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关注环境的新闻记者，但不是环保主义者。”我（指本文作者、《大西洋月刊》记者Emily Atkin）在职业生涯中已经不知道说过多少次这样的话了，通常是为了令自己与被报道对象相区分。不过，在去年报道了一系列发展势头迅猛的气候危机之后，我意识到自己没法再装作只是纯粹的记者了。我就是一名环保主义者，因为我相信人类应当根据对地球是否有益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我只是尚未出于那一信念来行动——迄今为止。

我开始过素食主义生活。我买了一支金属吸管。此外，最重要的是，我改变了自己获取水果和蔬菜的渠道。

最后一条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想要为对抗废弃食品尽一份力。在美国每年供消费的食品中，大约有30%-40%最终没有进入人们的口中。其中大部分是在家里或餐厅被扔掉的，另有11%-16%左右——大约200亿磅——来自农场里找不到买主的农产品。某些研究表明，美国种植的农产品里大约有一半都会被浪费掉。无论从经济、环保还是从道德方面看，这都称得上是罪过。

我曾考虑过参与某社区支持农业项目（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以下简称CSA，该模式强调农场与社区的相互支持，顾客与农民共担风险、合作共赢——译注），参与者预先付给农民一些钱，随后分享一定的收成。但后来我了解到了“饥饿的收获”（Hungry Harvest，以下简称HH公司）这家公司，它从全国范围内的种植者和批发商处收购剩余食品或“丑陋的”农产品，然后以低于超市的价格将其出售给消费者。

根据该公司网站上的说法，HH公司“至少挽救了10磅即将被浪费掉的水果和蔬菜（据该公司网站介绍，这里当指每一张订单的挽救数量——译注）”。在一个个体经常感到自己的行动毫无意义的世界里，这无疑赋予人一种实在之感。我大概推算了一下，如果我每两周买一盒HH公司的蔬果，那每年就能令260磅蔬菜和水果免于被浪费。就算我脑子一热扔掉了半盒，那对环境也还是有点好处的，毕竟它们原本会被全数抛弃——反正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每周日早晨，当一个橙色与棕色相间的硬纸盒子出现在自己所居住的公寓收发室里的时候，我就由衷地感到自豪。把它捧上楼之后，我还会好好品味一番它的内容：超小号的牛油果，有擦伤的梨子、颇显滑稽的加大版茄子。我会依次把这些奇特的农产品安顿到餐桌上的大碗里。

几个月后，我发现这种橙棕相间的硬纸盒已经无处不在了。它们在公寓收发室里堆积如山，我邻居的家门口同样有它的身影。HH公司的广告在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订阅中也有亮相，与之有竞争关系的另一家餐厨垃圾回收公司“不完美的农产品”（Imperfect Produce，以下简称IP公司）的广告甚至在我用Tinder的时候跳了出来。

“丑陋的农产品”运动成了一项相当吸金的产业，生意也做得越来越大。总体上看，它还算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果一些公司能想出办法在不受人们喜爱的食品上盈利，那它或许是一种经济上可持续的危机解决方案。然而，在对这些公司加以深入审视后，我对借助于“拯救”（rescuing）多余农产品来获利的一整套模式产生了怀疑。我甚至在猜想，假如我把下一个橙棕相间的硬纸盒扔进垃圾堆，这样对地球会不会更好一点。

报刊媒体对食品浪费的关注度只能说是一般般，但它却是美国最大的环境问题之一。近来有一项研究指出，每年有3000万英亩的农田、42亿加仑的水以及20亿磅的肥料被用于生产根本没人会吃的食品。其中肥料的消耗尤其值得关注，因为氮肥是水体污染的元凶，且会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

事实上，减少食品浪费乃是“我们可借以延缓全球变暖的最重要渠道之一”，关注气候变暖解决方案的民间团体“水位回落计划”（Project Drawdown）的政策总监查德·弗里希曼（Chad Frischmann）说。弗里希曼曾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特稿称，减少食品浪费归根结底要求美国消费者“接纳‘丑陋的食物’——也即那些看起来脏兮兮、未经精细加工，但却能完美兼顾美味与营养的水果及蔬菜”。

这么做的消费者确实越来越多了。HH公司创始于2014年，透过著名的创业真人秀节目《创智赢家》（Shark Tank）获得了10万美元的投资。其业务范围目前涵盖了美国东海岸的6个城市，CEO伊文·卢茨（Evan Lutz）亦表示自己计划“于未来4年内渐次将业务拓展到30个以上的城市”。2015年成立的IP公司则由卢茨原先的商业伙伴本·西蒙（Ben Simon）执掌——服务对象遍及10个西海岸城市，包括巴尔的摩和华盛顿。西蒙的愿景是“在2020年底之前将业务扩张到东海岸所有主要的大都市中心”。NBA巨星凯文·杜兰特近来宣布要为该公司增添一笔投资。

随着诸如此类的配送服务日益增多，批评的声音也时有出现。2018年底，有两个位于奥克兰、关注食品公正（food justice）的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在《新食品经济》（The New Food Economy）上联合发表声明，称IP公司“折射出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它将废弃食品商品化、中产化了”。两名作者认为，与其说这家公司做的是废弃食品生意，不如说它做的是剩余食品（food surplus）生意：它所购买的多余农产品，来自于农民虽然没法卖给超市但却可以卖给餐厅、罐头及加工食品厂，或因为实在卖不动而只得捐给赈济仓的那一部分。“盒子里那些东西的归宿其实并不是垃圾堆，”作者之一、“酷炫甜菜农产品”（Phat Beets Produce）创始人马克斯·卡迪（Max Cadji）告诉我说，“他们进军的生意场，其实跟那些做胡萝卜丝的人是同一个。”

另一名作者、“食为天”（Food First）执行总监艾力克·霍尔特-吉米尼兹（Eric Holt-Gimenez）则表示，假如那些盒子里的蔬菜确实不是以垃圾堆为终极归宿，那主打“丑陋的农产品”的公司的壮大，就只会令食品浪费的问题更加恶化。这些公司的初衷未必不好，但却在事实上参与到了剩余食品市场的竞争当中，而这会激励农民继续扩大生产，以满足相应需求。“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垃圾，其首要原因就是生产过剩，”霍尔特-吉米尼兹说，“前述的模式相当于专门做生产过剩的生意，致使垃圾进一步增加。”

如此一来，普及“丑陋的农产品”，进而将之产业化，就并非食品浪费的解决之道。关键是要建立起一套制度，从源头上抑制住食品过剩。这些坐拥风投支持、依靠产业化农业活动的生产过剩来盈利的公司对实现这一目标能有什么帮助？这些公司的壮大难道不会为过量生产提供更多的理由，从而令问题变得更严重吗？

我向HH和IP这两家公司的CEO提出了上述问题。

“坦白讲，这些批评有点让我吃惊，”本·西蒙在日前的一次为期90分钟的电话访谈中说道。他表示，一些人可能根本不相信一家盈利性的、且获得风投支持的公司在开展业务时会想着怎么保护好地球，但最终的结果总还是板上钉钉的：过去三年来，IP公司据称卖出了3000万磅食品以及9亿加仑水，使它们免于被浪费掉。

西蒙认为霍尔特-吉米尼兹和卡迪忽视了这些正面的结果，并建议我读一读他回应批评者的博客文章。“我们挽救了许多本来会烂在地里的农产品，向辛勤的农民支付了公平的报酬，在健康饮食方面帮助中产和工人阶级民众节约了金钱，”他写道，“在我看来，把这些说成是‘废弃食品商品化’，极大地误读了问题的核心——亦即食品虽好却无人问津——并且把不作为对气候的潜在影响过于轻率地打发掉了。”

但西蒙也承认了两点：IP公司的货源来自诸如都乐（Dole）这类大规模、产业化的供货商，且自家的水果和蔬菜当中有一部分并非原本要被扔进垃圾堆的。“我们一开始就明确地说过，本公司采购的农产品里有一小部分是二次售卖（having a previous market）的，且并不是被浪费掉的。”他谈道，并补充说这类食品只占自家产品总量的5%-10%左右。“这只是其中的极小部分。”

HH公司CEO卢茨则声称，公司确实有从产业化农企那里进货，但走的量很少。“可以肯定有这么一个渠道，但我不清楚从农企巨头那里进货的确切数目，”他说，“我只能跟你说这个量并不大。”他表示，公司进货的农场面积平均而言小于500英亩，并坚称自家盒子的所有东西原本都是要扔进垃圾堆的，包括字面意义上的废弃、制成堆肥以及任其在地里烂掉。

但卢茨又是怎么知道这些的？HH公司如何能保证农民不会把自家的烂黄瓜卖给另一家做剩余食品的公司，或将其捐给赈济仓？“这就要靠我们和供货商之间的信任了。”他说道。

卢茨让我跟其中一个名叫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e）的供货商联系，其家族于2011年在北卡罗莱纳州创立了“新芽有机农场”（New Sprout Organic Farms）。早在2016年HH公司成长为一家中等规模的公司前，罗斯就提到，“我们的农产品经常会被弃置在田地里。”如今，HH公司为这部分剩余开辟出了一个市场——也包括那些超市买家不愿意买的农产品。罗斯举了个例子，他最近卖给某家大型蔬果店300磅西瓜萝卜，但却因为腐烂问题而半途被寄回。“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了HH公司，”罗斯说，“那个时间点很让人抓狂，但我们好歹挽回了一半左右的损失，要不然就血本无归了。”

但罗斯也颇有些意外地承认道：新芽农场卖给HH公司的食品，并非都是如若没有后者的服务就一定会遭到废弃的。罗斯说，绝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把它们捐给赈济仓了。”他还提到，2012年时，新芽农场甚至因为捐助了85000磅农产品而得到了地方上某赈济仓的嘉奖。“我们依然会把很多食物捐给赈济仓——相当之多。”罗斯说道。（颁奖的“天赐”赈济仓也证实称，自家一直收到来自新芽农场的捐助）。一个重要差别是，如今“HH公司允许我们对部分开支予以补贴”。

卢茨表示，补贴农民的开支是一项重要事务。“我认为（食品浪费）此问题的关键不是生产过剩，而在于配置不当（misallocation），”他说，“每年农场里会产生200亿磅的食品浪费，但仍有4100万美国人在饿肚子。这是极为严重的资源错配。应该想一套办法，既能使饿肚子的人们得到食品，又能让农民从中赚一些钱。“卢茨说，HH公司就恰好遵循此道。“我们从农场那里买进卖不出去的剩余食品，接着把它卖给顾客，相应的收入则用来补贴（对赈济仓的）捐助。”

这一论证不无吸引力：“丑陋的农产品”对农民有帮助。然而它在环境方面的论述却稍显欠缺：这些公司总归还是刺激了大规模产业化农企的过量生产。为回应这些质疑，卢茨和西蒙不妨公开与自家打过交道的所有农场和批发商，以便对他们的辩解进行事实查验。但两家公司都拒绝公开这方面的信息。

“我们已经尽力公开各农场的信息了，但有部分农场仍出于某些理由而不愿意公开。”卢茨说。西蒙则声称，供货商不想让自己的品牌和“低颜值”（misshapen）商品扯上关系，更表示完全披露供货商信息对于业界而言乃是相当“不懂行的”（business-savvy）要求。“竞争对手巴不得知道我们所有的种植者，”他说，“做生意还是有必要保持自家竞争优势的。”

诸如HH和IP这样的公司把自己包装成落后的食品体系的冲击者，但批评意见则认为，他们冲击到的其实是别的东西：CSA的经营者们。

在某种意义上讲，CSA其实是更加原汁原味的“丑陋的农产品”公司。顾客花费一定的钱，以分享当地农场的一部分产出，且这一过程通常发生在农民开始种植作物之前。接下来农民立刻就明白要种多少东西了。顾客会面临一定程度的风险——他们最终得到的产出可能不够充足或漂亮，这要看年景好坏——农民即便遇上歉收，也能在财务方面享有一定的保障。当然，这一切将食品浪费控制在了最低限度。

2018年8月，卡迪在《新食品经济》的特稿里宣称，IP公司来到奥克兰以后，其旗下组织经营的CSA失去了30%的顾客。在12月的对谈中，他说顾客流失率“可能快要到50%-60%了”。鉴于人们纷纷决定转投IP公司，他几乎没法确定跌幅究竟会有多少了。而IP公司涉足的其它城市的CSA经营者也对这一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对手表达了同样的忧虑。

卡迪还相信，IP公司“耍了一些阴险的小花招来削弱CSA”——例如在打广告的时候自称其产品仍然“走CSA路线”。他认为这有误导性，且有可能令人误以为自己消费的是同样的东西，从而拉走一些潜在的CSA客户。西蒙则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为自家的经营模式提出了辩护。他表示，与CSA类似，“我们消除了种植者和家庭之间的中介环节。”

话说回来，西蒙称自己并不认为CSA是IP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卢茨也对HH公司抱有同样的看法，他甚至还提供了一项证据：8月时公司对顾客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早先就已经享受过食品配送服务的顾客数目只有十分之一左右。“鉴于此，我并不觉得有所谓顾客从CSA转投我司的问题。”他说道。

问题是，究竟有多少——像我这样的——顾客是明确地因为想要为食品浪费带来的环境危害寻求解决之道，进而在HH公司和当地的CSA之间选择了前者的？

“关于这个选择，我没有什么数据可提供的。”卢茨表示。

《新食品经济》特稿发表数周之后，卡迪和霍尔特-吉米尼兹称，他们的批评收获了不少支持者。“人们之前从未思考过着手应对食品浪费这一系统性问题的意义，”霍尔特-吉米尼兹说。与此同时他还补充道，“不少人指责我们有酸葡萄心理。譬如，为什么不为人家的成功感到高兴？为什么要对一些好东西大加抨击？”

这些问题当然是正当的，HH公司和IP公司当然也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好事。他们提高了诸如新芽有机农场之类的家庭农场的财务安全度。他们用自家收入来对抗饥荒，并提供了薪酬可观的就业岗位。他们挑战了蔬果商店那些愚蠢的审美标准。他们令千百万磅的食品免遭遗弃。

但如果上述的一切好处反而阻止了我们取得更大的好处呢？假如每年节约1000万磅的水果和蔬菜要以系统性生产过剩的永久化为代价，那它还是否划算？

我当然不认为IP公司和HH公司的两位创始人是有意利用顾客的朴素好心（do-goodism）来暗中对其实施剥削并以此来敛财。他们似乎真心想要为解决许多复杂的环境问题提供帮助。但卡迪和霍尔特-吉米尼兹的批评也是有效且必要的。人类大概只有十年的时间来为回避一场气候灾难采取必要的措施了。我们需要激进而非零敲碎打的解决方案——而这包括对食品体系的全方位整改。

说到底，这也是我打算扔掉那个橙棕相间的盒子的原因。我想要为减少食品浪费尽一份力，所以成了HH公司的顾客。但我不太清楚此举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相反。我究竟是令大量的农产品免遭废弃，还是变相地维护了自己原本想要加以修正的一整套系统？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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