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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老”火锅宴到互联网巨头:民营企业走过的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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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老”火锅宴到互联网巨头:民营企业走过的四十年

在中国高速成长的四十年里走过坎坷路程,未来还将在重要时刻发挥的历史作用的企业家精神,值得被人记住。

《中国合伙人》剧照

采写:梁瑀可

编辑:朱洁树

100年前,中国民族工业的实业家张骞说过:“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这一朴素的思想至今仍影响着当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依靠政策的逐步开放,中国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迅速萌芽、延展、舒张、勃发,繁茂的生长。

1978年以来的四十余年,中国经济社会急剧变化和转型,民营企业对于经济总量的贡献,也实现了从零到超过60%的飞跃。刘鹤副总理曾用一串数字总结了民营经济的贡献,他在2018年10月答记者问时说,“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 

纵观这四十年,可以说,企业家群像正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走向的缩影。在早年期间就接触了大量民营企业家的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首席记者张志勇,以编年史的形式在《民营企业四十年》一书中实录了民营企业家的历史。日前,张志勇和界面新闻联合创始人何力、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韩文高在《民营企业四十年》的新书沙龙上分享了各自这几十年来对中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体悟和观察。

《民营企业四十年》新书沙龙活动现场  摄影:张雷(中华工商时报)

何力说,“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是和中国过去的民营企业家一同经历的,那个时代如日中天的人现在有的都销声匿迹了,发生的很多事在今天也是不可想象的,我在这本书里重新读到了很多熟悉的故事,也找到了自己当年的青春和记忆。”

韩文高则认为,民营企业正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往何处去。我们只知道,历史已将世界带到这个关口,以及我们所以走上这个关口的原因。”他提到这本书的出版也正好赶上民营企业经历迷茫之后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在2018年10月19日刘鹤副总理答记者问上确定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后,10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以市场化方式帮助缓解企业融资难。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这在40年里的第一次。总书记召开这样的民营企业座谈会的出发点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根据时间和阶段的脉络,截选部分人们或许记忆中还存留但已与我们当下生活迅速远离的历史碎片,呈现民营经济潮落潮涨的40年。

【1978年-1992年】探索期:“五老”火锅宴和“太爷鸡”风波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确立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推进,从开展改革试点、积累经验,到逐步推广,通过立法把实践明确下来。有影响力的事件有“五老”火锅宴,1984年知识分子第一次下海潮,确立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向沿海、沿江乃至内地推进,开放沿海14个港口和一批经济特区等。

著名的“五老”火锅宴是为民族资本家“脱帽加冕”的一次会面,在工商业间传为佳话。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邀请上海机械大王胡厥文、钢铁大王胡子昂、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荣毅仁、原天津水泥大王周叔弢,以及原四川猪鬃大王古耕虞会面,他提出了著名的“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论断,“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这些话对于五位“老资本家”来谈,对当时长期受打击、受排斥、受批判、受管制的原工商业者来谈,非同寻常。

改革开放第三年,民间已经发展出风火燎原之势,但是对于意识形态和经济成分的观念问题,仍然存在很多争论,出现了“太爷鸡”风波这样的事件。熏制“太爷鸡”的个体户高德良,在1980年7月下海做个体户,开业的头一个月营业额就有7000元,他做的“太爷鸡”很快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但最让他难办的是,雇工不能超过7个,而且日常营业额超过100元就要课以2%-3%的税,这在高德良看来是个体户的重税。当时的经济学家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得出结论:雇工7个人以下,赚了钱用于自己消费的,算个体户;雇工8个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就算剥削,是资本家。对此,高德良给国务院领导写信,提出8个自己不解的问题:“个体户有没有前途?……目前对个体户的税收政策是否合理?是扶持个体户还是限制?”一周后,中央领导就对高德良的信做了批示,并派人来到广州调查,“太爷鸡”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点扶持。1981年中央的政策也出现了“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的论断。

【1992年-2002年】框架初步建立:“92派”企业家和《福布斯》富豪榜

1992年中共十四大,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是中国第二次下海潮,“92派”企业家群体由此产生。这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包括:国企改制,“抓大放小”,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的结构调整;通过改组、兼并、出售、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等,尤其是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催生大批民营企业;市场体系得到较大发展,取消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进一步放开了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要素市场逐步形成。

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视察中,做出了关于“三个有利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讲话,给思想界带来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之后有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由此形成“92派”企业家中的代表人物有陈东升、田源、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可以说“92派”企业家是反映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群体,有着强烈的时代印记。1992年下海潮,被认为是一次伴随着知识分子自我觉醒的最大的下海潮。在现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陈东升看来,“92”派的核心价值,一个是现代企业形态的引进(1992年《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两个文件出台),二是西方先进行业的经验填补上中国的空白领域,通过模仿、学习世界先进企业,在中国形成了一批标杆企业,由此开启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随着“有产者“的财富积累,市场竞争的概念也在那个年代进入了大众的意识形态。1994年,一本当时国人只听说过,还从没看过的杂志——《福布斯》(Forbes)——首次发表了中国内地亿万富豪榜,香港一本中文杂志《资本家》刊出列入《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内地富豪共19名,前10名的资产在2亿元-6亿元之间,给中国人的财富观带来了颠覆性的震荡。靠辛苦劳动、靠知识、靠智慧、靠市场竞争可以实现财富梦想,是对过去靠出身、靠权贵、靠单位、靠组织才能出人头地的全面颠覆,如何在一个生产要素全面的市场经济体系内获取财富,成为国人在九十年代普遍思考的问题。

【2002年-2012年】体制初步完善:民营企业的“多事之秋”和“次贷危机”的影响

这一时期,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国务院推出“非公36条”,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放宽非公经济的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民营企业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也是在这个时期,随着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宽松,本身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2003年,对中国民营企业而言,是一个“多事之秋”。社会的转型期,使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仿佛游走在风口浪尖上,尤其是在社会上被视为富豪的民营企业家在这一年里一个又一个相继倒下,恶性突发事件引发的震荡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公众的目光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二是财富品质问题。如何从人文和文化的视角来改变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状态,已成为创富时代共生的话题。

也是在这时,中国人知道了“次贷危机”,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横扫全世界,中国民营中小企业面临的各种问题也不断显现,尤其是制造业,订单下降,出口极速缩减,资金更加紧张。股市和房地产也出现剧烈波动。同年,中国拉动内需、抑制经济下滑的刺激计划横空出世,这就是日后著名的“四万亿计划”,由此引发的投资配套资金,最少在十万亿以上,主要用于大型项目或国有企业身上,或是用于事关民生工程的基础设施建设上面,房地产的升温让这一阶段上规模的民营企业几乎都涉及房地产行业,许家印、王石、潘石屹成为这一阶段的财富新贵。

【2012年以后】全面深化改革:互联网企业异军突起

2012年,从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到今天,改革已不再拘泥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而是涵盖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弘扬企业家精神成为主线。

互联网的突起成就了一批民企大佬,“双十一购物节”“电商价格战”“微信红包”……互联网企业的发展速度之快、渗透领域之广,是过去传统产业无法想象的,这一批的互联网企业老板从不压抑个性,他们自由、开放、创新、张扬,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周鸿伟、张朝阳、雷军、罗永浩、陈年、贾跃亭等,每一位都以自己的方式引领着互联网创新。

2014年春节,腾讯推出微信红包瞬间走红,一夜之间催生出千百万移动支付新客户,在其后很多人彻底改变支付方式在“娱乐”中实现,互联网的发展和由此催生的商业创意令人叫绝。同一年的“双十一购物节”,阿里巴巴平台的商品成交额创下了571亿元的记录,同时,阿里还在向金融、物流、文娱全方位布局。

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革命是罕见的,改革则可能更加罕见。” 伴随这中国这场罕见的改革开放,民营企业爆发出了巨大的力量。民企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和生机的一个群体,是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勃发生长的一股本土力量。企业家不是简单的改革措施的被指引者、被动的跟随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推动者,在未来所有制混改浪潮下,我们也许都会对什么是国企、民企的概念变得模糊,但这个在中国高速成长的四十年里走过坎坷路程,未来还将在重要时刻发挥的历史作用的企业家精神,值得被人记住。

(本文写作参考《民营企业四十年》一书)

《民营企业四十年》
作者: 张志勇 
出版社: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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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老”火锅宴到互联网巨头:民营企业走过的四十年

在中国高速成长的四十年里走过坎坷路程,未来还将在重要时刻发挥的历史作用的企业家精神,值得被人记住。

《中国合伙人》剧照

采写:梁瑀可

编辑:朱洁树

100年前,中国民族工业的实业家张骞说过:“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这一朴素的思想至今仍影响着当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依靠政策的逐步开放,中国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迅速萌芽、延展、舒张、勃发,繁茂的生长。

1978年以来的四十余年,中国经济社会急剧变化和转型,民营企业对于经济总量的贡献,也实现了从零到超过60%的飞跃。刘鹤副总理曾用一串数字总结了民营经济的贡献,他在2018年10月答记者问时说,“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 

纵观这四十年,可以说,企业家群像正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走向的缩影。在早年期间就接触了大量民营企业家的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首席记者张志勇,以编年史的形式在《民营企业四十年》一书中实录了民营企业家的历史。日前,张志勇和界面新闻联合创始人何力、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韩文高在《民营企业四十年》的新书沙龙上分享了各自这几十年来对中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体悟和观察。

《民营企业四十年》新书沙龙活动现场  摄影:张雷(中华工商时报)

何力说,“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是和中国过去的民营企业家一同经历的,那个时代如日中天的人现在有的都销声匿迹了,发生的很多事在今天也是不可想象的,我在这本书里重新读到了很多熟悉的故事,也找到了自己当年的青春和记忆。”

韩文高则认为,民营企业正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往何处去。我们只知道,历史已将世界带到这个关口,以及我们所以走上这个关口的原因。”他提到这本书的出版也正好赶上民营企业经历迷茫之后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在2018年10月19日刘鹤副总理答记者问上确定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后,10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以市场化方式帮助缓解企业融资难。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这在40年里的第一次。总书记召开这样的民营企业座谈会的出发点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根据时间和阶段的脉络,截选部分人们或许记忆中还存留但已与我们当下生活迅速远离的历史碎片,呈现民营经济潮落潮涨的40年。

【1978年-1992年】探索期:“五老”火锅宴和“太爷鸡”风波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确立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推进,从开展改革试点、积累经验,到逐步推广,通过立法把实践明确下来。有影响力的事件有“五老”火锅宴,1984年知识分子第一次下海潮,确立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向沿海、沿江乃至内地推进,开放沿海14个港口和一批经济特区等。

著名的“五老”火锅宴是为民族资本家“脱帽加冕”的一次会面,在工商业间传为佳话。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邀请上海机械大王胡厥文、钢铁大王胡子昂、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荣毅仁、原天津水泥大王周叔弢,以及原四川猪鬃大王古耕虞会面,他提出了著名的“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论断,“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这些话对于五位“老资本家”来谈,对当时长期受打击、受排斥、受批判、受管制的原工商业者来谈,非同寻常。

改革开放第三年,民间已经发展出风火燎原之势,但是对于意识形态和经济成分的观念问题,仍然存在很多争论,出现了“太爷鸡”风波这样的事件。熏制“太爷鸡”的个体户高德良,在1980年7月下海做个体户,开业的头一个月营业额就有7000元,他做的“太爷鸡”很快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但最让他难办的是,雇工不能超过7个,而且日常营业额超过100元就要课以2%-3%的税,这在高德良看来是个体户的重税。当时的经济学家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得出结论:雇工7个人以下,赚了钱用于自己消费的,算个体户;雇工8个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就算剥削,是资本家。对此,高德良给国务院领导写信,提出8个自己不解的问题:“个体户有没有前途?……目前对个体户的税收政策是否合理?是扶持个体户还是限制?”一周后,中央领导就对高德良的信做了批示,并派人来到广州调查,“太爷鸡”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点扶持。1981年中央的政策也出现了“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的论断。

【1992年-2002年】框架初步建立:“92派”企业家和《福布斯》富豪榜

1992年中共十四大,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是中国第二次下海潮,“92派”企业家群体由此产生。这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包括:国企改制,“抓大放小”,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的结构调整;通过改组、兼并、出售、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等,尤其是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催生大批民营企业;市场体系得到较大发展,取消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进一步放开了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要素市场逐步形成。

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视察中,做出了关于“三个有利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讲话,给思想界带来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之后有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由此形成“92派”企业家中的代表人物有陈东升、田源、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可以说“92派”企业家是反映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群体,有着强烈的时代印记。1992年下海潮,被认为是一次伴随着知识分子自我觉醒的最大的下海潮。在现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陈东升看来,“92”派的核心价值,一个是现代企业形态的引进(1992年《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两个文件出台),二是西方先进行业的经验填补上中国的空白领域,通过模仿、学习世界先进企业,在中国形成了一批标杆企业,由此开启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随着“有产者“的财富积累,市场竞争的概念也在那个年代进入了大众的意识形态。1994年,一本当时国人只听说过,还从没看过的杂志——《福布斯》(Forbes)——首次发表了中国内地亿万富豪榜,香港一本中文杂志《资本家》刊出列入《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内地富豪共19名,前10名的资产在2亿元-6亿元之间,给中国人的财富观带来了颠覆性的震荡。靠辛苦劳动、靠知识、靠智慧、靠市场竞争可以实现财富梦想,是对过去靠出身、靠权贵、靠单位、靠组织才能出人头地的全面颠覆,如何在一个生产要素全面的市场经济体系内获取财富,成为国人在九十年代普遍思考的问题。

【2002年-2012年】体制初步完善:民营企业的“多事之秋”和“次贷危机”的影响

这一时期,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国务院推出“非公36条”,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放宽非公经济的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民营企业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也是在这个时期,随着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宽松,本身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2003年,对中国民营企业而言,是一个“多事之秋”。社会的转型期,使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仿佛游走在风口浪尖上,尤其是在社会上被视为富豪的民营企业家在这一年里一个又一个相继倒下,恶性突发事件引发的震荡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公众的目光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二是财富品质问题。如何从人文和文化的视角来改变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状态,已成为创富时代共生的话题。

也是在这时,中国人知道了“次贷危机”,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横扫全世界,中国民营中小企业面临的各种问题也不断显现,尤其是制造业,订单下降,出口极速缩减,资金更加紧张。股市和房地产也出现剧烈波动。同年,中国拉动内需、抑制经济下滑的刺激计划横空出世,这就是日后著名的“四万亿计划”,由此引发的投资配套资金,最少在十万亿以上,主要用于大型项目或国有企业身上,或是用于事关民生工程的基础设施建设上面,房地产的升温让这一阶段上规模的民营企业几乎都涉及房地产行业,许家印、王石、潘石屹成为这一阶段的财富新贵。

【2012年以后】全面深化改革:互联网企业异军突起

2012年,从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到今天,改革已不再拘泥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而是涵盖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弘扬企业家精神成为主线。

互联网的突起成就了一批民企大佬,“双十一购物节”“电商价格战”“微信红包”……互联网企业的发展速度之快、渗透领域之广,是过去传统产业无法想象的,这一批的互联网企业老板从不压抑个性,他们自由、开放、创新、张扬,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周鸿伟、张朝阳、雷军、罗永浩、陈年、贾跃亭等,每一位都以自己的方式引领着互联网创新。

2014年春节,腾讯推出微信红包瞬间走红,一夜之间催生出千百万移动支付新客户,在其后很多人彻底改变支付方式在“娱乐”中实现,互联网的发展和由此催生的商业创意令人叫绝。同一年的“双十一购物节”,阿里巴巴平台的商品成交额创下了571亿元的记录,同时,阿里还在向金融、物流、文娱全方位布局。

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革命是罕见的,改革则可能更加罕见。” 伴随这中国这场罕见的改革开放,民营企业爆发出了巨大的力量。民企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和生机的一个群体,是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勃发生长的一股本土力量。企业家不是简单的改革措施的被指引者、被动的跟随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推动者,在未来所有制混改浪潮下,我们也许都会对什么是国企、民企的概念变得模糊,但这个在中国高速成长的四十年里走过坎坷路程,未来还将在重要时刻发挥的历史作用的企业家精神,值得被人记住。

(本文写作参考《民营企业四十年》一书)

《民营企业四十年》
作者: 张志勇 
出版社: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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