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我住的地方不远，有一家面包店。在伦敦，我们的这个小社区最近华丽升级。曾经的小茶馆卖的都是普通家常面包卷，而现在，这个充满小资调调的面包店似乎和这条街一点都不违和——店里摆着酵母面包、小豆蔻卷，单品咖啡豆冲泡的馥芮白，以及6英镑（约合53人民币）一小罐的精致果酱。不得不承认，我也很喜欢这家面包店，但也因此感到愧疚，因为我发现，正因为有万千像我这样把自己称为“中产阶级”（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比任何时期都要富裕）的人，这样的高级面包店才能在社区里生存下去。然而也正因如此，想要找一杯低于2.7英镑（约合人民币24元）的咖啡越来越难了。

最近这个小咖啡馆在收银处挂出了一个牌子：“对不起，只接受银行卡支付。”人们不用像以前一样，带着重重的一堆硬币，结账的时候掏半天钱，叮铃哐啷地把自己努力赚来、小心省下的钱交到另一个人手上——刷个卡，扫个码，你的咖啡立马就来。

如果你没有银行卡，也不用手机移动支付，手上只有一把钢镚，那只能怪你运气不好了。这样一来，收银处的那块牌子就和“送客”差不多。正如小说家萨姆·拜尔斯（Sam Byers）所说的那样，当我们在界定一个故事是不是反乌托邦的时候，必须先扪心自问，我们口中的反乌托邦是对谁而言？“无需放眼世界，单单是在我们生活的国家，许多人都会告诉你，他们生活在一个反乌托邦的社会中，”拜尔斯继续解释说，“假如你流离失所，或者是想要申请福利，但有关部门拒不接受，那么你所处的就是一个反乌托邦；假如你来到一个国家，拥有难民的身份，却没有固定住址，于是无法在银行开户，这样一来你所处的也可以称作反乌托邦。”因此，拜尔斯认为，当我们讨论反乌托邦小说的时候，应该好好思考，“我们现在的想象是不是其他人正在经历的日常生活？”

拜尔斯的第二本小说《背信弃义》（Perfidious Albion）在去年出版。这本书以脱欧后支离破碎的英国为背景——人们的生活逐渐被科技巨头操控蚕食，然而故事中的这个另类现实其实近在眼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堵得慌，和当年看《黑镜》的感觉一样：这种感觉深入骨髓。事实上，正因如此，我没办法继续下去看完整本书。然而，在反乌托邦文学作品中，这样的时期难以避免。在二十一世纪的种种压力之下，反乌托邦已经走出了科幻小说的圈子，向主流文学迈进了。

然而要定义反乌托邦这个概念并不容易。《牛津词典》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反乌托邦）是一个想象中的国家或社会，滋长着巨大的苦痛或不公。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集权主义和末日社会。”从尤金·扎米亚金（Yevgeny Zamyatin）1924年关于国家监管的经典小说《我们》，到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再到马格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使女的故事》，这些小说中的特质都能与牛津的这个定义对上号。然而《剑桥词典》对于反乌托邦的定义则是“一个人们无法好好相处同时感到不快乐的社会。”同时，剑桥还补充说明，“相关词汇、短语和同义词‘悲伤与不快乐’词条。”

这样的定义就给拜尔斯的发问敞开了大门。这是不是意味着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人都无法和睦相处？是不是所有人都不会感到快乐？亦或许部分人的不快乐正是另外一些人快乐的基础——比如说远离芸芸众生贫困境况的精英阶层。不管我们选择哪种解释，“反乌托邦”这个词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在1516年创造的词“乌托邦”（Utopia），也就是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型——至少对这位作者来说是理想的。乌托邦的愿景有一个前提，人类和人类社会是可以完善的，然而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偏离了这个信念，越堕越远了。

今年春天，新出的反乌托邦小说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比如说戴夫·埃格斯（Dave Eggers）的《游行》（The Parade），这本小说的两位主人公名叫“四”和“九”，这两个男人被派去修一条大路，缝合一个被一分为二的国家，让这个国家从一场无名但惨烈至极的战争中恢复过来。首次亮相的小说家本·史密斯（Ben Smith）则带来了《多格兰》（Doggerland），这个引人入胜的小说背景设置在一个大型风力发电厂里，时代不详，只知道故事发生在一场气候灾难之后，原来的土地都不再适合居住，幸存者一个个成为奴隶，隶属于一个被称作“公司”的神秘组织旗下。约翰·兰彻斯特（JohnLanchester）最近的小说《墙》（The Wall）则将气候灾难和害怕被外国势力颠覆的偏执症联系在一起。

另外两本小说则截然不同，反乌托邦社会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交织融合。在《最后活着的人》（Last Ones Left Alive）中，独立出版商特拉姆普出版社（Tramp Press）的联合创始人，爱尔兰作家莎拉·戴维斯-戈夫（SarahDavis-Goff）构想出了一个后末世（post-Apocalyptic）的爱尔兰：一种名叫斯卡拉克（skrake）的“僵尸”遍野，书中的主人公奥彭（Orpen）必须得使出浑身解数保住自己的小命。本·奥克瑞（Ben Okri）的《自由艺术家》（The Freedom Artist）则是一本探索小说，书中的世界和我们的现实十分相似，却又有所不同。一个年轻的女人问出一个问题之后便消失了，她的爱人开始了一段寻觅之旅，追求正义但无疾而终。今年晚些时候，《遗嘱》（The Testaments，《使女的故事》续作）也将和读者见面。多亏了电视剧的提携作用，最早在1985年出版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系列小说《使女的故事》在这个由特朗普当道、反性骚扰运动正酣和伊斯兰国阴云之下的时代找到了全新的受众。

按主题来给这些小说分类，这个主意看似诱人——现在我们面前有政治反乌托邦小说、环境反乌托邦小说和数字时代的反乌托邦故事。这些书中的反乌托邦世界，还有一些是我们一手造成的，然而对于后果，我们所知甚少。比如说气候变化就可以说是我们的“选择”，只不过我们不愿意这么看罢了。尽管如此，这种分类的边界往往都是模糊的。

有些乌托邦小说在作者的假想世界中浸没太深，读者甚至都搞不清之前发生了什么，书中的人物也只能应付眼皮底下的东西。科马克·麦卡锡（CormacMcCarthy）2006年的《路》（The Road）就是如此，本·史密斯的《多格兰》也不例外。我们对《多格兰》主人公所知不多，几乎只知道他是个“男孩”。他和一个老头终日做着无用的苦工，维修着那些巨大的风车。几千座风车就这样在荒凉的海景前隐约可见。这个老头对于他们所处境况的了解似乎比男孩多一些，却从不愿透露一点风声。男孩的爸爸曾经也在这个地方工作，后来发生了些事情，但读者们知道的也不比男孩多多少。在那地平线之外，人们什么都想象不到：

当男孩想要看看那些云在干什么的时候，它们就开始移动，变换形状，洋流也转向后退。天际线就是他们所有的一切。男孩呆站着，盯着天与云，看了那么久，眼睛都开始疼了，而且不管他眼光抛向何处，一条细细的线就会出现在视线中。于是他不再看了。

艾格斯的《游行》可以说是一本纯粹的政治反乌托邦小说，尽管针对种种社会顽疾的解决方案是通过科技手段。四和九开始了他们的任务，在一台叫作RS-90的巨大机器的帮助下铺起这条柏油大路，这台机器几乎不需要任何人工操作。有趣的是，道路两旁的风景有点中东的味道（在黎巴嫩内战期间，贝鲁特被分为东西两部分，分别由穆斯林和基督教长枪党控制。战后政府在东西贝鲁特修建一条公路——译注）。这台机器本身就是一个“文明”的使者，也是权力的象征。四和九两个人，就算达不到双人喜剧组合劳莱与哈代的程度，起码也像是两个滑稽演员。四下定决心要完成自己的任务，是个守规则、按时完成工作的人。而九就有点吊儿郎当，喜欢和当地的居民打成一片，但这样的关系是雇主严令禁止的。他们能按时铺好这条路，迎接即将沿路展开的游行，庆祝人们期待的持久和平吗？四和九两人的关系是帮助扶持，还是互相使绊？正是这样的张力推动着这个具有感染力的故事转向，最终导向一个令人震惊的结局。

艾格斯2013年的小说《圆环》构建了社会的一些另类视角。在这本作品中，诸如谷歌、Facebook和微软这样的科技公司得以合二为一。要是说人们认为，约翰·兰彻斯特的《墙》是他的反乌托邦初探，那么他在处女作《快乐的负担》（The Debt to Pleasure）中对于二十和二十一世纪的尖锐批评就恰恰相反。这本书如果称不上是对九十年代消费主义的沉重一击，还能是什么呢？他最近的小说《资本城市》（Capital）就把故事设定在了2008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下，描绘了伦敦南部一条街上的各色人物，这本书也直接印证了萨姆·拜尔斯的观点——我们很可能就在反乌托邦世界的边缘却不自知。

《墙》这本小说一头杀进“改变”之后的世界。全球气候变化吞没了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海滩。《权力的游戏》迷兰彻斯特也沿着英国的海岸线筑起一道高墙，每个年轻人都要作为“保卫者”服役两年，守护这个国家，阻止任何希望从海陆进犯的“他者”。

在这几本书中，《墙》是最富人性的一本，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也是最成功的。在这部小说中，人物角色更加饱满多面，而不只是用来服务作者主旨的工具。一方面，他们都有真实的名字，相比之下，艾格斯和史密斯的小说中，名字的缺位拉大了作者的想象和我们所处社会的距离。小说中的讲述者卡瓦纳既生活在书中的世界里，同时也像是一个敏锐的旁观者。要离开高墙的一个方法就是成为“饲养员”，而这个角色的功能就和它的字面意思一样，然而绝大多数人都不愿生孩子，至少不是现在。

我们连现在已有的人口都养不活。此时此刻，这个星球上绝大多数的人类都饿着肚子，淹没在汪洋之下，人们不断死去，绝望从未停止。我们怎么敢再把更多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没错，在这里，在这个国家里，人们不必挨饿，不会淹死，但在别的任何地方几乎就是哀鸿遍野。人们怎么敢再往这个世界上塞更多人呢？

这种变化要多久才会发生？兰彻斯特没有在小说里给出一个真实的暗示。和英国的每一位居民一样，这些“保卫者”的皮肤下都植入了一枚微型芯片，赋予这些公民特权，墙外的“他者”则无法享受这种特权。如果他们的公民身份被撤销，皮下的芯片就会被移除，同时，这个人在社会中的所有角色也会被剥夺。到这里，读者可能会好奇，多久以后，我们每一次买咖啡和面包的时候，账单都会被写入这些微型芯片里。然而事实上，在瑞典，超过4000个人已经走上了这条路。

小说家奥马尔·阿卡德（Omar El Akkad）就给我们提了个醒，就像兰彻斯特小说的主人公说的那样，对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来说，这种“改变”都是现在进行时。他2017年的小说《美国战争》（American War）就展示“第二次美国南北战争”过后美国的残酷分裂。这场冲突在2074年爆发，这时候石油已经不再合法，一些南方的州就想要脱离这个国家，和第一次南北战争如出一辙。针对构建反乌托邦和末日故事的话题，他说：“我们总是比较擅长描述走向悬崖或是撞向地面的感觉，却不太擅长描述坠落本身。”然而他也说在小说世界中的许多地方，这种坠落正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本小说写于2014年。路易斯安纳州的许多地方已经“面目全非”，几乎就要被不断上涨的海水淹没。“在这里做一名作家是一种令人兴奋的体验，但同时也叫人恐惧。”

玛格丽特已经明明白白地强调，她的反乌托邦小说，包括《使女的故事》《疯癫亚当》三部曲里的故事要么已经发生在这世界上的某个地方，要么就正在酝酿。我们正在坠落，从不确定的现在，跌到令人担忧的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乌托邦作品把场景设置在未来给了我们一种安全感，但这种虚假的安全感本身就值得害怕。

本文作者艾瑞卡·华格纳是《新政治家》特约撰稿人，她曾在《时代》杂志担任文学编辑，两度担当布克奖评委。

（翻译：马昕）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