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就是生命。它是公民追求自身的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基本先决条件之一。时间也向来是政治斗争的焦点。对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意大利自治主义者（Autonomist）运动而言，享有在工厂外的较丰富生活的权利，与对于更佳工作环境的需要乃是同等重要的。鉴于自动化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工厂可以用更少的时间制造出更多产品了——工人理应享有追求更大自由的一切权利。

这种需求一直有其道德上的反对者。1920年代曾有呼声要求将工作日从每周六天减至五天，对此费城齿轮厂的负责人乔治·马克兰（George Markland）回应称，美国男人越来越“软蛋和娘娘腔了”。在当代人听来，他的反对无非是守旧而已，但卖力工作（graft）仍然备受推崇。近来，《纽约时报》上有评论文章探讨了“穷忙诱惑”（toil glamour）这一现象：疲惫之下依旧忙碌且热心于工作，因此还滋生了优越感，这在高新技术产业里尤其明显。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智库“自主”（Autonomy）和“每周工作四天”运动（4 Day Week）新近联合发布的报告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报告呼吁英国行动起来，透过加大对自动化技术的投入来争取更短的每周工作时间，且实行后收入不可减少。这份报告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其中包括英国影子大臣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l）和经济史家罗杰·布列格曼（Bregman）。

这份报告可喜地复兴了围绕工作时间的争论，也呼应了1990年代到2000年代间相对温和的“工作——生活平衡”运动，在后者看来，较多的闲暇时间基本上仍是特权阶层的生活方式选择，或者是运气较好的人群实现弹性工作的便利手段。当前的眼光是更深远且更具包容性的——工作时间的削减应该得到国家的背书和支持，这样一来就能让尽可能多的人享受到闲暇时间的提升。

报告还有一处亮点，那就是论据上的旁征博引。近来有数据表明，英国有140万工人目前受累于与工作有关的亚健康状态，工作日里有50%的损失都跟与工作相关的压力、焦虑或抑郁脱不了干系。报告主张，减少每周工作时间可以是部分缓解前述精神压力的一种途径。

报告作者还提出，较短的每周工作时间有利于性别平等。在英国女性承担了76%的育儿工作、每周平均在无薪家务上花费26小时的背景下，较短的每周工作有助于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让女性更易于得到有薪的工作，对异性恋夫妇来说，它也可以为男性腾出必要的时间来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

报告也提到了一个与环境相关的案例，指出较短的每周工作时间可以减少通勤旅途中产生的污染，也可以为人们省下时间来减少对碳密集型方便食品的依赖，譬如加热即食的便餐。

这里的关键是，追求上述的好处也有望得到雇员们的支持。报告引用了一系列研究和案例，提出实行较短的每周工作时间不会导致生产力的损失，理由既包括自动化的好处，也包括漫长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压力长期来看将降低效率。事实上，不少公司已经缩短了每周的工作时间，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e）即是一例，该司最近宣布了在800名员工中试点每周三天工作制的计划。

报告的亮点还不只在于论据的广博，它也认识到了较短的每周工作时间的局限性。作者颇为用心地强调称，政策“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它会引发许多新的问题，而我也因此而开始思考：是否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同等地得益于自动化和工作时间的减少？诸如护理这样的工作具有“随时候命”（on call）的特点，就此可能需要某种全新的轮班制度，而不是一刀切地减少工作时间。

新的工作时间规制方案为那些劳累并非源自作息安排的工人带来的好处可能也是有限的，其问题涉及到大环境方面的因素。如今，从某种意义上讲，有相当一部分工人是被迫自律的。我们不妨以打零工的人（gig worker）为例，他们的辛劳和较长的工作时间更多源自于生存需要，而非雇主的强令和工作时间表。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下那些学术或者创意工作者，他们在这个竞争白热化、合同临时化的世界里也经常超负荷工作，因为他们担心自己未来的“可雇佣性”（employability）。诸如此类的许多工人依旧希望保持每周五天的工作制。他们的问题就不能全部打发给工作时间规制来处理，而需要更复杂的解决方案。

我们还应当想一想那些真心把工作当成一种享受的人群——他们是幸运的，对他们而言“工作”和“生活”的区分已经变得毫无意义。追求较短的每周工作时间如果想要成为一条真正具有进步性的道路，那就需要为多样化的态度留足余地，要创造允许人们自主选择的政策环境，不能都按一个方子来抓药。

最后，“自主”和“每周工作四天运动”也周到地指出，不少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很大程度上牵涉到文化的维度。说到底，在外工作的需求并不是阻碍男性承担家务的惟一因素，顽固的文化习俗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如认为“女性的角色”有某种不变的本质。与此类似，令人们选购碳密集型方便食品的因素也不只是没有时间，还包括消费主义的阔绰和美好生活理想。

在这种语境下，较短的每周工作时间就并没有新近的报告所宣称的万能药效用，而是推动变革的实践基础——这里的理念在于创造能“最大限度支持”长期文化变革的政策组合。如作者所言，应视政策为更广泛的劳工斗争的一个重要元素。我们不仅要为更短的工作时间而斗争，也要为更好的工作环境、为失业期间的资源和尊严而斗争，还不能因他人无法满足社会的“好员工”理想就对其有不当的对待。

话说回来，即便较短的每周工作时间不是万能药，这份报告也依旧是一项突破性的介入。在这个灰暗的紧缩时期里，我们很容易只盯着生存和安全而不顾其它，“自主”和“每周工作四天运动”恰逢其时，提醒我们不忘自由的重要性。

要求较短的每周工作时间，不仅是一项根据充分的政策草案，也是一种挑衅（provocation）。它邀请人们来讨论令人不舒服的真相：彻底反省这个只顾工作而完全不顾人们的身体极限和存在性需求的世界。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真正想要的又是什么？

“自主”和“每周工作四天运动”向我们表明，这些问题不只是乌托邦主义和空想家的专属。其出台的报告充满着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美国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主要关注社会分层和平等主义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译注）晚近所推崇的“乌托邦现实主义”（utopian realism）精神。更短的每周工作时间也许是个鲁莽的提议，但它也是脚踏实地而又敏于求证的。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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