工人事业报》（The Workers’ Cause，卢森堡本人也参与创办的杂志）的同志建议道：“我相信，人们写每一篇文章时，都要每一分、每一秒真正充分地经历过这篇文章的主题，只要这样，他们的文字才能鲜活生动，发自内心，并与读者产生强大的感染和共情能力。”

她对写作的这种态度是她理解艺术与政治之间的深刻关系的关键。1917年5月，她去世前一年半的时候，她在一封在监狱中写给密友的信中回忆了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经历之一：

“写《资本积累论》那会儿，是我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阶段，可以说是陶醉在生活中。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只关心呈现在眼前的那个美好的问题，其他的事情则完全不闻不问。思维过程，或是执笔写作，究竟哪个给了我更大的快乐，我闹不清楚。”

这就是她所说的深入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意思，当清晰的思维和有表现力的语言相互补充时，写作奇迹就会诞生。

罗莎·卢森堡的信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血有肉、清晰可辨的人。传统上，她常常被视为英雄；但在这里，存在着她所有的力量和脆弱。她在监狱中写的信，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体现出她是现代历史上情商最高的社会主义者之一，体现出她这种激进之外的感性和聪慧结合的闪亮维度，体现出与她伟大精神相伴的具有强大感染力的情绪流动。

她向一个旧同志写道：“身而为人意味着愉快地将你的整个生命投掷到命运的巨大尺度上，任由命运将你的人生流转（如果必须如此），但同时为每一天的光明和每一片云的美丽而欢欣鼓舞……世界（和遍布于其中的恐怖）真是太美好了，如果没有懦夫和胆小鬼的话，它将变得更美。”

与另一位朋友的信中，她沉溺于描述自己在春日的田野中徘徊的记忆，在柏林教堂聆听《马太受难曲》，在街道上听到啤酒车的嘎嘎声，在郊区火车站的侧边看到的花店和雪茄店——她将这种感性与“伟大事业”结合在一起。她的这种感性是一种永不停止回应这个现存世界的精神——即使她同时在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奋斗。多年来，她的这种灵敏本性丝毫不减，这点令人惊奇，尤其考虑到她和里欧·约基希斯一起经历过的不和与不愉快。 

革命与感性

很早之前，卢森堡就觉得在这世界上无家可归，无从身之处。她坚信，“家”可以在一个伟大的事业中找到，这个事业伟大到足以将世界和自身联合在一起，共同努力更新人类。这个事业，当然就是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她也明白——而且是深深明白——即使很多人们都在为彻底的变革而努力，但社会主义必须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做起，从内到外，通过人们内心的挣扎而使自己人性化（也就是“社会化”）。她本能地知道，如果社会主义者把自己的内心封闭，他们就会变成那种没有感情的人，他们建立的那种社会主义就只是警察国家的社会主义（police-state socialism）。这是卢森堡唯一最重要的洞悉——社会主义者必须在他们的革命生涯中同时始终保持同情的感性。否则，她会怀疑，他们会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新世界会为谁服务？这个新世界会如何改善人类的生存？ 

这种沉思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身体，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深度和广度都在增加。最后，正是在这种沉思中产生了她对战争的反对、她对列宁的批判，以及为什么她在监狱里读托尔斯泰而不是马克思。

她的这一切都始于——也终结于——里欧。正是有了里欧，她开始渴望看到这一伟大理想得以实现的可能，正是有了里欧，她开始想要，在此时此地，在彼此心中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家，通过彼此的爱来滋养。然而，里欧却不想合作——罗莎也不愿放弃。数百封信在他们之间传递。多年来，里欧的信总是冷酷无情，毫无表现力，只有政治建议和批评建设；然而卢森堡的内心则充满着对他情感吝啬的强烈不满。她在20年间积累的信札，说明了这一切：

“你的信中内容除了《工人事业报》就是《工人事业报》，绝对缺乏内容。向我说一些动情的话！如果你想气愤地辩解说，在你寄来的每一封信中，都洋溢着好多温柔缠绵的情话，那么我要告诉你，那些柔情蜜意的话语，并没有使我感到满足。如果能够换取你一些关于你个人生活的只言片语，那么我情愿不读那些情话。”

“当我打开你的信，看到整整六页都是关于波兰社会党的辩论，而没有关于你个人生活的一点只言片语，这太痛苦了！每当我工作到疲惫不堪或者精疲力尽的时候，我就想稍稍放纵一下自己，以求轻松轻松。我就会让思想展开翅膀，任其翱翔。但是我觉得，世界虽大，却找不到一个属于我个人的角落。我在哪里才能够生活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呢？不要以为我就不能忍受持续的工作，也不要以为我只想贪图安逸。”

“我手里的每一封信，有别人的，也有你的，它们说的东西都千篇一律。这里有份报纸，那里有本小册子，这篇文章，那篇文稿，这些简直让我烦透了。不管信中说些什么，如果里面至少能让我看到一点点人性、灵魂、个性什么的，其他的东西也就不在话下了。但是对你来说，除了事业，就再没有别的。这么多年来，难道你就没有得到什么印象，没有读过、观察过什么东西值得跟我分享吗？”

“我和你不同，除了事业之外，每走一步，我都有很多的印象和感受，只是找不到人来和我分享罢了。”

“所有的这一切，统括起来，给我以极度的不快、疲倦、讨厌和心烦的感觉。我一有空就会想起这些烦心事。当然我跟你说这些，并不意味着我有支配你的权力。我无法要求你改变你现在的自己。”

“我现在像兔子一样紧张敏感。你的不屑一顾，让我心脏收缩，无话可说。我有好多想法想和你分享……但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如何去做，我无法控制我在这段关系中的行为模式，我不知道要去怎么做，我无法掌控现状了……我的灵魂中积聚的爱和痛苦，我把这些都给了你，我把自己也献给了你，我用双手仅仅搂住你的脖子，但你的冷漠让我痛苦，把我的灵魂撕碎，我讨厌你这样做，我觉得我都想杀了你。”

令人悲伤的是，她认为私人即政治的这种观点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她要求他们努力“从对方内心中发掘创造出一个活生生的人”，但遭到了对方忽视的目光。她警告他，他的冷酷给他们的关系造成了可怕的损失，但这只让他转而去翻看《工人事业报》。

（本文原载于The Nation，原文链接：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history-and-heartbreak-letters-rosa-luxemburg，作者：Vivian Gornick，编辑：Targaryen，译文发表于公众号“两颗土逗”，翻译：INFP，校对：xd，美编：太子豹，微信编辑：侯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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