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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都挺好》热播:女性团结是男权社会下的无奈之举吗?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最近引发广泛讨论的电视剧《都挺好》以及好莱坞演员为子女上学行贿事件。

《都挺好》剧照

撰文:傅适野

编辑:朱洁树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最近引发广泛讨论的电视剧《都挺好》以及好莱坞演员为子女上学行贿事件。

电视剧《都挺好》热播:女性团结是美好乌托邦还是男权社会下的无奈之举?

近期,根据阿耐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都挺好》由于涉及原生家庭、重男轻女、妈宝男、养老等社会热点问题,引发广泛讨论。电视剧的情节围绕苏家展开,与2018年热播的探讨原生家庭之痛的英剧《梅尔罗斯》类似,《都挺好》也以家中强势家长之死拉开序幕。苏母的突然死亡打破了苏家的平静生活。考取斯坦福大学后在美国已工作定居十年的老大苏明哲回国奔丧。由于父母重男轻女且和二哥不和,十八岁起就与家中断绝经济往来的三妹苏明玉也回到阔别多年的苏家,开始为母亲筹备葬礼。从小备受母亲宠爱、靠着母亲的经济支持在婚后实现小康的二哥苏明成的生活仿佛突然失去了主心骨。而失去强势伴侣的父亲苏大强则一方面放飞自我,一方面开始对三个子女不断提出种种养老要求。两代人之间、兄妹之间、几个家庭间的纠葛、冲突和矛盾就此展开。

《都挺好》海报

目前的讨论大多聚焦在关于原生家庭的迷思。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苏明玉对内通过与原生家庭的经济和情感切割,在外通过自身努力奋斗与打拼,摆脱了原生家庭的控制与阴影,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但另一方面,苏明玉其实始终没有走出她的童年阴影,就像她永远无法忘记苏大强儿时在苏母面前唯唯诺诺从不为自己出头一样。更可悲的是这种原生家庭阴影的复制和延续,苏明玉最终成为了像苏母一样的女人。我们究竟能否摆脱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和阴影,这恐怕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除了这一层面的讨论外,苏家面临的种种问题,到底是因为重男轻女,还是对于权力的钦慕和追寻导致的结果?电视剧提供的渣男当道、女性相互扶持的美好愿景,究竟是一种针对男权社会的替代性解决方案,还是一种男性集体缺位时女性的无奈之举?

在闫红发表于“腾讯·大家”的《<都挺好>最可怕的不是重男轻女,是权力饥渴》一文中,她指出《都挺好》让人背后发凉的原因在于它刻画了一个完全依靠权力维持的家庭。虽然在电视剧中对苏母重男轻女的动机进行了切割,但在原著中,苏母的铁腕和强势其实是由于她被迫走入了一段不情愿的婚姻。苏母的父母因为她弟弟的事情有求于苏大强,苏母因此只能自我牺牲。这样来看,她自己本身就是重男轻女的受害者,而在她自己组建起的家庭中,她又复制了这种权力结构关系,用这样的方式对待唯一的女儿苏明玉。苏母和苏明玉不同的地方在于,苏明玉学会了反抗,她不愿做母亲的棋子,任凭摆布,而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走出了一条独立的道路。作者认为苏母和苏明玉的矛盾,是迷信强权的压迫者和已经觉醒的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而随着苏母去世,她的权力王国轰然倒塌,苏家陷入了几股不同势力纷纷争权的混乱局面。

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苏明玉在苏家的地位迅速提升。长子包袱过重的苏明哲也不甘落后,在家人面前打肿脸充胖子,通过对弟弟妹妹的打压式话术“真是太让我失望了”维持残存的长子威望。而曾经备受母亲喜爱、风光一时的苏明成,随着自己啃老秘密的暴露,成为了家中的地位最低者。至于父亲苏大强,在被强势妻子压制多年后,开始通过胡搅蛮缠撒泼打滚博取子女关注。至此,家中的每个人仿佛都患上了权力饥渴症。作者认为,人人都可能患上权力饥渴症,只是相对于外界,在家庭中这种饥渴症更容易得到满足和宣泄。

并非人人都如苏明玉般幸运,能够愤然抗争,凭借自己的能力突破这种权力格局。例如,在日本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当中,松子的父亲偏袒妹妹,对松子则格外严厉,只有在松子扮丑时,父亲才露出难得的笑脸。通过脸色的分配,父亲支配和行使着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力,也让松子形成了讨好型人格,继而影响了她之后的每一段亲密关系。

不过话说回来,明玉真的能摆脱这种长久以来的家庭权力格局对她的影响吗?似乎她从这个家庭中学习到的也只是要足够强大、要向上爬、要成为握有话语权的人。而当她足够强大时,她又该如何避免走上恃强凌弱的老路呢?

除了家庭权力格局之外,面对强大的苏家“渣男”天团,剧中女性的互帮互助也是此剧的一大看点。在发表于《每日人物》的文章《从安迪到苏明玉,她们是如何一步步升级的?》中,作者楚明指出剧中的女性同盟及其局限。

早已与原生家庭做出切割的明玉在母亲去世之后又被拉回原生家庭,遭到父兄的集体反噬。曾经她在家中被认为是“赔钱”的女人,受到轻视。但在她成功之后却被要求出钱出力,恪守孝道,甚至被亲情绑架,被迫原谅将自己痛打一顿的二哥。男性对女性的双重标准在此处体现得淋漓尽致。大嫂虽然原生家庭顺遂,是家中独女,但由于与好面子的大哥苏明哲结合,也被迫承担很多不必要的责任。她一面试图弥合兄妹感情,一面和明玉结盟,帮忙分担婆家重担。娇生惯养的二嫂朱丽嫁给了嘴上抹蜜的苏明成,在得知苏明成啃老多年后,朱丽倍感羞愧,决心省吃俭用偿还欠款。因此,在苏家三个男性都靠不住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三位女性,是儿媳妇和女儿的结合撑起了整个家。

《都挺好》剧照

作者认为,从《欢乐颂》到《大江大河》到《都挺好》,原著者阿耐延续了她一贯以来对女性和两性关系的洞察与构造。阿耐塑造的成功女性有其共性,都是在经历与糟糕的原生家庭或者性别偏见的抗争之后,才找到人生的突破口。另一方面,阿耐传达的这种抗争又是不彻底的。在她的作品中,女性仍然充满了对于男性的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不论是《欢乐颂》中的安迪还是《都挺好》里的苏明玉,她们身边都不乏掌握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成功男性辅佐,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于男权社会的臣服和顺从。因此,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对于女性独立崛起的方式,阿耐给出了模糊不清的答案。但作者认为,这个答案与作者自身的经历和精英主义倾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阿耐看来,不论男女,个体都需要通过奋斗,抓住一切机会获取智识、才干和阅历,最大范围实现自身价值,获取社会资源。在《欢乐颂》中,阿耐赞许的是安迪和曲筱绡这种精英女性,前者有智力,后者有行动力。而《大江大河》里的梁思申,则是集聪明和胆量于一身的女海归。其中的另一个女性宋运辉的姐姐宋运萍,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弟弟,最后又因为操心丈夫而不幸丧生,她这种懂得牺牲的美德并没有受到阿耐的青睐与推崇。

美国大学招生舞弊:高校是实现阶层上升的渠道还是精英阶层的复制机器?

《福布斯》3月12日报道称,美国马塞诸塞州的联邦检察官安德鲁·莱林在一起全美范围内的大学招生欺诈案中起诉了50人,其中包括曾凭借《美国重案》多次获金球奖迷你剧/电视电影最佳女主角提名的女演员菲丽西提·霍夫曼、《倾听心灵》演员洛莉·路格林、著名时装设计师莫辛莫·贾恩鲁里,以及多名企业高管。嫌疑人涉嫌行贿高达600万美元。据报道,这是美国联邦司法部起诉过的最大的一起高校招生丑闻。

根据法院文件,该指控包含贿赂考官以便在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等考试中作弊,以及贿赂高校体育教练,让学生在不具备相关资格或能力的情况下能以运动员身份进入高校。根据CNN报道,这50人中行贿数额从5万美元到50万美元不等。女演员洛莉·路格林与其丈夫被指控用50万美元让两个女儿通过划船队员的身份进入南加州大学。而此次涉及的大学包括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乔治城大学、波士顿大学、东北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等多所高校。

耶鲁大学

此次事件涉及现年58岁的威廉·辛格在加州创办的升学机构“The Key”。辛格为客户提供包括安排枪手代考、贿赂监考考官、贿赂行政人员修改成绩在内的一系列打包服务。辛格曾表示,这个机构的目的就是帮助美国最富裕的家庭,让他们的孩子进入名校。他还曾告诉客户,“走‘前门’意味着你得靠自己,但也有一扇‘后门’,通过结构性的空间获得提升。”美国联邦探员表示这种行为损害了整个国家其他学生进入高等学府接受教育的平等机会。

在发表于“澎湃新闻·澎湃研究所”的文章《美国高校舞弊,偶然性事件还是系统性不公》一文中,记者李麑指出,2017年NGO组织Opportunity Insights对于38所包括常春藤盟校在内的顶尖院校的调查显示,其中更多的学生是来自社会阶层的金字塔塔尖而非塔基。而这种教育不公实际上是一种隐形的、“合法的”现象。在Daniel Golden出版于2006年的著作《入学的代价:美国统治阶级如何买下通往精英院校之路》中,他指出通往精英大学的两种路径。第一是通过捐赠,在为哈佛捐款的400人中,大约有一半都有子女在哈佛读书。第二则是“传承生政策”,即申请者有家庭成员是学校校友,则他/她会得到某种形式的“加分”。在2018年,这政策曾遭到全美12所顶尖大学的学生团体的联署抗议。除此之外,美国名校对于体育的重视也塑造了另一道“门槛”。俄克拉荷马大学的教育学副教授Kristen Hextrum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成为一个高级别运动员需要投入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这意味着大量的教育资源。一些高门槛运动比如赛艇、高尔夫球、水球或者击剑等,在常春藤院校特别流行。

在发表于“腾讯·大家”的文章《为了孩子能进名校,美国富豪也花钱作弊》中,作者凌岚指出,真正在乎孩子上名校的,其实并非孩子本身,而是他们的富豪家长。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在行业中的声望,让他们比他们的孩子更看重学校的品牌。孩子的学校成为了精英家长的另一种身份证明和自我价值体现。从这一点来看,美国富豪家长与喜爱面子的中国家长并无本质区别。

而从学生自身的角度看,他们渴求的可能并非大学提供的实际技能,而是其背后的象征地位。在发表于“界面文化”的《文凭、技能与地位:如果学到的知识用不上,我们为何还要上大学?》一文中,作者林子人提到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的著作《文凭社会》中的观点。在柯林斯看来,大学文化承担的功能是将中上层阶级的孩子聚集到一起,让他们在大学活动中产生感情,成为朋友,最终走向门当户对的婚姻。“通过不断告诉大众教育能够通向精英地位,并通过提供社会流动的机会,大学吸引了人群中大部分能够获得机会进入精英阶层的人。”

美国精英高校成为精英阶层自我复制和延续的机构,这一结论其实并不陌生。在发表于“北美留学生日报”的《今年50%的哈佛新生是“富二代”,寒门贵子已经快“灭绝”了》一文中,作者奶泡指出,今年美国哈佛大学公布的新生调查显示,在2021级哈佛新生中,白人占52.1%,亚裔占23.8%,而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或拉美裔加起来只有21.6%的比例。同时,调查发现新生的种族和父母的收入有直接关联。在白人新生中,42%来自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家庭,数量几乎是黑人学生的两倍。在受访者中大约有17%的学生来自家庭年收入50万美元以上的超级富豪家庭,而只有12%的学生来自年收入不到4万元的家庭。根据“The Richest”报道,哈佛大学是拥有有钱学生最多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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