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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加宁:推进竞争政策,可能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突破口

在中国讲宏观政策,往往就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从不提竞争政策。而竞争政策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当中是支柱性的,甚至要左右货币和财政政策。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岁末年初,在《比较》编辑室召开的“国企改革与民营经济发展”研讨会上,世界银行民营经济发展专家张春霖做了主题发言,对国企改革、国有资本布局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设想和建议,来自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科所和中央党校等机构的十多位专家就相关议题发表了各自看法。以下为会议的第三部分。

(点击查看第一部分:张春霖:民企所占经济资源,取决于国家向国企投入的多少;第二部分:张春霖:国有资本的定位应以不挤出民营资本为原则

在张春霖主题发言之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魏加宁参与了讨论。在他看来,目前某些有关政府要干预市场的思路,其实并未完全理解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他说,亚当·斯密有两本书,过去人们常常把他们对立起来,其实是可以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的,《国富论》讲的是市场机制,而《道德情操论》讲的是约束机制。

因此,市场经济实际上应当有三道约束机制:第一道是市场道德或企业伦理,也就是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这是第一道防线。比如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ESG评估,就是考察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做的如何。在中国,这道约束机制之所以常常失灵,原因在教育。第二道约束机制就是市场的惩罚。通过长期的重复博弈和横向的公平竞争,就可以把违背道德约束和企业伦理缺失的企业给淘汰掉。但在中国,这个机制也往往出现失灵,原因是信用体系缺失,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当第二道约束机制失灵时,才需要第三道约束机制发挥作用,也就是需要政府出面进行干预。但是政府出面干预并不是要替代市场,而是要把那些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各种障碍给消除掉,也就是要积极推动竞争政策来克服不公平现象,以便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所谓竞争政策,核心就是竞争中立,包括规则的平等、权利的平等、机会的平等。竞争政策有三大支柱,一是促进竞争,也就是反垄断;二是规范竞争,也就是反不正当竞争;三就是进行竞争政策审查,任何部门出台经济政策都应当经过竞争政策主管部门的审查,凡是违背竞争政策原则的政策草案,必须驳回重议。

魏加宁说,目前涉及竞争政策的执法机构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进步,三个分散的反垄断司局合并到了市场监督总局,但是仍然和他们最初的建议存在一定的距离。他们主张,这个竞争政策执法机构在行政级别上应当高于其他部委或者把现有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做实,否则就难以对其他部委出台的经济政策进行竞争政策审查。

此外魏加宁提到,当前降税的呼声很大,但如果要大规模降税,如何应对庞大的政府支出规模呢?就必须研究如何调整财政的支出结构。在研究过程中他们提出,有必要对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进行竞争政策审查。比如说,给国有企业的补贴,到底用在了哪些行业?哪些企业?每年要给多少?这些行业民营企业能不能做好?如果民营企业能够用很低的成本就做好的话,为什么非要国有企业去做?为什么还要给那么多的补贴?所以,要增加国有企业的财政透明度,增加各级政府预算给国有企业补贴的透明度,并由各级人大政协对国有企业进行定期的行业“准入审查”——凡是民营企业能够做好的,国有企业就要坚决退出。

魏加宁认为,推进竞争政策很可能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或突破口。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忠明也有同感。他回忆说,1988年去德国学习时,就专门学习竞争政策。但在中国讲宏观政策,往往就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从不提竞争政策。而竞争政策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当中是支柱性的,甚至要左右货币和财政政策。

他说,目前的现实是,国有企业更多在产业链的上游,是基础产业和大型制造。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主要是在产业链的中下游,是小型制造。但如果这个阶段性的现象作为方向,下一步继续推进,那就很可怕了。应该明确限定,国有资本不要往中下游走了。而且应该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向上游发展,比如华为等企业,应该鼓励他们去收购大型国企。如果是这种发展方向,那中国改革开放的下半程,才值得期待。

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志刚补充说,竞争政策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得较多的是结构性政策,结构性政策里面很多都是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比如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甚至某些垄断性行业的改革。他提到,这几年去企业调研时发现,企业的成本构成里,税费、物流、人工、用电、用能、土地等等,这些年能降的该降的比以前改进了较多。但恰恰是中间一块,即国有企业在某些垄断性行业带来的成本,在地方政府其实操作空间也有限。下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需要下大力气来完成。

王志刚说,关于政府补贴,比如新能源补贴等等,有很多人诟病,但这涉及一些客观问题,比如说项目的筛选,政府的力量相当有限。在江浙一些政府和市场结合得比较好的地方,有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实现了政府和市场力量的优势互补,同时政府的支持有一个很好的退出机制,不是一直介入,只是在创业初期扶一把。比如苏州市政府搭建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开放给作为资金需求方的企业,以及资金提供方比如银行、金融机构等,资金供求双方都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实现自动对接,这就大大减少了制度性的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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