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我已经考察了下述观点：安全意识形态（security ideology）创造了一个我们周围的世界的镜像版本。超越于任何特定的技术或程序，但凡我们相信安全已解决了某个被认作是问题的东西，它就“起效”了。此言并非否认来自恐怖主义的真实死亡或负伤风险——它只是指出，满足信念乃安全的最优先目标。而这也有助于解释如下现象：虽然自2002年以来平均每年仅有65名美国人死于恐怖分子之手，但我们却为此耗费了数十亿美元以及不可估量的时间。较之于每年杀死数万名美国人的车祸，媒体对恐怖主义的关注完全不成比例。

美国的政治体系目前深陷在围绕非法移民的象征性威胁而展开的斗争当中。特朗普总统提出了一项同样不无象征性的解决方案——修建更庞大的边境墙。有趣的是，特朗普频频在其支持者面前将非法移民贬低为暴力犯罪者，但他对依赖于这些移民的劳动的一系列产业却不加处罚。在解决掉迫使联邦政府关门达一月之久的预算僵局后，他又借宣布全国紧急状态来为建墙筹资，尽管他很快就承认毫无紧急状态可言——因此他也“不需要这么做了”。

且不论民主党不情愿为边境墙提供更多资金的现状，今天立在美国-墨西哥边境的那堵墙最初其实源自两党的共同谋划。在后“911”时代的安全关切浪潮中，国会于2006年通过了安全围墙法案（Secure Fence Act），时任参议员的希拉里、拜登和奥巴马均对其表示支持，该法案将边境围墙的长度延长到了650英里。

该现象并不限于北美：全世界的不安全国家（insecure states）自1989年以来都对边境围栏或围墙进行了扩建，幅度在15%至77%之间，其中大部分又来自“911”事件发生后。何以如此？过去40年来，世界上有许多精英因贸易壁垒的解除而发了大财，这在他们的国家内部以及强国与弱国之间造成了积重难返的财富不平等。鉴于农业的萧条和生态的崩溃，移民被迫背井离乡，而富裕国家的工作机会对他们不无吸引力。

比起直面被迫移民这一现象的经济与政治根源，树立物理障碍要简单得多。但障碍无济于事。事实上，它们乃是体系业已失败的标志。

中世纪的围墙

建围墙是封建时代的首要技术之一。在主权碎片化的时代，面对贵族特权与贫穷大众的对立，要塞适于用来防御政治的主要手段——暴力。这是一个小国、乡镇和城市都可以完全被围墙环绕的时代。在火药问世以前，这些围墙确实可以阻止入侵的力量，在给养充足的情况下也能打赢围城战。

不过，考古学家罗斯·山姆森（Ross Samson）提出，在一个极为重视物理标志的时代，围墙同样具有象征性的用途。围墙清晰地划定了封建庄园与城市之间的边界，突出了二者迥然不同的社会与财政体制。在私人社群里，围墙也界定着特定的群体内地位，如市镇公会和修道院。

大抵在火炮令围墙变得过时的同时，市场资本主义也传播到了乡村，围墙变成了另一种强有力的象征——它圈定了当时被领主和绅士视为其私人财产的东西。话说回来，除了圈养牲畜的栅栏之外，如今的围墙似乎代表着一种失败：公众不承认某一私有财产的正当性。

柏林墙

欧洲诸帝国成功地将资本主义引介到全世界，这似乎令边界墙成了某种只存在于过去的东西。19世纪就此成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移民时代，铁路和蒸汽船将许多工人运往诸如美国和俄国的亚洲部分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但这一过程也催生出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都拒斥自由贸易和移民。这些排斥性的意识形态至少部分地导致了大屠杀及20世纪历次战争中的其它一些灭绝行为和强迫移民。随着联合国的建立以及核武器的诞生，以强力造成的疆域变化失去了正当性。余下的只有外交——外交失败之后则是安全围墙。

1961年柏林墙的落成，代表着一连串失败的终结点。最值得一提的，是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的极化，其后果则是无力落实和平条约以统一两方在东西德国的占领区。与东德相比，接受马歇尔计划之援助的西德生活标准提升较快，而东德的工业设施及其它资本则被苏联当作战争赔偿运走了。

其后果是，在1950年代早期，东德至西德的移民数量达到了数十万之多。1952年，斯大林下令关闭东西德国之间的“内部边界”（inner border），逃往西柏林就此成为可资利用的惟一移民渠道。虽然斯大林的逝世一时令紧张气氛有所缓解，但1950年代后期的移民数目仍有增无减，人们担心这一最后渠道也迟早会被封杀。

历史学家佩尔狄·阿霍宁（Pertti Ahonen）认为，围墙根本没有解决东德的问题，反倒成了一处持续三十余年的、具有象征性意识形态辩护功能的场所。随着东西德的对峙在1960年代早期达到顶点，东德当局声称围墙将能阻止“法西斯主义”教唆者及其“人贩子”计划的渗透。西德也以谴责围墙的方式回应东德；西柏林市长威利·白兰特（Willy Brandt）更将此屏障与“集中营”相提并论。

到了1970年代，西柏林人访问东柏林的便利性略有提高。在柏林墙于1989年被推倒之前很久，它一度起到的意识形态功能就已经丧失意义了。

约旦河西岸屏障

诉诸围墙的理由之一，还在于它们可以重构物理现实。以色列的约旦河西岸屏障（West Bank Barrier，下文简称“西岸屏障”）正是为此而设，它的主体部分建于2004年至2006年间，尽管其完成度仅有当初计划长度的65%左右。

令这堵墙闻名天下的是历史：英国和联合国在巴勒斯坦托管区的去殖民化问题上谈判失败，导致了该区的分裂及随后以色列与阿拉伯诸国之间的一连串战争。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承认了1949年的停火线，它将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划归约旦和埃及当局治下。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上述地区。尽管以色列长期以来有吞并该地的野心，但国际社会仍只认其为被占领的领土（occupied territory）。当时执政的工党希望以它来换取一份永久的和平条约。

在占领的头二十年里，巴勒斯坦的领土与以色列的经济有相当高的整合度，这一点如今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在1970年代的高增长时期，巴勒斯坦人可以自由地前往以色列的农场和工厂工作，也可以前往波斯湾发石油财创汇。但这种脆弱的繁荣也建立在剥削无国籍非公民的基础上。到了1980年代中期，经济开始衰退，最先被解雇的就是巴勒斯坦人。失业乃是引发第一次起义（Intifada，英译即uprising）的重要原因，这次起义迫使以色列和巴解组织（PLO）参与到了奥斯陆和平进程（Oslo Peace Procss）当中。尽管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仍是所有参与者的官方政策，但以色列不愿停止在被占领的领土上建立居民点的做派，以及巴勒斯坦领导层的低效，却使得该进程开展了不到十年就陷入停摆状态。

以色列在第二次起义期间建起了西岸屏障，声称要藉此遏止发生在城区的自杀炸弹袭击。但地理学家绍尔·科恩（Shaul Cohen）提出，修建此墙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将设置居民点的行为常态化以及合法化。围墙并未严格地沿着标示被占领领土的绿线（Green Line）修建，而是在巴勒斯坦的领土上进进出出，甚至于将某些村庄一分为二。其后果是，海牙国际法庭于2004年依照国际法宣布，围墙跨过西岸的部分——及与之配套的大门和检查站——乃是非法的。尽管围墙上仍然设有一些门，以方便完成季节性的农活，但西岸尤其是加沙地带在经济上遭到了孤立，导致了物价的飞涨以及失业率的疯狂攀升。巴勒斯坦的政治也因此变得不稳定，而这又让以色列持右倾立场的政府得以借机贯彻其维持现状、让陷入停滞的和平进程保持原地踏步的企图。

每一处边境墙的修建背后，都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但他们向全世界传达的信息却是高度一致的：我们与邻国建立外交和经济关系的努力失败了，而且我们没有修复关系的意愿。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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