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4岁的吉姆·惠洛克（Jim Whitlock）还在波音做检察员，有一份不错的薪水，他打算再在这里工作6年。他的夫人切里（Cheri Whitlock）时年54岁，在一家产权保险公司负责整理备案材料。后来，吉姆的糖尿病、睡眠呼吸暂停和慢性疲劳严重恶化了。同年5月，他被迫提前退休，切里在全职工作之外还成了吉姆的主要照料者。“家里的经济状况瞬间就捉襟见肘了。”切里告诉我。过了几个月，她就不得不在车贷、买菜或电费账单之间仔细权衡。

两年后，吉姆被诊断出有早期的发作性痴呆，惠洛克一家以往视为理所当然的“轻奢”项目——诸如出门看电影或者毛线编织等——也陷入停摆状态。照料丈夫也让切里积劳成疾。她的医生对她过少的夜间睡眠以及如火箭一般飙升的血压表示万分担忧。

切里觉得，自己根本没法退休。“吉姆的所有退休金都用在了他的照料上，我们很可能还会失去自己的房子，今后多半会过得穷困潦倒。”她回忆说。

尽管有如此困窘的财政状况，切里及其丈夫的情况仍然要好于大多数人。吉姆好歹有波音公司的职工退休金，当他因病情急剧恶化，于去年7月去世时，他的保险金也让切里拿到一笔足以让她免于贫穷的纾困资金——而这将让她有朝一日能顺利退休。有这种结局的美国人已经算是幸运的了。今天，大约有一半左右的美国人——45%——没有为退休存一分钱。数目相近的人完全没有考虑过自己退休时财务状况的不安定；而这样的情况极有可能发生。确实，仅在最近几十年之内，退休和老年护理已经成了人们在一生中必须面对的一笔相当可怕且难以承受的开销，这一负担比上大学和买房的开销还要折磨人。

美国的现代养老体系发端于罗斯福新政时期，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迥然不同于今日。平均寿命预期为61岁，大部分女人不出外工作，许多工人有退休计划，可以在老去的时候拥有一笔稳定的收入来源。私人退休金本身就是一项相对较新的发明。1875年，美国运通公司首次为其在铁路、驳船和马匹运输线上“受伤或劳损”的员工制定了这样的计划。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铁路巨头纷纷开始跟进实行，企图在没有政治反扑的情况下使年迈的工人从一线退下来。许多此类退休基金都是在大萧条期间被打破的。鉴于救护所花费的海量资金，美国联邦政府意识到自己必须有所作为，并于1935年确立了《社会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 ）。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预期寿命有所增长，经济呈现出腾飞状态，到1965年，在充裕的国库支持下，美国政府通过了《医保法案》（Medicare），以回应人口老龄化的局面。不过，根据这种设计，社会保障和医保都要靠其它源头来支撑。好处是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它只能让人们勉强脱贫，但难以过上正常的生活。立法者假定，人们应当可以靠自己存下的钱来加强政府补助的那一部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假设尚可成立。在二战结束至1990年代之间，大部分中产阶级能够在工作中赚到足够的钱，让自己享有一种相对舒适的退休生活。但与此同时，随着雇主开始削减工人赖以维系其老年生活的一系列福利，意识形态的变迁也悄然发生了。

1982年，在社会保障陷入崩溃边缘之际，一些新的智库开始确立其对华盛顿的影响力——譬如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促使总统里根将该项目私有化了。但当他们意识到老人群体对社会保障的强大支持，这样做在政治上过于冒险之后，决策者就转而推行了一条不同的路径。政客向老人担保称社会保障福利将维持不变，然后又让年轻人不要指望老了以后能享受这些福利，最后则令在职的工人相信私人投资才是更安全、更赚钱的选择。

名为401(k)的退休方式于1978年问世，在仅仅五年之内，大企业中差不多有半数采纳了它。鼓吹者提出了相当理想的愿景，承诺了诸如7%的年复合回报率这样的东西。“当时的热烈反应完全是过度了。”美国银行的退休事务负责人2017年在《华尔街周刊》上撰文回忆道。在2000年代的衰退冲击来临之际，千百万人的存款又打了水漂。如今，这些之前的狂热鼓吹者承认说，他们的分析没能把握到三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小笔投资失败，以及短期资本经营者所要求的高额费用（对一个典型的工人来说，此类费用在长期当中可以轻而易举地吃掉其退休基金总额的20%有余）。

在铁路公司引入美国首个退休金项目的一个世纪之后，雇主几乎尽数忘记了自己在照料老年工人上面的责任感。如今在美国，退休金基本不复存在，大部分小企业甚至连401(k)项目也不予提供。2013年，美国仅有28%的大公司会为退休职工提供健保覆盖，相比1988年的66%大为减少。

这样一来，有46%的美国人预期将在退休时陷入不稳定的财务状态，且政府和雇主不会有任何帮助之举。但这些阴暗的恐惧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政治上的机会。在上一个选举周期里，民主党一度大力打出健保牌（至10月中旬，其电视广告里有55%都以该议题为中心）。有不少人推测，正是这一重心让民主党在老年选民当中打开了局面——以往老人的选票在两党之间差不多是均匀分布的——是为这些年以来的一项显著转变。

这一切都标志着，退休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里将会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2月，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再次提出了《社会保障扩张法案》（Social Security Expansion Act），并得到了另外三个名列前茅的民主党总统竞选者的支持：克里·布克（Cory Booker）、克里斯滕·吉利布朗德（Gillibrand）和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四人都属于一个致力于提升社会保障福利的国会党团。它成立于去年秋天，如今已经涵括了150余名民主党成员，由桑德斯和另一名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参议院共同担任主席。

民主党从十年前的立场转变至此，花费了不少功夫，当时基本没有自由派政客会给社会保障的扩张背书。在2000年代早期，绝大部分民主党人敢于作出的最冒险的承诺，也不过是“维持”福利或“争取削减”，其修辞直到2010年之后才有所改变，彼时“社保真管用”（Social Security Works）等倡导团体的兴起对议程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美国国会也已经表现出了谋划超越社会保障的政策提案的姿态。众议员普拉米拉·加亚帕尔（Pramila Jayapal）新近提出的“全民健保”（Medicare-for-All）法案就包括长期护理的覆盖，去年，在共和党掌控两院的情况下，国会仍扩大了医保的覆盖范围，使患有多种慢性病的老人也可以受益。这一法案的成功，意味着两党在真正意义上共同支持加强全国保险项目。

令人振奋的是，各州也已经开始设想解决方案。2017年，夏威夷启动了一个削减老年护理费用的项目，向家庭照料者发放每天70美元，至多持续365天的补贴。2018年，缅因州的选民通过连署推出了一项议案，试图建立美国首个全民家庭照料项目。该计划打算向缅因州的最高收入群体征税，用以支付任何有相关需要的、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的护理开销。议案最终没有通过（一些势力较大的群体如缅因医院协会和缅因州商贸委员会阻止了这一努力），但类似的理念迟早会遍地开花。今年，华盛顿州的立法者也在就一项相关的法案进行投票，该法案拟向本州居民提供至多为3.65万美元的援助，覆盖的开销包括诸如疗养院费用、家庭护理和轮椅便道等——这项援助无疑会受到切里·惠洛克及其家庭的热烈欢迎。

但凡涉及退休问题的政客都明白，他们打交道的对象不仅是老年人，而且还有为老年人提供照料的人群。提供无薪护理的人已超过4000万，他们平均每年会花费收入的20%在诸如房贷和医疗账单之类的项目上。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家庭健康和个人护理领域的从业者大约有300万，他们是目前经济体里成长最为迅速的一个群体。大部分护理人员是女性，薪酬微薄且工作时间高度不确定。对她们而言，以及对依赖于她们的服务的家庭而言，一项全民长期照料计划无疑将带来值得欢迎的改变。它的涉及面是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多的人的生计，就这两方面而言，其它的美国政治议题几乎无一能与之相提并论。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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