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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旺达大屠杀发生25周年之际,我们应吸取哪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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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旺达大屠杀发生25周年之际,我们应吸取哪些教训?

国际体系在结构上更倾向于袒护大屠杀的始作俑者而不保护人民,这必须加以改革。

2019年4月7日,卢旺达人在首都基加利的阿玛霍鲁体育场举行烛光晚会,纪念大屠杀发生25周年 图片来源:AP Photo/Ben Curtis

25年前,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大屠杀之一在一个很多人都很难在地图上找到的中非小国发生了。1994年,在区区100天内,将近100万人被他们的国民同胞杀害,被害者多为图西族(Tutsis),全世界袖手旁观,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大屠杀爆发后,美国政府就如何称呼它以及应当采取何种措施进行了讨论。最后的决定是除了救出美国公民外,不再实施任何进一步的援救行动。随后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的代价极为巨大,在人员伤亡和金钱损失上均如此。大屠杀的余波催生了难民危机,并在邻近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引发了新的冲突,致使暴行大面积扩散开来。一份2010年的联合国报告称,刚果(下文一概指刚果民主共和国,其首都是金沙萨,区别于建都布拉柴维尔的刚果共和国——译注)可能也发生了大屠杀。

刚果的暴力延续了十余年,其间有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如今该国是联合国规模最大的维和行动目的地。每年在维和上的花费超出了10亿美元,另有数以十亿美元的费用花在了人道救援措施上。假如能在卢旺达大屠杀爆发前就先发制人地加以遏止,也许我们就能双双避免卢旺达大屠杀及随后在刚果发生的悲剧。

本月,全世界都在举行各种卢旺达大屠杀发生25周年的纪念活动。铭记那些失去的生命以及生活轨迹永久改变的人们固然极端重要,但我们也必须记住国际社会的无动于衷以及联合国在此事上彻头彻尾的失败——仅有极少数坚定的维和人员竭尽全力抢救下了一些生命。

电影《卢旺达饭店》剧照

另一件要事是,对过去25年来我们为优先防止大屠杀和大规模暴行做了些什么进行反思,并批判性地思考为什么全世界仍对“永不再有”(Never Again)的誓言熟视无睹。

国际社会已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提升其防范和应对大屠杀和大规模暴行的能力。2005年世界峰会,191个国家的领导人认可了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信条并就“如和平手段不充分且国家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保护其国民免遭屠杀、战争罪行、种族清洗及反人类罪……应及时而果决地采取集体行动”达成了共识。换言之,各国同意,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或不愿保护国民免遭大规模暴行,全世界就要团结起来对此采取措施。不幸的是,这没有成为现实。从叙利亚到南苏丹,从中非共和国到缅甸和也门再到刚果,大屠杀和大规模暴行都继续在全世界的眼皮底下发生着。

图片来源:The Sentinel Project

为何全世界对大规模暴行如此麻木?如此无动于衷?这是否是因为无情和冷漠,抑或是缺乏政治意志?有这些方面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国际体系在结构上更倾向于袒护大屠杀的始作俑者而不保护人民。这必须加以改革。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我们将会拥有运转正常且稳定的国家,积极参与并支持一系列政府间机构。全世界将丝毫不容忍任何大规模暴行及侵犯人权的行为,假如某国爆发了大规模暴行,邻国将迅速及有效地作出响应。大规模暴行的始作俑者将为其行为负责。不轨的行为者将被国际社会孤立,没有政府敢于跟违反人权的惯犯交好。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相反,外交政策决定依旧以所感知的短期利益为基础,而非价值观或长期利益。我们可以和暴虐的独裁者成为朋友,而他们的行为是我们根本无法辩护的,除非是基于含混不清的所谓“国家安全”。我们需要从过去对诸如奥萨马·本·拉登、萨达姆·侯赛因、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以及蒙博托·塞塞·塞科等飞扬跋扈的独夫的支持里吸取教训,明白这种支持乃是有违长期利益的。我们可以改变这种实践,但这需要在根本上去重新构想我们的外交政策。

我们需要说服政策制定者加大对冲突防控的投资,针对性地消除暴力的根源和驱动力。我们需要聚焦于料理深层问题的项目,建构稳定的制度,并支持活跃的公民社会,在基于身份的暴力面前,它可以充当一道防线。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以价值观为准绳,而不是短期利益。而且我们必须认识到,袒护侵犯人权者以及大规模暴行的元凶,也会威胁到我们自己的安全。

图片来源:The Sentinel Project

美国国会已通过决议,结束了美国对沙特阿拉伯在也门战事的支持,这场冲突里充斥着大规模的暴行。今年初,美国又通过了“艾利·维瑟屠杀与暴行防止法案”(Elie Wiesel Genocide and Atrocities Prevention Act),将防止屠杀及其它形式的暴行犯罪定义为一项核心的国家安全利益及道德责任。

新的立法在参议院及众议院均取得了两党的支持,这将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如果“全球不稳定性法案”(Global Fragility Act)能成为法律,那将能构建起一整套的政府战略和政策来防范和减轻暴力冲突及世界各地的不稳定局面。该法案为此动议奠立了一定的基础。

全球范围内关于流离失所危机的报道已经有很多,被迫流离失所的人群达到了6850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为了逃避大规模暴行和暴力冲突而背井离乡的。研究表明,应急救援行动的花费远远高于预防措施的花费,然而我们却一直以一种低效、马后炮式的方式来对应,而非加大对预防的投入。一种聚焦于预防的外交政策将可拯救更多的生命,同时也能省下许多金钱和资源。

我们不妨借纪念卢旺达大屠杀发生25周年的契机,超越单纯的记忆,也超越令人厌烦的“永不再有”之类的赌咒发誓,去支持那些确实有助于预防大屠杀和大规模暴行的政策和行动。

前瞻202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30周年纪念。届时,我们还会如此这般依旧在苦苦呼吁进行变革吗?

(翻译:林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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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杂志

原标题:What Have We Learned, 25 Years After the Rwandan Genocide?

最新更新时间:04/24 09:15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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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旺达大屠杀发生25周年之际,我们应吸取哪些教训?

国际体系在结构上更倾向于袒护大屠杀的始作俑者而不保护人民,这必须加以改革。

2019年4月7日,卢旺达人在首都基加利的阿玛霍鲁体育场举行烛光晚会,纪念大屠杀发生25周年 图片来源:AP Photo/Ben Curtis

25年前,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大屠杀之一在一个很多人都很难在地图上找到的中非小国发生了。1994年,在区区100天内,将近100万人被他们的国民同胞杀害,被害者多为图西族(Tutsis),全世界袖手旁观,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大屠杀爆发后,美国政府就如何称呼它以及应当采取何种措施进行了讨论。最后的决定是除了救出美国公民外,不再实施任何进一步的援救行动。随后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的代价极为巨大,在人员伤亡和金钱损失上均如此。大屠杀的余波催生了难民危机,并在邻近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引发了新的冲突,致使暴行大面积扩散开来。一份2010年的联合国报告称,刚果(下文一概指刚果民主共和国,其首都是金沙萨,区别于建都布拉柴维尔的刚果共和国——译注)可能也发生了大屠杀。

刚果的暴力延续了十余年,其间有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如今该国是联合国规模最大的维和行动目的地。每年在维和上的花费超出了10亿美元,另有数以十亿美元的费用花在了人道救援措施上。假如能在卢旺达大屠杀爆发前就先发制人地加以遏止,也许我们就能双双避免卢旺达大屠杀及随后在刚果发生的悲剧。

本月,全世界都在举行各种卢旺达大屠杀发生25周年的纪念活动。铭记那些失去的生命以及生活轨迹永久改变的人们固然极端重要,但我们也必须记住国际社会的无动于衷以及联合国在此事上彻头彻尾的失败——仅有极少数坚定的维和人员竭尽全力抢救下了一些生命。

电影《卢旺达饭店》剧照

另一件要事是,对过去25年来我们为优先防止大屠杀和大规模暴行做了些什么进行反思,并批判性地思考为什么全世界仍对“永不再有”(Never Again)的誓言熟视无睹。

国际社会已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提升其防范和应对大屠杀和大规模暴行的能力。2005年世界峰会,191个国家的领导人认可了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信条并就“如和平手段不充分且国家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保护其国民免遭屠杀、战争罪行、种族清洗及反人类罪……应及时而果决地采取集体行动”达成了共识。换言之,各国同意,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或不愿保护国民免遭大规模暴行,全世界就要团结起来对此采取措施。不幸的是,这没有成为现实。从叙利亚到南苏丹,从中非共和国到缅甸和也门再到刚果,大屠杀和大规模暴行都继续在全世界的眼皮底下发生着。

图片来源:The Sentinel Project

为何全世界对大规模暴行如此麻木?如此无动于衷?这是否是因为无情和冷漠,抑或是缺乏政治意志?有这些方面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国际体系在结构上更倾向于袒护大屠杀的始作俑者而不保护人民。这必须加以改革。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我们将会拥有运转正常且稳定的国家,积极参与并支持一系列政府间机构。全世界将丝毫不容忍任何大规模暴行及侵犯人权的行为,假如某国爆发了大规模暴行,邻国将迅速及有效地作出响应。大规模暴行的始作俑者将为其行为负责。不轨的行为者将被国际社会孤立,没有政府敢于跟违反人权的惯犯交好。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相反,外交政策决定依旧以所感知的短期利益为基础,而非价值观或长期利益。我们可以和暴虐的独裁者成为朋友,而他们的行为是我们根本无法辩护的,除非是基于含混不清的所谓“国家安全”。我们需要从过去对诸如奥萨马·本·拉登、萨达姆·侯赛因、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以及蒙博托·塞塞·塞科等飞扬跋扈的独夫的支持里吸取教训,明白这种支持乃是有违长期利益的。我们可以改变这种实践,但这需要在根本上去重新构想我们的外交政策。

我们需要说服政策制定者加大对冲突防控的投资,针对性地消除暴力的根源和驱动力。我们需要聚焦于料理深层问题的项目,建构稳定的制度,并支持活跃的公民社会,在基于身份的暴力面前,它可以充当一道防线。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以价值观为准绳,而不是短期利益。而且我们必须认识到,袒护侵犯人权者以及大规模暴行的元凶,也会威胁到我们自己的安全。

图片来源:The Sentinel Project

美国国会已通过决议,结束了美国对沙特阿拉伯在也门战事的支持,这场冲突里充斥着大规模的暴行。今年初,美国又通过了“艾利·维瑟屠杀与暴行防止法案”(Elie Wiesel Genocide and Atrocities Prevention Act),将防止屠杀及其它形式的暴行犯罪定义为一项核心的国家安全利益及道德责任。

新的立法在参议院及众议院均取得了两党的支持,这将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如果“全球不稳定性法案”(Global Fragility Act)能成为法律,那将能构建起一整套的政府战略和政策来防范和减轻暴力冲突及世界各地的不稳定局面。该法案为此动议奠立了一定的基础。

全球范围内关于流离失所危机的报道已经有很多,被迫流离失所的人群达到了6850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为了逃避大规模暴行和暴力冲突而背井离乡的。研究表明,应急救援行动的花费远远高于预防措施的花费,然而我们却一直以一种低效、马后炮式的方式来对应,而非加大对预防的投入。一种聚焦于预防的外交政策将可拯救更多的生命,同时也能省下许多金钱和资源。

我们不妨借纪念卢旺达大屠杀发生25周年的契机,超越单纯的记忆,也超越令人厌烦的“永不再有”之类的赌咒发誓,去支持那些确实有助于预防大屠杀和大规模暴行的政策和行动。

前瞻202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30周年纪念。届时,我们还会如此这般依旧在苦苦呼吁进行变革吗?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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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杂志

原标题:What Have We Learned, 25 Years After the Rwandan Genocide?

最新更新时间:04/24 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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