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empathy）指的是感受别人的感受从而关心他们，这在我们的社会是一种美德。“我懂的”（I hear you）、“我知道你很痛苦”（I feel your pain）这些话总是带着同情和关怀的语气说出口，我们遵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当我们产生共情时，我们往往会做些好事。研究共情这一领域的一个重要心理学家丹尼尔·巴岑（C Daniel Batson）曾说，尽管关于共情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大家普遍认为，共情是我们去体验和理解别人感受、继而以妥帖又关怀的方式去回应的一种过程。

关心他人是一件好事。因此，人们认为应该用共情作为我们社会生活的引导，甚至在我们的社会治理中也融入共情。有些人担心掌权的人缺乏共情（典型例子是法国最后一位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听说农民没有面包、忍饥挨饿时，竟说“那让他们吃蛋糕呗”）。人们断定在个人生活、社会、和政治等领域都应该有共情。但事实上，共情不是那么简单。

共情可以帮助人们去感受其它个人或群体的感受。但是，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突破性研究告诉我们，共情比片刻关心他人的行为要复杂得多。共情是一系列复杂的头脑活动，帮助人们感受和解释他人的行动、行为和情感。

共情不是去想象自己碰到同样的事情会怎么做，而是去想象和理解他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二者的差别说来简单，实则深刻，需要发育完好、懂得分辨的心理能力。共情是关注他人而非自己，有反社会倾向的人可以了解他人及其情感，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操控或利用他人，那不是共情。

共情从婴儿时期起就开始构筑，一生都在学习。人们从他人身上学到如何共情，观看大人如何互动可以让孩子们学习共情。通过一些简单的教导，也可以学会如何想象他人的感受。比如，一个小孩打了人，大人可以让孩子去想象自己是被打的那一方。这种简单的教导就可以教孩子去感受他人的感受。长久观察和轻声提醒孩子去想象他人的感受，可以培养共情。有意和无意的头脑活动一起发挥作用帮助人们学会共情。

人们生来就会模仿——有些心理学家把这叫做“镜像”(mirroring)，这是重要的生存技能——新生儿就是通过模仿来学习的，这种本能一直伴随我们。别人一打哈欠，你就跟着打；他人甚至陌生人对你微笑，你也一定无缘无故地嘴角上扬。模仿可以救命。如果你办公室有人突然尖叫，虽然你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一定会警觉起来，也惊声尖叫甚至逃跑。如果他们尖叫是因为看到楼里别的地方起了火，这种模仿就能让你逃离这栋楼、逃离危险。

镜像模仿能力构成了共情的生理基础，但这只是开始。听到他人尖叫、看着他们逃离危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这表明人们进入了共情的两个重要的习得要素。第一，换位思考让我们感受并理解他人的感受；第二，意识到这些感受是他人的而非自己的，也同样重要。理解他人的情感、但又不抱着同样的情感，这种平衡掌握起来很难。这既需要与他人产生联结，但是又不陷在他们的情绪或感受之中。要平衡处理强烈的情感很困难——我们分享他人的情感，但又要注意不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和引导才能完全形成的技能。

这些技能帮助我们理解人际共情（interpersonal empathy），即人们相互交往时的感受。共情也可以用来理解社会甚至政治事件。这是一种社会共情（social empathy），通过换位思考能力（perspective-takingability）来理解不同的群体和文化。社会共情对共情的运用有着更深的一层含义：我们需要对历史事件及后果有基本的了解，也需要试着去理解自己不一定亲身认识的人和亲身体验的事情。

荷兰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认为，共情是把人类联系在一起的粘合剂，共情让人们有意义地联系在一起。当朋友、伙伴、同事甚至陌生人在跟我们互动时显示出他们理解我们，我们就会觉得安心、值得。另一方面，如果他人像对待物品一样对待我们，我们就会感到自己被轻视了、感到受伤。共情是赞同、珍视他人的一种手段，在一个社会里，集体共情是文明的关键。共情给了人们通往道德和积极社会行为的路标，共情是珍惜公平正义或者为它而战的前提。有了共情，当我们想象自己处在别人身处的同等情况时，我们不仅会想象自己会如何感受，也会想象自己想要如何被对待。

学习共情需要时间，而且只有共情无法保证有积极结果。共情让人们掌握信息，随后我们要决定是否做出行动。共情本身是中性的，是否共情的选择由我们自己做出。

共情的难处在于愿意去了解他人。在共情这个事情上，我们往往也带有偏见——我们更擅长去理解跟我们相似的人，胜过与我们不同的人。比如，有人研究疼痛的镜像（感受他人的疼痛好像自己遭受疼痛一样），让被试者去观察不同的手被针扎，然后研究他们的头脑活动。当被试者看到被扎的手和他们来自同一个种族，他们的镜像反应就很强烈；当他们观察到来自其他种族的人的手，镜像反应则显著偏低。为了测试种族偏见的影响，研究者还向被试者展示了涂成紫色的手被针扎的情景。对于紫色的手，被试者也会出现大脑反应，但是处在其它两种自然肤色的手的镜像结果之间。这一研究表明，我们在神经系统上也更容易感受到我们视为同类之人的感受。如果带着类似种族歧视这样后天习得的偏见，就更难感受他人的感受了。共情偏见（emphthic bias）意味着人们更容易与自己类似的人产生共情。

这是否意味着共情永远都是带有偏见的呢？这倒不是，因为偏见是后天习得的。在上面那个扎手的实验里，不同颜色的手的含义就是通过社会习得的。如果仅仅是生理上的不同，那紫色的手就应该和不同种族的手带来一样的反应。而且进一步说，对于相似的人和事的偏好，同样也是后天习得的。如果我们无法换位思考的话，就更难去与人产生联结。所幸换位思考是可以去学习的，我们的认识也可以改变。

随着社会和政治思想的改变，人们过去产生身份认同时依靠的那些因素逐渐消失了。举例而言，爱尔兰人是19世纪上半叶来到美国的最低等的移民群体。在英国清教徒眼里，他们肮脏、不道德而且懒惰，这大部分源于清教徒对爱尔兰天主教的宗教偏见。如今怎样呢？大多数美国人甚至都意识不到还有爱尔兰后裔这样一种身份。另一方面，我们创造了社会认知和信念，它们长期存在且影响巨大。数百年前，非洲黑人被白人带到西半球为奴，他们当时被看作是与白人殖民者完全不同的种群，甚至算不上是完整的人类。

人类本是一个统一整体，区分不同种族往往与这一观念相抵触。如今这种趋势体现在“部落主义”（tribalism），也就是偏好跟自己相似、与自己属于同一群体的人，同时与看起来和自己处于敌对阵营的人争斗——我把这种趋势称为“坏的部落主义”（badtribalism）。在历史上，人类生存是靠着依附所在群体，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此。婴儿很长一段时间都需要依靠他人，因此以前抚养他们长大也最好是在部落里。生存所需的各种任务和养育新的一代人都需要成年人团结起来共同努力。

当人们把他人视为异类的时候，要换位思考就比较困难。如今的政治环境强调“我们V.S.他们”的差别，因此人们普遍缺乏共情。选举制度强调了价值观的不同，这与是否归属同一群体紧密相连。比如，乡村地区的民众与城市里的民众投票倾向不同，乡村地区选民的生活经验和群体互动也与城市地区选民不同。与其它群体的接触情况以及不同的生活经历都会影响人们的政治观点。缺乏与其它群体的接触和互动都会影响共情能力，尤其是社会共情，也会导致“坏的部落主义”。

这种“我们V.S.他们”的观念会削弱我们的共情能力，那我们能做点什么呢？尽管我们已在成长过程中学习到我们与他人不同，进而影响到我们对待他人经历和感受的认知能力，但这并非一成不变。所幸我们的大脑反应可以在所谓的神经可塑（neuroplasticity）过程中改变。我们可以创造新的思考方式，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充满共情地去理解他人的感受。我们需要知道沟通差异是共情过程中的一部分。对有些人来说，这种沟通发生在小时候，不需要经过思考即可以处理共情，另外一些人则需要在成年后去学习共情。尽管小时候形成习惯比较容易，但成年后也仍然可以培养新的习惯。

那共情是怎么实现的呢？可以简单总结为七步。

• 关注你面对别人时的身体反应。关注你的无意识反应，比如当别人告诉你一件发生在他生活中的悲伤之事时，你要注意你自己是否也感到悲伤；当别人告诉你一件喜悦的事情时，你是否也不经意地露出微笑。
• 想一想你的这种反应意味着什么：你是否总是会跟随他人的反应，还是你阻止自己这么做？尽管去体会别人生活中的事情看起来有点奇怪，但你也要试着去感受下。
• 喘口气，歇一下，去发现你自己的情感反应，并想一想哪些是你的反应，哪些是他人的。
• 当你可以区分自己与他人的情感反应时，注意不要让这种情感淹没你。毕竟，在情绪较稳定的情况下，你可以更好地关注他人。
• 现在你可以换位思考了，也就是通过他人的眼睛去体验。试着明白他人的情感和经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请注意，并不是想象你处在他们的位置会做什么，而是真正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
• 要真正做到换位思考，需要注意周遭环境。在大的社会环境中，你和他人的周围发生了什么？试图去理解，历史是如何在你们共同和不同的经历中发挥了作用——这一步有助于沟通种族、民族、性别、政治意识形态等问题上存在的差异。
• 问一下你和他人是如何相同或者不同，而这对你们又意味着什么。有时，我们需要在个人和群体间展开这种对话。共情是一种有用的工具，但没有人能确切知道他人或其它群体正在经历什么。与他人的对话可以培养共情，而拥有共情能力又可以让对话更有效、更有意义。

由于共情关涉情感，有些人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生活方式。他们觉得，共情让我们的情感占了上风，因此我们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心理学家保罗·布伦（Paul Bloom）在他2016年出版的著作《失控的同理心》里提出的观点。书的标题抓人眼球，也让我们去检视共情如何走向歧途。但实际上，布鲁姆在共情及其所需技巧这一问题上帮了倒忙。

布鲁姆认为共情是带有偏见的——因为我们只出于情感对某个人产生短暂的关注，我们并没有仔细思量我们自己的感受。而即使我们把整个情况想清楚了，我们的共情也仍然偏向于我们认识的人或者跟我们类似的人。这些都没错，但这并不是共情完全发挥作用的结果。偏见和感情用事都是不好的后天习得行为，布鲁姆认为这些情感有问题，这没错，但是这些不是共情。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差异的世界里，我们属于不同的群体，很多时候从不与其它群体打交道。去相信关于其它群体的刻板印象很容易，但去了解他们、去想象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是一件难得多的事情——这就需要共情。

如果我们可以从别人的情境去考虑问题，如果我们换位思考，我们就没什么好害怕的，还可以通过共情决定我们的反应和行动，但要产生共情还是很难。当人们害怕、感到压力或者焦虑时，要他们从个人情绪中走出来、去关注他人的情绪，这不大容易。但因为镜像的作用，共情可以产生共情，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越多运用共情，我们周围的人也会越多产生共情。每个人都想被听到、被理解，每个群体都想得到认可，这些都需要共情。

（翻译：邱小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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