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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政治小说里的记者角色不如犯罪小说里的重要?

“如果反派要展开可怕的行动,记者往往难以阻止——无论在真实生活中还是小说里都是如此。”一位当了45年记者的美国小说家这么说。

图片来源:RALPH MORSE / 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 / GETTY

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老记者。和很多同行一样,我入行早(我15岁就开始做记者了),一待就是45年多。我的身份从记者到编辑到现在作为《洛杉矶时报》的媒体评论员。我也写作关于媒体的书籍,甚至还掌管了两家研究媒体的智库。我和比尔·科瓦齐(Bill Kovach)合著的关于媒体职责的书《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在全球都有读者。

对我来说,记者是英雄。但是当我几年前开始写作小说时——我需要想象小说里所有人物的想法——我发现,至少在政治小说里,记者成不了主角——他们对事情的把握太碎片化了,他们很少有机会进入秘密计谋展开的地方,而且对于政治悬疑小说的设定来说,他们比别的角色更难力挽狂澜。

在其它类型的小说里,尤其是犯罪小说里,记者可以是很精彩的主角,毕竟记者的职责就是追求真相。而且在真实生活中,他们也常常可以帮助破解包括谋杀在内的案件,比如萨克拉门托的金州连环杀人犯、洛杉矶的“沉睡杀人魔”(Grim Sleeper)等等。

但是大多数犯罪小说的结构是回忆式的。案件已经发生,主角必须找出罪犯。情节是由破解案情来推动,很多事实已经摆在面前。因此许多人物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记者、警察、私家侦探,甚至是英国的老太太(作者应该指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马普尔小姐——译者注)。犯罪小说的主角的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往往聪明有干劲,注重细节,也善于归纳——但是这些特点不单属于记者。

相比起来,政治小说则是不同的类型。政治小说的情节驱动力不是来自于已经发生的罪案,而往往是反派追求权力,展开计划、谋求事变,需要有人来打断、解决。政治小说的情节是向前发展的,而非往后回顾。同时,故事也集中在塑造欲望和人物关系上,而非已经发生的事情。

上个世纪60年代经典的政治悬疑小说就是采取这样的结构。在《五月中的七天》(Seven Days in May)里,一个救世主式的右翼将军盘算着发动军事政变去推翻一个孱弱的总统。在《奇幻核子战》(Fail Safe)里,美国电脑发出错误信号,以为苏联要展开攻击,于是不择手段的硬派要求先发制人打击对方。在《满洲候选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里,一个渴望权力的华盛顿女人与朝鲜人结盟,想要助她丈夫登上总统宝座。这些故事里的主角不仅仅需要发现这些阴谋诡计,还得阻止这种行为,很多时候他们到最后一刻才成功。“枪杀总统的计划失败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像这样结尾可不行。主角需要拨开丛丛人群,在枪手行动之前夺走武器。

根据《满洲候选人》改编的同名电影剧照 图片来源:M.C. Productions

这种情节一般都在背地里发生。在传统的犯罪小说里,最后结局往往会公之于众,罪案本身以及结局就是亮点。但政治悬疑小说里,爆炸性的消息往往需要避免被人知道。在弗雷德里克·福赛斯(Frederick Forsyth)的小说《刺杀戴高乐》(The Day of the Jackal)里,主角是一名警察,最后把杀手埋在不知名的墓地里,戴高乐差点被他的政敌谋杀的秘密也随之埋葬。对读者来说,结局的乐趣来自于知道了公众不会知道的秘密。但记者这样就会很尴尬:他们的工作应该是揭发秘密,而非掩盖秘密。

记者也可能一开始就没有途径得知秘密。政治小说的一部分乐趣来自于得知内政外交的内幕,观察权力游戏的背后心理。这种情况下,主角是内部人士更好展开故事,而记者都是在门外等着问问题的。

艾伦·哲瑞(AllenDrury)的《华府千秋》(Advise and Consent)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是一本关于参议院任命的小说。哲瑞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但就像是为了强调记者对政局影响甚少似的,小说里的记者连名字都没有,读者只知道他们所在的媒体。小说里他们提出的问题也傻里傻气的,哲瑞也没有描述他们的外貌和内心活动。这其实是他用间接的方式表明华府的权力究竟是怎么运行的,而绝大多数内情都不会见报。

哲瑞小说里的一个主要人物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鲍勃·门森,他负责让白宫的人事任命通过。在小说里,所有人都信任他,透露给他很多消息,这样一来,他在情节展开上就是一个很有用的人物。他还理解甚至同情各派人士的做事动机,这样哲瑞就可以用他来传达故事的复杂层面。

政治小说的主角很少是记者,更多时候是离权力较近的人,这样他们才有机会了解包括反派在内的其他关键人物的动机。在《满洲候选人》里,主角是一个军事情报官,之前还是一个战俘,他发现他的老朋友有问题。在《五月中的七天》里,主角是一个军官,他发现了他过去的上司的疯狂行动,感到非常痛苦。在唐·温斯洛(Don Winslow)关于打击毒品的三部曲里,主角是缉毒局的员工,他与自己的老友大毒枭多年斗智斗勇。在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的《林肯》(Lincoln)里,读者通过林肯总统的年轻助手约翰·海依的视角去观察他的技巧、聪慧、微妙、优雅——这些是内阁人员都难以看到的一面,也是小说吸引人的一个原因。

由《五月中的七天》改编的同名电影剧照 图片来源:Paramount Pictures

我自己的新书《美丽的谎言》(The Good Lie)是关于华府如何应对国外的恐怖主义袭击的。书里讲述了调查报道——尤其是关于国家安全的报道——的很多细节和挑战,包括记者如何见到可以提供情报的人又如何获取他们的信任,他们如何避开那些可能将他们抓起来的高新科技,以及整个过程和电影里演的是如何截然不同。书里也有对提供情报的人的动机的描画。这本书里的很多记者十分英勇,他们报道新闻,揭露了华府的一些谎言,也推动了情节发展。但是最终,这些爆料只揭示了部分事实。

在现实生活中,记者把有证可寻的事实记录发表出来,但实际上,他们很少能掌握所有事实。他们也渐渐地发现,这些事实永远无法组成全部真相。我们可以确定新闻里的人物、事件和地点,但是我们对动机总是难以把握,比如为什么总统会这么做。记者也试着寻找这些答案,但是永远无法确定。但在政治小说里,动机问题激活了故事,这也和所有小说的目的是一样的:帮助我们了解世界的来龙去脉。

斯蒂芬·金曾说,好的小说是“谎言里的真相”。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只守着客观世界可以观察到的东西,我们就无法完全知道或理解真相,而好的小说可以帮我们理解。好的悬疑小说家——无论是写犯罪小说或者政治小说的——在提供娱乐消遣的同时也试着揭示一些真相。他们有时从真实事件取材,稍微改头换面,去探索更广泛的内涵。他们把深刻有趣的人物置于这样的情境中,看他们如何在情感和道德层面上做出反应。

对于想要揭示政治真相的小说家来说,记者在小说里可以是重要人物。他们挖掘消息,抛出尖锐的问题,揭露一些秘密。但如果反派要展开可怕的行动,记者往往难以阻止——无论在真实生活中还是小说里都是如此。

本文作者汤姆·罗森斯蒂尔是美国新闻学会执行主任,曾任《洛杉矶时报》的媒体评论员和《新闻周刊》国会记者团团长,著有《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和《真相》。

(翻译:邱小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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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西洋月刊

原标题:I SpentMy Life in Newsrooms—But in My Novels, Reporters Aren’t the Her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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