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每一个青春期男同志来说，阅读爱德蒙·怀特（Edmund White）的《男孩故事》（A Boy’s Own Story）可以算是成长必经之路了。这本经典的小说讲述了一个青年是如何学会面对自己的性取向的。第一次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才15岁，偷偷摸摸地把书藏在书架背后，生怕有人找到，然后顺藤摸瓜发现我的惊天秘密。这么做很危险，也很诱人。但它仿佛在对我讲话，让我觉得这是专门给我写的独家故事，我想许多别的读者也有着和我一样的信念。多年以来，怀特依然是位英雄，是一个坚定的人。

另一边，年轻女性读者会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找到类似的自我认同经历。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这本1985年出版的半自传式小说讲述了一个女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英格兰慢慢摸索、实现悦纳自我的故事。和怀特一样，温特森在书中分享了许多自己的亲身经历，因此读者也会感觉自己与作者其实是紧密相连的。

几十年前，我们拥有一代勇敢非凡的作家，他们记录着同性恋者的生活，尽管当时的报纸和书商都不愿登载他们的故事，也不愿为他们撰写书评。虽然如此，我们完全无法想象要是没有克里斯托弗·艾什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派翠西亚·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和·戈尔·维达尔（Gole Vidal），今天的文坛会是什么光景。他们每个人的努力都在说服读者，别人的故事也许有所不同，但也和我们所认可的那种生活一样精彩。

正是因为这些先行者们，许多作家的小说今天或许还会被归类为“同性恋小说”，被孤立开来，而现在他们得以凭借自己作品的质量成功将这一反主流文化带进了主流社会。萨拉·沃特斯（Sarah Waters）、菲利普·亨舍（Philip Hensher） 、艾玛·多诺霍（Emma Donoghue）和艾伦·霍林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都是著名的小说家，他们的读者中什么性取向的都有。值得庆幸的是，那种像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 M Forster）偷偷藏起莫里斯（Maurice）手稿的日子早已被我们抛在后头了。

约翰・欧文（John Irving）是一位异性恋作家，但多年来一直奋战在LGBTQ群体平权的前线。在《盖普眼中的世界》里，我们认识了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运动员罗伯特·马尔登（Robert Muldoon），也就是今天成功经历了变性手术的罗伯塔·马尔登。在七十年代，一个作家要想研究这个话题需要许多勇气，而这本书在当年也大获成功。2012年，欧文再次回到了性别转换的主题，《一个人》（In One Person）这本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双性恋，但书中还有好几个人物是跨性别者，在当代美国挣扎着生活。

在非虚构领域，大卫·法兰斯（David France）的《瘟疫求生指南》（How to Survive a Plague）可以说是一部权威著作了。这本书介绍了艾滋病的肆虐，以及这种疾病是如何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横扫青年小伙的。法兰斯记录了人们的恐惧——艾滋病毒侵染了一个又一个社区，夺走的生命不计其数；同时他也讲述了社会活动家的故事，正是他们把这种疾病带到公众视线里；另一边，政客们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医生和科学家们则殚精竭虑，努力寻求治疗方案。

无独有偶，莉莉安·费德曼（Lillian Faderman）的长篇著作《同性恋革命：斗争的故事》（The Gay Revolution: The Story of the Struggle）也一样引人入胜，讲述了LGBTQ群体争取民权、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斗争，对个中细节进行了详尽描述。可喜的是，到了今天，西方的年轻一代所面临的偏见比他们的前人要少得多，但我依然十分推荐这本书，人们应该认识那些勇敢的人，他们毕生奋斗，甚至为之牺牲，只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包容的世界。

本文作者约翰·博恩创作的儿童小说《我哥名叫杰西卡》（My Brother’s Name Is Jessica）将在4月出版。2月是英国LGBT历史月。在这个月里，英国会纪念各种LGBT名人，从政客、科学家、商界大牛到著名影星。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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