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非易事。大量文献和流行文化告诫我们它的诡谲性，而个人体验也经常强调这一点。每当人们不为人喜且惹人厌烦；每当我们的感受得不到回应；每当我们的激情消退，乃至于被鄙夷为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爱。爱把我们拉扯到自己的极限，把我们弄得像一件破烂不堪的、皱巴巴的旧衣裳。爱是难事，使它困难至极的，或许在于它根本上具有悖论性：爱也是容易的，容易到即便当我们极度渴望终止它、即便当它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我们也得费一番周折才能让它停住。

布莱伦·霍珀（Briallen Hopper）的首部随笔集《相爱很难：随笔与自白》（Hard to Love: Essays and Confessions）从一种不同寻常的立场出发，展示了她对这一恼人而又包容的情感的思考，作者的爱情生活温热、充盈，但与浪漫的性爱全无关系，对传统的爱情观形成了挑战。这些随笔追溯了一名单身女性在世间的生活体验，它颇显棘手但依旧富有生机，这位女性的智识激情一方面帮助她打入了常青藤学校的圈子，另一方面也令她多年以来都被卷入到学术界里特有的、精英式的财务和职业上的动荡状态当中。她骄傲地披上了“老处女”（spinster）的斗篷——她宣称“造就我的正是老处女”——在另一些时候，她又梦幻般地引导我们将热切的注意力投向她个人的生活叙事，其间有相互支持的“新家”（found family，特指一群人因理念相近、关怀或互助而形成的亲如一家人的关系——译注）和亲密的朋友。

尽管《相爱很难》涉猎范围甚广，但霍珀的主要关切在于理解：做一名主要通过与其它女性的亲密友谊来建构自身生活的单身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了解到，她个人的历史与环境深受女子气息影响：她的五个兄弟姐妹里，有四个都是姐妹，且都是“之前由宗教嬉皮士们（religious hippies，在美国，部分宗教上持保守立场的人对公立学校较为排斥，倾向于在家教育孩子——译注）在家里完成教育的小孩”。虽然霍珀不无爱意地延续着这些家庭纽带，但她也从西北部的太平洋滨——她在那里长大——迁居到了东海岸，希望能与自己那温暖但又令人担忧的家庭拉开一些距离。在与硕士期间谈的男朋友分手后，她不再主动与人约会，并开始探求实现相互关怀的其它一些可能性。

你可以把《相爱很难》当作一封温和的公开信来读，它为一切被美国文化忽视或贬抑的关系发声。霍珀深入反思了她在老处女生活中的诸多际遇——令人不安的同居生活、寻求捐精者、为某位癌症晚期的友人组建一支关怀团队——借助于这一切，她凸显了一项原本应当很明显的主张。柏拉图式的爱情，以及因之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安排，既谈不上比追求浪漫爱情与婚姻更幼稚或更不幼稚，也不是通往婚姻生活的道路上的临时停歇点。它们既不是用来掩盖失败或者成就之欠缺的，也不是颁发给某个因别无选择而只得如此的孤独之人的安慰奖。

霍珀的书也是对社会变革的倡导。友谊是一种选择，一般而言，它里里外外都有某种冒险性质，且应与其它任何形式的家庭安排一道享有同等的权益和尊重。我们想要如此，这就够了。霍珀是以一个不追求丈夫的（uncoupled）的女性身份来提出和推进她自身的权利的，她呼吁承认那些尚未得到制度性支持的关系。她对挑战婚内夫妻的一揽子专属权益不感兴趣，也不会把这些关系斥为没价值或没意义——毕竟，身为一个神学院毕业生和牧师，她还主持过不少婚礼呢。她更希望人们能对所有亲密纽带一视同仁，包容单身人士之间的亲密纽带，并且为有需要者分派相应的保护和服务，而非使之局限于扯了结婚证的人才能取得的好处。没有人可以仅凭一纸婚约，就享有比别人更加有安全保障的生活。

霍珀的书发源于她2015年的一篇著名随笔《论老处女》（On Spinsters）。这篇文章表达了她对凯特·博丽克（Kate Bolick）《老处女》（Spinster）一书的批评，此外更重要的是，它为不谈恋爱也不结婚的女性有望实现的丰富生活提出了辩护。“我很高兴如今同性婚姻已经合法，”她在最高法院做出标志性判决后不久撰文表示了肯定，“但身为一个依旧渴望着关系和共同体、且已经在夫妻形式之外找到了归宿的老处女，我逐渐认识到，自己十分需要为某些在历史上曾因法律和人口统计学所规定的婚姻特权而多方受阻、且学会了在婚姻之外来建构亲密生活的人群说句话。”

上个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向来视推进婚姻为政策性事务。1960年代，政府将婚姻作为贫困黑人社群的补救良方来加以兜售：1965年的莫伊尼汉报告（Moynihan report）坚称，经济上的不稳定跟单亲家庭有关。而小布什政府又贩卖“婚姻疗法（marriage cure）”，将大笔钱投入到鼓励贫穷社群结婚当中，试图减轻这一人群对福利的依赖。唯禁欲论的性教育过程强化了一种观点，即婚姻才是惟一可靠的浪漫关系安排——甚至于那些意识形态上不太僵化的人，也倾向于推崇婚姻，而对其它一些潜在的关系不加承认。

然而，为婚姻提供激励，并不会奇迹般地使它成为一切关系的实践性行动样板——它只会沦为另一种拒绝赋予那些无法或不愿融入主流的人以法律权利的套路。如果你不结婚，你就不够资格享有特定的税收减免，且不能代表挚爱之人做出医学上的决策。如果你的伴侣去世，你也没有资格请法定的丧亲假。此外，如果你的伴侣不是美国公民，你就无法保证对方总是可以与你生活在同一个国家。霍珀提到，随着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许多酷儿伴侣也开始追求婚姻，但主要视之为一种法律保护的形式，而不是因为婚姻令他们的关系有了某些之前不可得的庄严性。透过把浪漫和法律上的赋权编织在一起，美国社会也让我们更难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爱了。

与霍珀一道，我想起了自己阅读肯尼迪大法官对“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的判决的那一刻，想起了他那令人折服的修辞。他总结道，“说这些男性和女性不尊重婚姻的理念将会造成误解……他们的希望是，不因单身而被谴责，不被文明最古老的建制之一所排斥。”声称未婚人群在本质上是“受谴责的”，有公然展示刚愎自用之嫌，甚至还有强烈的贬损意味。视婚姻制度为任何伴侣生活的本质要素，将使一种错误的等级制得到固化，令未婚人群及其亲密关系横遭否定。“这一将婚姻与成年人的承诺及责任强行绑定的做法，有时会让未婚人群沦为二等公民，”她写道，“同时还会贬损许多爱的必需形式的价值。”

鉴于此，霍珀以极具亲和力的口吻，向我们介绍了一些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爱慕对象。“大丁丁”讲述了选择捐精者这一过程中令人头昏眼花的一面，她将此任务托付给了两名信赖的好友（尽管她自己保有否决权）。“亲爱的章鱼”（Dear Octopus）则谈到了她与坚定的基督徒兄弟之间的持久而恼人的历史，二人曾经是同道，也是哲学辩论中的搭档，霍珀从他身上认清了自己，因为亲兄弟的固执己见与她不相兼容。在同一篇随笔里，她还审视了自己与姐妹间的关系——这是一种紧密的、血缘意义上的、其内部不时有冲突的纽带，迥然不同于她作为一个成年人与朋友一同建立的那种相互鼓励、情感真挚的纽带。

按霍珀的某位姐妹的说法，这些都是她的“爱的光环（love circles）”，她用这个颇有嘲讽意味的名字来形容其“大部分友人所践行的不妄加论断、敞开心扉的对话模式”。虽然霍珀明确表示她在原生家庭里感到不自在，但她拒绝比较亲戚和朋友之间谁对她的爱更深切。霍珀将其兄弟姐妹间的艰难之爱说成是“既安慰人又令人难以忍受的”，它或许需要调整到一个较为中庸的频率。“这种关系甚至会令我们进退维谷，乃至于使我们落得遍体鳞伤。然而它的重要性也未必就不如那些更令我们宽慰的关系——我们或许仍然需要它。”

霍珀对此的解释是，有许多种可以相互依靠和相爱的途径。她与她的朋友阿什莉·马卡尔（Ashley Makar）结识于耶鲁神学院，二人从相识到熟知，马卡尔多年以来渐渐成为了霍珀在写作上的共事者以及挚友。“老小孩的癌症故事”（Young Adult Cancer Story，“老小孩”在英语里大约指18岁至30岁出头的年轻人——译注）一章回顾了与马卡尔及其他“关怀团队”成员一同阅读约翰·格林（John Green）的小说《无比美妙的痛苦》（The Fault in Our Stars）的历程，当时马卡尔正接受晚期食道癌的治疗。霍珀发现，老小孩文学特别适合于安抚因无情而猛烈的病痛而引致的苦恼，这种苦恼会缓慢地折磨一个人的身体直至其最终屈服。“老小孩文学所能做的，是打开你的静脉血管或者眼泪通道，”她写道，“接着又以某种处在你想要的和你已经拥有的之间的东西，来止住这股血和泪——更多的戏剧性，但没有答案；更多的爱，但没有奇迹。”它不是治愈性的，但已经有许多文学作品表明，它就像树枝一样温柔地伸展。它是另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

我们在“惯性滑行”（Coasting）一章里认识到，照顾马卡尔的责任虽然令人倍感愉悦，但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引发了恼人不已且挥之不去的焦虑。事实上，霍珀提到说，她对马卡尔的情真意切让部分人感到有些困惑。“几年前，”她写道，“当我为照顾马卡尔而全面调整我的生活作息时，我们的一位熟人提出了批评，说有些类型的关怀应该只由浪漫伴侣来提供，不能让朋友代替。”但霍珀的世界观对这些浪漫习俗的条条框框不以为然，她倡导的生活方式是不要刻意为了抬举某一种特定的依系而弱化别的依系。“他也许是想要保护我，”她如此评论这位熟人，“但这样的话他就在强行贯彻某种成规，我看不出为什么仅仅因为我俩都是单身，我的朋友就应当被剥夺受到关怀的资格，而我也应当被隔离在爱的核心环节之外。”相反，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广博而慷慨地献出自己的爱，没有必要让那些先在的、文化上的陈规陋俗来对我们的情感加以裁夺。

《相爱很难》的最大成就，是其坚持平等地看待柏拉图式的以及非婚姻导向的人际关系方式，之所以这么做，不仅是因为它提醒我们要重新衡量自己对亲属关系（kinship）的感知——虽然这也很重要——也是因为它挑战了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屡屡对这种逻辑形成支撑的正是婚姻制度。霍珀抨击了婚姻就是相互依赖的黄金法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得到社会支持的、用以缓和自助之需求的惟一渠道”等古老且当今依旧根深蒂固的观念。她追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出于友谊而非浪漫来关怀某一挚爱的个体？我们可能会变得洋洋自得于自己的孤僻，进而忽视关心自己周围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套用霍珀的标题来说，以这种方式相爱是更难的——在此还要反驳许多哀叹爱情所带来的痛苦与折磨的诗歌、电影和小说，爱原本就不应该总是容易的。爱应当不断伸展、应当温和地推动我们去到距离我们原本所愿更远一些的地方。我们通常无法依靠自己的政府和各种力量非凡的制度来保护公民的安全，有鉴于此，我们需要老处女们的丰富阅历，需要能照顾癌症患者的友人，需要精子捐助的鉴别者，也需要在白宫门外发起声势浩大的抗议。爱必须出于乐意（willing），而且要永远出于乐意，因为它不可能是别的东西。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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