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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圈子、俱乐部和邪教:归属感的危险诱惑

无论是社会运动还是秘密社团,人类总喜欢成为远大于其自身的事物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从这些群体身份中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2017年华盛顿的女性大游行。图片来源:ShannonStapleton/Reuters

两年前,我和两个朋友驱车八小时从多伦多赶往华盛顿参加女性大游行(Women's March)。那天晚上我们在自己的海报上手写了“私处反击回来了!”(This pussy grabs back!此句旨在反讽特朗普的脏话“抓住女人私处,你就能为所欲为”——译注)这条标语,又一针一线地织了两顶粉色帽子。早上,我们乘电梯下到地铁站台上,那里已经是一片粉色的海洋,我们当即意识到游行规模实在太大了——50万人——可能会把预计前往华盛顿国家广场的行进路线挤爆。它的规模大到了既不能“游”也不能“行”的地步。整整七个小时,我们都处在人山人海里,摩肩接踵,不停呛声和打气,几乎没法听清台上的演说。

在某些方面,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一天。身在人群中会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感,我感到自己的声音是算数的,我的关切是得到了承认和共享的,而我的行动也是可以改变世界的。能有机会成为如此伟大、如此重要的事情的一部分,我感到很幸运。我是这一历史性转折的见证者:这就是未来,我正在创造着未来!

与此同时,周围千百万人的身体挤压也让我有些焦虑。为自己维护一处足以容身的方寸之地耗费了巨大的精力。我死死攥住朋友的手,与她在人群里缓慢推进,不时对陌生人报以微笑、相互示意——有时还紧张地扫视一番周围的楼顶,看是不是有狙击手藏身。个体与群体需求的张力对我来说是很难无视的,且令人劳累不堪,回到多伦多后,这种身心俱疲的状态还困扰了我不止一个星期。

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我们深受小圈子(in-group)的吸引,也即由具有共同认同、价值或目标的人群构成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即便我们并不打算以成员身份加入这些组织,我们也迫切地追随着各种虚构或非虚构的,有关派系、俱乐部和邪教的故事;不妨想一想Netflix的《异狂国度》和HBO的《道路》这类纪录片,以及诸如艾玛·克莱因(Emma Cline)的《女孩们》、弗雷德·达吉亚尔(Fred D'Aguiar)的《伊甸园的孩子们》(Children of Paradise)等小说,乃至于大家熟知的曝光诸如NXIVM、“一味”(OneTaste)和上帝之子(Children of God)等邪教组织的报道。组织的入会和日常仪式越是保密、越是神秘化,我们的好奇心也就越强。

《女孩们》
[美] 艾玛·克莱因 著  韩冬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18

社会改革运动和秘密结社当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我们会经常跟组织化的集体性(organised collectivities)这一趋向打交道,即便它在政治上是进步的,也会随着时间而逐渐变得较具排斥性。在女性大游行的初创及组织者被指反犹主义后,全国和地方层面的组织者之间就生出了冲突。诸如奥杜邦(Audubon)和山脉俱乐部(Sierra Club)等环保组织也被反移民情绪撕裂。在这些案例当中,许多起初兼容并包的社群都变得越来越像封闭化的集中营了。

为什么我们在获得某个团体的认可后会表现出排斥他人的倾向?1921年正值全球选举权与工人权利运动的高潮,但也是纳粹主义兴起的前夜,当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表了一项具有突破性的群体心理学研究成果,他在其中主张群体也拥有某种“心灵”,它与群体中单个成员的心灵不同。允许这一群体心灵来代替个人自己的心灵,关系到一种极大的妥协:我们与某个共同的理想或者领袖建立了强有力的情感联系;反过来,我们放弃了自己的自我意识、我们的个人权威和地位,以及我们的隐私。弗洛伊德或许会这样解释我在女性大游行中的强烈快感:这种快感来自向群体激情投诚以及完全抛弃个人的拘束感。对弗洛伊德来说,群体成员身份与催眠(hyposis)的体验有颇多可比之处,某些爱得死去活来的情形也类似,在这些情况下,理性的心灵受到某个理想化的“他者”的摆布,变得缺乏批判性、冲动、对提议言听计从。

Netflix纪录片《异狂国度》剧照,剧集讲述了印度某教派领袖薄伽凡·什利·罗杰尼希(Bhagwan Shree Rajneesh)及其信徒在俄勒冈州建立奥修教的来龙去脉。图片来源:Netflix

尽管这种心态可能导致不负责任的行为(例如足球流氓和霸凌等),但它也有一定的正面效应:表现在自我牺牲和创造性破坏(creative ferment)当中。我的小说《红字》(The Red Word)讲述了一场校园强奸案,其中的叙述者凯伦(Karen)亲历了一次转变——在精神和身体两重维度上——从一个人变成了群体性的存在,众人竖起了一道“耻辱墙”,上面记录了男性学生的厌女行为:“女生们的小圈子里霎时有了一种同仇敌忾的氛围……我们彼此闭上了眼睛,一个接一个地……我耳朵里彷佛有一种海涛一般的声音,腋窝里也忽然有了出汗的刺激感。”

且不说我们的政治生活,将个体性让渡给群体利益将会有较大的心理代价。即便我们已经在某一群体中呆了很久,我们也会对个人主权的被颠覆感到愤恨,结果就是我们会把它投射出去——不仅针对外来的人,也会对同侪进行整顿、审查或回避。循环于群体的集体性纽带中的心理暴力必须被导向一个“恰当的”敌人,以免发生内爆(implosion)。教会需要血腥的宗教裁判所、民兵需要打仗、足球迷需要劲敌、而高校里的小圈子则需要他人来唧唧歪歪。要不然的话,集体感就会内卷化(on a dime),从无私奉献沦落为刻骨仇恨。抹黑、霸凌、虐待、暴行和集体自杀就是群体心理步入误区后的可怕代价。

在数位时代,弗洛伊德会对群体心理说些什么呢?我认为他丝毫不会对如今网络上的猎巫、“出征”(call-out)、毒舌(dragging)和得理不饶人(pile-on)等现象感到惊讶。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又催生出许多微型社群和个人可以对号入座的兴趣小组。数位领域的归属感可能会削弱集体行动的意愿,因为网上的话语可以替代生活中的实际互动,不过它也可能促使更多的人走上街头——譬如我和我的加拿大朋友就是受线上动员的激励而采取行动,进而去到华盛顿参加游行的。社交媒体可能会改变我们加入和调整群体成员身份的方式,但不大可能改变我们对成为比自己更宏大的事物的一部分的根本需求。人无论在本性还是在进化意义上都是社会动物,我们因协作而繁荣。对我这种性格内向的人来说,这经常呈现为一种悖论,在我看来一个党派既是一扇关上了的门又是一本好书。不过,在体会了身在人群中的奇特快感后,我确信自己还是可以被某些东西从壁垒当中引诱出来的。当然,是出于好的理由。

本文作者Sarah Henstra是一名加拿大作家与学者,同时也是瑞尔森大学的文学与创意写作教授。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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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卫报

原标题:Cliques, clubsand cults: the treacherous allure of belonging

最新更新时间:05/02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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