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女儿来到好莱坞露天剧院欣赏柴可夫斯基音乐会。多年之后，那次出游最引人注目的事情如今仍不罕见：两位女性在漫长的队伍里等着上厕所，男性却不需要等。

无数女性都经历过这番苦恼，但她们的这次不快体验引发了别样的后果，因为同行的这位男性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目睹家人遭遇如此漫长的等待后，他推动了立法来保障本州女性拥有更多厕所。

之后三十年里，多个州和城市加入了这场“便壶平等”（potty parity）运动，这场用一个略显粗俗的诨名来命名的运动，旨在让男性和女性在公共卫生间拥有平等的如厕机会。这些立法努力以及改变男女厕所比例的管理法规，确实改善了在等候时间上的不平等状况，但还远没有达到解决问题的程度。

凯瑟琳·安东尼认为，“总的来看，在今天这仍然是个巨大的问题。”她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建筑学教授，对该问题进行了十多年的研究。这个问题的继续存在有着许多原因：房地产的紧俏，政府发布的建筑规范，当然还有性别歧视。

人们会认为开发商可以通过为女性建造更多厕所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确实可以——没有任何法规和条例反对他们这样做。他们受制于当地或各州的法规，但这些法规根据入住人数和使用情况，规定了特定建筑中男女厕所的最低数量，超过这些规定的最低限度就变成了支出的问题。伯纳姆国际公司建筑规范顾问克里斯托弗·楚戴克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增加厕所安置的数量会减少建筑物的可出租面积，那么它就没有太大意义。”换句话说，厕所不挣钱（安装还费钱），所以开发商没有财务上的理由去实现高于规范的要求。

楚戴克告诉我，建筑设计采取了多种方式来计算住户的时间成本。针对最紧迫的事项，开发商会聘请专业人员来估算在紧急情况下撤离建筑物需要花费的时间。对生命威胁较小的方面也同样受到关注。还会有交通顾问根据建筑物对附近拥堵的影响进行建模，甚至对电梯等待时间进行评估。但是开发商很少对卫生间进行任何形式的研究，尽管我们并不确定等厕所是不是不如等电梯重要。

梅根·杜佛兰是非盈利机构以人为本设计院（Institute for Human Centered Design）的建筑师，她表示，像她一样的“便壶平等”推广者很难去对抗房地产企业的终极目标。“从事这一领域工作不会获得报酬，”她说，“没有服务这项事业的职业岗位，所以我觉得要让人们提供额外的卫生间太过艰难。”

如果大多数开发商不打算安装超过当地或各州管道法规要求的厕所数量，那么解决办法可能是改变要求。事实上，这一战略在过去三十年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了解人们在厕所等候时间的问题上争取到了多少更好的法规，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有多可怕。建造公共厕所的习俗始于19世纪。接着，“这些男性城市管理者首要考虑的是为男性提供厕所，他们在公共场合的角色已被接受，并受到工业经济的重视，”在2010年出版的学术论文集《厕所：公共卫生间和共享政治》的序言部分，英国城市规划学者克莱拉·格里德这样写道，“从一开始，为妇女提供公共厕所就被认为是额外的、奢侈的，或者在其他方面成问题的。”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随着管道规范逐渐成型，它们通常会忽略女性的需求。正如格里德和其他人所指出的，这可能不是巧合，因为历史上的建筑师、工程师和规范制定者更有可能是男性。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约翰·班扎夫告诉我，三十年前，当他开始密切关注“便壶平等”问题时，男女厕所大小相等是很常见的。“有时候，”他说，“事实上，他们会一个叠一个地来建造，大小完全一样。男厕所在一、三、五楼；女厕所在二、四、六楼。”当然，由于小便池的紧凑性，比起女厕所，男厕所能塞进更多的设施，所以地面空间并不能很好地代表两性平等。

20世纪80年代末，州议员开始修改厕所法律时，他们考察公平的指标不是根据面积，而是根据厕所的数量。这次人们终于认可，女性使用卫生间的时间更长——不只是因为她们必须进隔间小便，还因为她们要处理月经。许多司法管辖区开始在女厕所里安装多于男厕所的隔间。比如，纽约市在2005年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所有新建的酒吧、场馆和电影院要达到一比二的男女厕所隔间比例。从1987年到2006年，至少21个州颁布了“便壶平等”的立法。

毫无疑问，这些法律有所帮助，但是把等候时间变成厕所比例问题有许多缺陷。首先，大部分“便壶平等”法律不具有追溯效力，这意味着即使建筑法规已经朝着方便女性的方向做出改变，但以前的建筑仍将保留原样。

另一个问题：男性和女性等候时间的差异在需求高峰时段表现得最为明显，比如体育比赛中场休息或比赛间歇。并且，尽管管道法规的制定考虑了女性的需求，但是没有经过校准，不能实现在极端情况时将等候时间彻底消灭。弗雷德·格拉布尔表示，“理想的状况是总有一个隔间是可用的——无论你什么时候走进卫生间，你永远不需要排队——你根本用不着排队。”他是国际规范委员会（ICC）的一名高级工程师，该组织的管道规范范本已经被美国大多数州采纳。“你必须把大楼里的厕所设施再增加一倍。”

然而，女性的体验与建筑规范的发展过程之间并不匹配。弗雷德负责跟进ICC管道规范更新的过程，他告诉我，“如果出了问题，人们在这方面真的出了点状况——‘我们没有足够的女性设施’，他们就会来走一遍流程。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你必须针对规范来提交意见，用某种方法展示出问题，哪怕只是拍下人们站在队伍里的照片，或者某种计量手段。”

但是常去旧卫生间的人可能不会热衷于让自己了解一下管道规范更改的复杂流程。以人为本设计院的杜佛兰说，“一般人不会理解这些比例，也不会理解适用哪些规范，所以他们真的不知道去哪儿抱怨——他们只是很痛苦。”

对专注于规范的最后一项反对要显得更哲学，它是关于数字思维的限制。当我为采写这篇文章与建筑师、管道工程师和设计学者交谈时，很明显，建筑法规被视为中性的、价值中立的指南，尽管它们有着强烈的性别化历史。正如格里德所写，在设计厕所的时候，“对结构和技术问题的痴迷压倒了社会、人体工程学、健康、平等、无障碍和宜居性问题，女性的需求处于次要地位。”

反思已取得的和还未取得的进展，杜佛兰说，“我认为比例是改善状况的有效尝试……但是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进入厕所的速度要相等。”“同等进入速度”是公平的一个标准，它指出了一种解决方案，不幸的是，现在它经常引发政治冲突：不分性别的卫生间。也就是说，保证男人和女人等厕所时间相同的一种方法是让他们等同样的厕所。

“便壶平等”只是不分性别的卫生间带来的一项有益成果。乔尔·桑德斯是在耶鲁建筑学院执教的一位纽约市建筑师，他向我解释说，这种卫生间不是在强迫人们接受性别二元论，它们更安全，变性女性和有色人种变性女性更易遭受性别不符的厕所暴力，尤其是对她们来说，这种卫生间更为安全。桑德斯偏爱欧洲常见的一种设计，一排排男女通用的隔间（比美国标准隔间分隔得更完全，没有“偷窥缝”），搭配上一排水槽，用于“公共梳洗”。

在居住面积较小的建筑中，单人使用的不分性别的卫生间——向任何人开放的可上锁房间——也同样有作用。正如伊利诺伊州教授安东尼在她的著作《由设计定义》中提到的，这样的卫生间对家庭特别有效。她写到一位单亲爸爸“除了带他的小女儿进男卫生间之外别无选择”，以及当丈夫进了男性专用卫生间，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性“不停担心着她这位患了阿兹海默症的丈夫”。2018年版的ICC管道法规第一次包含了对这种单人使用的不分性别卫生间的指导原则，2021年版的法规将为桑德斯所喜爱的那类布局提供标准。

这些方法很有潜力，但是对于现存建筑来说，它们可能太昂贵了。乔治·华盛顿法律教授班扎夫对什么时候采用这类方案有一个建议。他告诉我，一桩校园建筑物最近将一间男厕所改建成了“面向所有性别开放的卫生间”，却只是简单地换了下标识。他说，在大部分时间里，它像以前一样还是一个男厕所。但是，当需求激增——比如，模拟审判活动结束后——女性可以用这个隔间，就像用旁边的女厕所一样，那里的标识还没变。

我很怀疑这种安排是否会奏效——男性使用小便器时，女性不介意在场，男性也不介意女性在场。但是班扎夫说，他很少听到学生的抱怨。他说：“由于大部分公共建筑——尤其是最可能发生‘便壶平等’问题的剧院、体育场馆——都是男女厕所配对建设，解决‘便壶平等’问题的简单方法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实施，且没有任何开销。”

当然，并非每个美国厕所使用者都像班扎夫那帮住在城市的法律学生一样，具备同样的低敏感度，而且，当被迫将设施让给女性时，男性的反应往往都很糟糕——看看纳什维尔市那些愤怒的男性球迷吧，1999年一项关于体育馆厕所比例的州立法律要付诸实施，这将使他们中的某些人等候15-20分钟，这时他们就转头去推动“便壶平等”的豁免权了。

如果公众愿意接受，如果建筑商愿意实施，那么就有无数种方法来解决“便壶平等”的问题。改变标识很容易，可改变想法太艰难。

（翻译：鲜林）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