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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中国应该想想怎么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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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中国应该想想怎么加税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指出,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只是最发达国家的1/5,这意味着还需要在技术、知识、人力资本方面追赶。合适的税收设计,包括开征环保税、土地税、资本利得税等可以帮助中国经济结构改革。

2019年3月24日,北京,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演讲。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指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设计增加税收。合适的税收设计,包括开征环保税、土地税、资本利得税等有助于中国经济结构改革。

斯蒂格利茨说,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还只是最发达国家的1/5,这意味着还需要在技术、知识、人力资本方面追赶。不平衡现象非常突出,需要确保各个方面实现人人机会均等。还有环保方面的问题,制度方面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地方政府征税基础不足的问题,导致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地方政府征税基础不足还体现在相应的事权支出不够,基础设施、教育、公共服务、卫生、环保、不平等问题的支出资金是不够的,这需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做一些调整。

“中国现在应该想想怎么加税。因为合适的税收结构,包括环保税、土地税、资本利得税,这些是比较好的税种,可以帮助经济结构改革,去解决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对我来说,供给侧改革需要设计增加良好的税收。”斯蒂格利茨说。

“我们需要的不仅是GDP,而是高质量增长,这需要从供给的两侧入手,实现供需平衡。现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因为全球的总需求不足,给经济增长带来下行的压力,在考虑供给侧改革的时候,我们需要选择正确的供给侧的措施。”他说。

“错误的供给侧改革会削弱需求,并且阻碍增长,可能会增加不平等和其他问题。正确的供给侧改革可以提振需求、平衡眼下和未来,并实现其他目标。”斯蒂格利茨说,上世纪80年代美国进行的供给侧改革留下很多经验教训,当时美国的减税和解除管控导致了后来的经济减速。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供给侧改革的结果是失败的,不仅使经济增速下降,而且导致不平等加剧,现在已经是美国历史上不平等最严重的时期,增加了不确定性。”他说。

此外,斯蒂格利茨还指出了未来中国在发展中可能遇到的两点障碍,一是金融,二是竞争。

“应该认识到金融行业的规模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它的结构和业绩表现是最重要的。”斯蒂格利茨说,过度的债务融资会带来高杠杆的问题,因此要更好地监管中国的金融市场,可以建立更多的地区性金融机构,增加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

对于竞争,斯蒂格利茨表示,要防止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的问题。“在美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一个行业或者企业的市场力量越来越大,就是行业的集中度越来越高,经济增长会受到负面影响。对中国来说,一定要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也就是说要有很强大的竞争政策,这是很重要的供给侧改革措施。”他说。

他强调,政府在其中要扮演好平衡的角色。“政府必须扮演积极的角色去监管市场,尽量解决环境退化的问题、城市不宜居的问题,以及减少不平等。所以,要更多地投资于医疗和教育,这些既是可以提升生产率的供给侧措施,也可以提高私营部门的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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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中国应该想想怎么加税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指出,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只是最发达国家的1/5,这意味着还需要在技术、知识、人力资本方面追赶。合适的税收设计,包括开征环保税、土地税、资本利得税等可以帮助中国经济结构改革。

2019年3月24日,北京,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演讲。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指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设计增加税收。合适的税收设计,包括开征环保税、土地税、资本利得税等有助于中国经济结构改革。

斯蒂格利茨说,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还只是最发达国家的1/5,这意味着还需要在技术、知识、人力资本方面追赶。不平衡现象非常突出,需要确保各个方面实现人人机会均等。还有环保方面的问题,制度方面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地方政府征税基础不足的问题,导致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地方政府征税基础不足还体现在相应的事权支出不够,基础设施、教育、公共服务、卫生、环保、不平等问题的支出资金是不够的,这需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做一些调整。

“中国现在应该想想怎么加税。因为合适的税收结构,包括环保税、土地税、资本利得税,这些是比较好的税种,可以帮助经济结构改革,去解决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对我来说,供给侧改革需要设计增加良好的税收。”斯蒂格利茨说。

“我们需要的不仅是GDP,而是高质量增长,这需要从供给的两侧入手,实现供需平衡。现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因为全球的总需求不足,给经济增长带来下行的压力,在考虑供给侧改革的时候,我们需要选择正确的供给侧的措施。”他说。

“错误的供给侧改革会削弱需求,并且阻碍增长,可能会增加不平等和其他问题。正确的供给侧改革可以提振需求、平衡眼下和未来,并实现其他目标。”斯蒂格利茨说,上世纪80年代美国进行的供给侧改革留下很多经验教训,当时美国的减税和解除管控导致了后来的经济减速。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供给侧改革的结果是失败的,不仅使经济增速下降,而且导致不平等加剧,现在已经是美国历史上不平等最严重的时期,增加了不确定性。”他说。

此外,斯蒂格利茨还指出了未来中国在发展中可能遇到的两点障碍,一是金融,二是竞争。

“应该认识到金融行业的规模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它的结构和业绩表现是最重要的。”斯蒂格利茨说,过度的债务融资会带来高杠杆的问题,因此要更好地监管中国的金融市场,可以建立更多的地区性金融机构,增加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

对于竞争,斯蒂格利茨表示,要防止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的问题。“在美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一个行业或者企业的市场力量越来越大,就是行业的集中度越来越高,经济增长会受到负面影响。对中国来说,一定要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也就是说要有很强大的竞争政策,这是很重要的供给侧改革措施。”他说。

他强调,政府在其中要扮演好平衡的角色。“政府必须扮演积极的角色去监管市场,尽量解决环境退化的问题、城市不宜居的问题,以及减少不平等。所以,要更多地投资于医疗和教育,这些既是可以提升生产率的供给侧措施,也可以提高私营部门的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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