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

谁是公开辩论的赢家?骗子、恶棍和满嘴跑火车的人

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谁是公开辩论的赢家?骗子、恶棍和满嘴跑火车的人

理论上,我们辩论得越多,我们就越倾向于理性和文明;实际上,当代辩论从结构上更倾向于煽动群众和散布谣言。

2016年10月,在拉斯维加斯的最后一场总统选举辩论中,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盯着唐纳德·特朗普的手势。图片来源:Mark Ralston/AFP/Getty Images

半个月前,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和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多伦多举办了一场关于“幸福: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论,线上直播收费为14.95美元,现场的黄牛票价则被炒到了上百美元。彼得森并没有看过齐泽克的任何著作,反而选择了攻击《共产党宣言》。齐泽克则反复提到中国、特朗普、自由党、反犹太主义和奶酪。最后,两人同意监管良好的资本主义是件好事。这场辩论被认为是“世纪辩论”,也许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如此,它无害地证明了辩论本身不是个好主意。

我们总认为辩护是自由民主的引擎。在自由社会中,不同的观点是可以在公开论坛中进行争论的。领导者通过辩论让人们得出最全面的判断。学生学习辩论技巧,以备在成年世界里应对唇枪舌战。智慧平方(Intelligence Squared)等组织举办的正式辩论活动越来越多,让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复杂的问题。我们讨厌的人的言论也不应该被忽略。我们应该和他们辩论,指出他们想法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辩论得越多,我们就越幸福、越文明。

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当代辩论从结构上更倾向于煽动群众和散布谣言。辩论的本质是对骗子有利的。耍阴招、欺凌和人身攻击并不会带来损失,反而有更大的潜在优势。我们总在辩论里“得分”,因为我们把辩论视为拳击比赛:辩论更像是一场竞争,而不是一次合作(如果你有耐心的话,可以在网上看看2005年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和乔治 · 加洛韦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辩论:结果是两方都输了)。最近的皮尤民意调查显示,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认同政治领导间的辩论氛围是礼貌的。许多周四晚上收看BBC《问题时间》(Question Time)节目的英国人也会同意。

毫无礼貌可言的辩论变成了赚钱的马戏团表演,为什么不邀请极右无政府民族主义支持者斯蒂芬·班农(Steve Bannon)在文学活动上“辩论”,像《纽约客》和《经济学家》一样?辩论变成了迎合娱乐业、迎合“思想市场”的道具,不是吗?但从一开始,口头的辩论就完全是为了挑衅:辩论是喷子们喜欢的武器,避免书面的争论被留作证据。

而在网络上,对于“辩论”的需求是性别化的,男性将其作为攻击与他们意见不同的女性的方式。“‘和我辩论’是一种消耗策略,”作家、评论家莎拉·迪特姆(Sarah Ditum)说,“有些人给我发邮件、推特留言,想要和我‘辩论’,他想要的并不是一来一回、最终达到一个结论的探讨,而是为了羞辱我,让我最终承认自己的意见是错误的。”

美国作家、记者莱亚·亚历山大(Leigh Alexander)也持同样的看法。“对某种男性来说,”她观察到,“他们要么享有太多特权,要么是被保护得太好,他们对生活的大多方面都没有了解,而辩论是他们唯一能够遇到问题的领域。他们没什么可损失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想法上的实验。现在这个世界就像是:‘不好意思,现实,您能让一让吗?您能听听我在说什么吗?您能不碰我吗?您能不伤害我吗?您能接受否定的答案吗?’而这些男性,这些年轻人的回应却是:‘和我辩论、和我辩论、和我辩论。’这是很可悲的。”

这种策略并不只存在于网络上。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意外赢得2018年纽约民主党初选后,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前主编、极右电视权威班·夏皮罗(Ben Shapiro)提出要给她十万美元来与他辩论。她辛辣地回复,这种要求和在街上对陌生人调情没什么两样:“我对目的不纯的男性所提出的要求没有回应的必要。”

去年,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听证会被特意设置成一场“辩论”,而不是一次有诚意的调查。共和党议员拒绝请其他证人作证,尤其是马克·朱奇(Mark Judge),因为他们可能会支持克里斯汀·布莱西·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的事件描述。结果,这场听证会仅仅是“她说,他说”,这正是共和党需要的:通过言论来制造怀疑。

“我对目的不纯的男性所提出的要求没有回应的必要。”——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图片来源:AndrewKelly/Reuters

谁喜欢“辩论”呢?骗子、恶棍和满嘴跑火车的人。去年,哲学家、美国绿党政治家鲁珀特·里德(Rupert Read)拒绝与否认全球变暖的人一起参加BBC剑桥郡广播的全球变暖“辩论”。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教徒希望美国学校教授创造宇宙说的相关内容,“教授如何与进化论学说进行辩论”,哪怕这种辩论是不存在的。坚持应该“辩论”,通常是一种借想法本身的假定优势来掩盖真相的方式。这是一个民主社会,如果你不想辩论,你就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

口头上的辩论让骗子更占优势,他们知道哪怕对手要反驳,也会被认为是一种“平衡”。就像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在BBC《今日秀》上针对气候变化说了一堆胡话之后,也许人们后来会确认事实,也许主播会承认错误,但当然,到那时候,原来的很多观众已经忘了这件事了。

2009年,乔治·莫比奥特(George Monbiot)拒绝与地质学家伊恩·普默(Ian Plimer)就人类行为造成的全球变暖问题进行“辩论直播”。“做出一个误导性的科学论述只需要30秒钟,但辟谣却需要30分钟。”莫比奥特写道。他建议先和普默进行出处明确的书面交流,但普默拒绝了。几个月后,他们最终还是在电视上进行了辩论,因为莫比奥特现在说,主持人托尼·琼斯(Tony Jones)了解气候变化,也能“分辨胡言乱语”。

近年来,尤其是在美国总统选举辩论中,许多线上的事实核查员高尚地试图实时监测各种谣言。但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带来太大的变化,因为大多数观众的注意力并不在此。在2016年第一场美国总统选举辩论中,希拉里·克林顿说:“我希望事实核查员们调高了视频音量,并努力工作。”但这只是无济于事的愿望罢了,不是因为他们工作不够努力,而是因为只有很小一部分选民在乎事实。结果,唐纳德·特朗普只用站在那里说“不要木偶,不要木偶,你才是提线木偶”,就成为了总统。

因为事实并不是主战场,所以聪明的辩论者会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比如捏造黑暗的影射言论,让观众在头脑中产生怀疑。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辩论中,玛丽娜·勒庞对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说:“我希望我们不会发现你在巴哈马群岛有一个离岸账户。”并没有证据证明他有这样一个离岸账户。

黑暗的影射言论。2017年5月,玛丽娜·勒庞和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一场电视直播辩论做准备。图片来源:Chamussy/SIPA/Rex/Shutterstock

阴招并不是辩论的可悲误解,而是辩论的传统。自从人类开始辩论起,这个问题就始终存在。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与高尔吉亚相遇,后者是一个修辞学家,他自称“可以演说和说服群众”。高尔吉亚认为这种技巧是最伟大的艺术形式。但苏格拉底表示怀疑。他指出,辩论(或者“争论”)“并不总是以互相启迪而结束,也不能让双方讨论的主题变得更清晰”。确实,通常情况下辩论都会变成喊叫的竞赛。苏格拉底认为修辞并不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卑鄙”的实践,一种偏向演讲强者的政治“仿制品”,无可避免地向不公正倾斜。

现代对辩论形式的批评也增加了人们的担心。在2016年的一篇论文《批评辩论》中,传播学教授詹姆斯·P.迪莫可(James P Dimock)指出,辩论中的时间限制让熟悉的陈词滥调比令人惊讶的新想法更受欢迎。因为正式辩论中必须要在两到四分钟内陈述自己的观点,听上去符合主流认知的刻板观点是更容易的手段,而一个反直觉的意见会需要更多的细节支撑。“辩论者只需要提出伊朗没权利武装核武器,”迪莫可写道,“但如果要证明美国没权利武装武器,则需要更多的论据。”

因此,辩论艺术能够给骗子和恶棍带来好处。关键在于打败对手,而不是寻找真相。辩论从结构上就偏好保守的陈词滥调,而非新奇的想法。如果辩论的本质如此,也许我们不应该追求擅长于此。“当然辩论并不是只给那些煽动政治家带来好处,还有漂亮的男孩们。我知道,因为我就是其中之一,”莫比奥特说,“当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在首相问答会(PMQ)上挣扎时,我心底有一个声音说:‘天啊,能不能直击要害。’但我心里的另一个声音说:‘这个传统太糟糕了,不能掌握技巧是你的问题。’”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大多数议会辩论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个多数政府可以欺骗议员并做出任何决定。同时,最近的退欧辩论引出了一系列关于“象征性表决”的讨论,却完全没能说服议会反对每一个选项。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迷恋辩论呢?也许因为口头上的言论对我们来说,比书面上的文字更真实。这种认为言论价值大于文字价值的迷信通常被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是西方文明中长期存在的一种偏见。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不仅质疑修辞的意义,同样也质疑写作的意义。在《斐德罗篇》中,他写道,写作只不过是用来提醒人们已经了解的信息的。柏拉图认为,书面上的文字存在的问题是,当你提出质疑时,它们不能给出答案。但我们之所以了解柏拉图的思想,也是因为他写下了哲学讨论,而在这些讨论中,角色们确实可以彼此给出答案。

如今的年轻人显然更喜欢发信息,而不是打电话,也许这象征着一种希望,而不是一种悲叹?也许逻各斯中心主义正在走向灭亡,如果真的如此的话,这是一种解脱。写作更容易留下证据,也不受私人感情因素的影响,而这正是独裁演说家所依靠的。“煽动言论是需要用语言来传播的,”迪莫可说,“你不可能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煽动任何人。”确实,特朗普的支持者对政策并没有提出可供审议的意见,他们更像是在参加一个著名喜剧演员的告别演出,对他说的每一个没有意义的笑话都忠诚地开怀大笑。

去年,IBM研究中心推出了“辩论者项目”(Project Debater)这是一个可以就问题的任意一方与人类对手辩论的人工智能工具。比如,它可以与人类(来自IBM)辩论太空探索是否应该获得国家补贴、人们是否应该更好地利用远程手术技术等问题。它以人工合成的女性声音进行辩论,观众认为它更擅长传递真相。

这项技术结合了语音识别(回应人类),对报纸、杂志文章的大量语料分析,机器不仅能够从中获取事实,也可以获取论据。它并不能创造任何逻辑,而是根据它的判断选择人类已经提出的最好论据。在IBM的网站上,我们发现这项技术并不能通过理解来“学习一个话题”,而是“擅长迅速根据已有的数据创造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叙述”。IBM充满希望地说,这项技术“能够帮助扩大视野、帮助人们认清事件的多面性”。我们只能祝它好运了。

“辩论者项目”指向了一个更有潜力的未来。我们可以把辩论直播的任务完全委托给机器人,甚至可以借此技术拍摄出极具娱乐和新闻效果的综艺节目。然后,我们就可以用更谨慎、更具启发性的交流方式来讨论我们的问题,比如耐心细致的采访、不设限的小组讨论,当然还有永远不会过时的写作。

(翻译:李思璟)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

来源:卫报

原标题:Who wins from public debate? Liars, bullies and trolls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评论

暂无评论哦,快来评价一下吧!

下载界面新闻

微信公众号

微博

谁是公开辩论的赢家?骗子、恶棍和满嘴跑火车的人

理论上,我们辩论得越多,我们就越倾向于理性和文明;实际上,当代辩论从结构上更倾向于煽动群众和散布谣言。

2016年10月,在拉斯维加斯的最后一场总统选举辩论中,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盯着唐纳德·特朗普的手势。图片来源:Mark Ralston/AFP/Getty Images

半个月前,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和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多伦多举办了一场关于“幸福: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论,线上直播收费为14.95美元,现场的黄牛票价则被炒到了上百美元。彼得森并没有看过齐泽克的任何著作,反而选择了攻击《共产党宣言》。齐泽克则反复提到中国、特朗普、自由党、反犹太主义和奶酪。最后,两人同意监管良好的资本主义是件好事。这场辩论被认为是“世纪辩论”,也许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如此,它无害地证明了辩论本身不是个好主意。

我们总认为辩护是自由民主的引擎。在自由社会中,不同的观点是可以在公开论坛中进行争论的。领导者通过辩论让人们得出最全面的判断。学生学习辩论技巧,以备在成年世界里应对唇枪舌战。智慧平方(Intelligence Squared)等组织举办的正式辩论活动越来越多,让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复杂的问题。我们讨厌的人的言论也不应该被忽略。我们应该和他们辩论,指出他们想法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辩论得越多,我们就越幸福、越文明。

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当代辩论从结构上更倾向于煽动群众和散布谣言。辩论的本质是对骗子有利的。耍阴招、欺凌和人身攻击并不会带来损失,反而有更大的潜在优势。我们总在辩论里“得分”,因为我们把辩论视为拳击比赛:辩论更像是一场竞争,而不是一次合作(如果你有耐心的话,可以在网上看看2005年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和乔治 · 加洛韦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辩论:结果是两方都输了)。最近的皮尤民意调查显示,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认同政治领导间的辩论氛围是礼貌的。许多周四晚上收看BBC《问题时间》(Question Time)节目的英国人也会同意。

毫无礼貌可言的辩论变成了赚钱的马戏团表演,为什么不邀请极右无政府民族主义支持者斯蒂芬·班农(Steve Bannon)在文学活动上“辩论”,像《纽约客》和《经济学家》一样?辩论变成了迎合娱乐业、迎合“思想市场”的道具,不是吗?但从一开始,口头的辩论就完全是为了挑衅:辩论是喷子们喜欢的武器,避免书面的争论被留作证据。

而在网络上,对于“辩论”的需求是性别化的,男性将其作为攻击与他们意见不同的女性的方式。“‘和我辩论’是一种消耗策略,”作家、评论家莎拉·迪特姆(Sarah Ditum)说,“有些人给我发邮件、推特留言,想要和我‘辩论’,他想要的并不是一来一回、最终达到一个结论的探讨,而是为了羞辱我,让我最终承认自己的意见是错误的。”

美国作家、记者莱亚·亚历山大(Leigh Alexander)也持同样的看法。“对某种男性来说,”她观察到,“他们要么享有太多特权,要么是被保护得太好,他们对生活的大多方面都没有了解,而辩论是他们唯一能够遇到问题的领域。他们没什么可损失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想法上的实验。现在这个世界就像是:‘不好意思,现实,您能让一让吗?您能听听我在说什么吗?您能不碰我吗?您能不伤害我吗?您能接受否定的答案吗?’而这些男性,这些年轻人的回应却是:‘和我辩论、和我辩论、和我辩论。’这是很可悲的。”

这种策略并不只存在于网络上。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意外赢得2018年纽约民主党初选后,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前主编、极右电视权威班·夏皮罗(Ben Shapiro)提出要给她十万美元来与他辩论。她辛辣地回复,这种要求和在街上对陌生人调情没什么两样:“我对目的不纯的男性所提出的要求没有回应的必要。”

去年,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听证会被特意设置成一场“辩论”,而不是一次有诚意的调查。共和党议员拒绝请其他证人作证,尤其是马克·朱奇(Mark Judge),因为他们可能会支持克里斯汀·布莱西·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的事件描述。结果,这场听证会仅仅是“她说,他说”,这正是共和党需要的:通过言论来制造怀疑。

“我对目的不纯的男性所提出的要求没有回应的必要。”——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图片来源:AndrewKelly/Reuters

谁喜欢“辩论”呢?骗子、恶棍和满嘴跑火车的人。去年,哲学家、美国绿党政治家鲁珀特·里德(Rupert Read)拒绝与否认全球变暖的人一起参加BBC剑桥郡广播的全球变暖“辩论”。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教徒希望美国学校教授创造宇宙说的相关内容,“教授如何与进化论学说进行辩论”,哪怕这种辩论是不存在的。坚持应该“辩论”,通常是一种借想法本身的假定优势来掩盖真相的方式。这是一个民主社会,如果你不想辩论,你就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

口头上的辩论让骗子更占优势,他们知道哪怕对手要反驳,也会被认为是一种“平衡”。就像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在BBC《今日秀》上针对气候变化说了一堆胡话之后,也许人们后来会确认事实,也许主播会承认错误,但当然,到那时候,原来的很多观众已经忘了这件事了。

2009年,乔治·莫比奥特(George Monbiot)拒绝与地质学家伊恩·普默(Ian Plimer)就人类行为造成的全球变暖问题进行“辩论直播”。“做出一个误导性的科学论述只需要30秒钟,但辟谣却需要30分钟。”莫比奥特写道。他建议先和普默进行出处明确的书面交流,但普默拒绝了。几个月后,他们最终还是在电视上进行了辩论,因为莫比奥特现在说,主持人托尼·琼斯(Tony Jones)了解气候变化,也能“分辨胡言乱语”。

近年来,尤其是在美国总统选举辩论中,许多线上的事实核查员高尚地试图实时监测各种谣言。但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带来太大的变化,因为大多数观众的注意力并不在此。在2016年第一场美国总统选举辩论中,希拉里·克林顿说:“我希望事实核查员们调高了视频音量,并努力工作。”但这只是无济于事的愿望罢了,不是因为他们工作不够努力,而是因为只有很小一部分选民在乎事实。结果,唐纳德·特朗普只用站在那里说“不要木偶,不要木偶,你才是提线木偶”,就成为了总统。

因为事实并不是主战场,所以聪明的辩论者会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比如捏造黑暗的影射言论,让观众在头脑中产生怀疑。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辩论中,玛丽娜·勒庞对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说:“我希望我们不会发现你在巴哈马群岛有一个离岸账户。”并没有证据证明他有这样一个离岸账户。

黑暗的影射言论。2017年5月,玛丽娜·勒庞和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一场电视直播辩论做准备。图片来源:Chamussy/SIPA/Rex/Shutterstock

阴招并不是辩论的可悲误解,而是辩论的传统。自从人类开始辩论起,这个问题就始终存在。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与高尔吉亚相遇,后者是一个修辞学家,他自称“可以演说和说服群众”。高尔吉亚认为这种技巧是最伟大的艺术形式。但苏格拉底表示怀疑。他指出,辩论(或者“争论”)“并不总是以互相启迪而结束,也不能让双方讨论的主题变得更清晰”。确实,通常情况下辩论都会变成喊叫的竞赛。苏格拉底认为修辞并不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卑鄙”的实践,一种偏向演讲强者的政治“仿制品”,无可避免地向不公正倾斜。

现代对辩论形式的批评也增加了人们的担心。在2016年的一篇论文《批评辩论》中,传播学教授詹姆斯·P.迪莫可(James P Dimock)指出,辩论中的时间限制让熟悉的陈词滥调比令人惊讶的新想法更受欢迎。因为正式辩论中必须要在两到四分钟内陈述自己的观点,听上去符合主流认知的刻板观点是更容易的手段,而一个反直觉的意见会需要更多的细节支撑。“辩论者只需要提出伊朗没权利武装核武器,”迪莫可写道,“但如果要证明美国没权利武装武器,则需要更多的论据。”

因此,辩论艺术能够给骗子和恶棍带来好处。关键在于打败对手,而不是寻找真相。辩论从结构上就偏好保守的陈词滥调,而非新奇的想法。如果辩论的本质如此,也许我们不应该追求擅长于此。“当然辩论并不是只给那些煽动政治家带来好处,还有漂亮的男孩们。我知道,因为我就是其中之一,”莫比奥特说,“当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在首相问答会(PMQ)上挣扎时,我心底有一个声音说:‘天啊,能不能直击要害。’但我心里的另一个声音说:‘这个传统太糟糕了,不能掌握技巧是你的问题。’”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大多数议会辩论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个多数政府可以欺骗议员并做出任何决定。同时,最近的退欧辩论引出了一系列关于“象征性表决”的讨论,却完全没能说服议会反对每一个选项。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迷恋辩论呢?也许因为口头上的言论对我们来说,比书面上的文字更真实。这种认为言论价值大于文字价值的迷信通常被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是西方文明中长期存在的一种偏见。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不仅质疑修辞的意义,同样也质疑写作的意义。在《斐德罗篇》中,他写道,写作只不过是用来提醒人们已经了解的信息的。柏拉图认为,书面上的文字存在的问题是,当你提出质疑时,它们不能给出答案。但我们之所以了解柏拉图的思想,也是因为他写下了哲学讨论,而在这些讨论中,角色们确实可以彼此给出答案。

如今的年轻人显然更喜欢发信息,而不是打电话,也许这象征着一种希望,而不是一种悲叹?也许逻各斯中心主义正在走向灭亡,如果真的如此的话,这是一种解脱。写作更容易留下证据,也不受私人感情因素的影响,而这正是独裁演说家所依靠的。“煽动言论是需要用语言来传播的,”迪莫可说,“你不可能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煽动任何人。”确实,特朗普的支持者对政策并没有提出可供审议的意见,他们更像是在参加一个著名喜剧演员的告别演出,对他说的每一个没有意义的笑话都忠诚地开怀大笑。

去年,IBM研究中心推出了“辩论者项目”(Project Debater)这是一个可以就问题的任意一方与人类对手辩论的人工智能工具。比如,它可以与人类(来自IBM)辩论太空探索是否应该获得国家补贴、人们是否应该更好地利用远程手术技术等问题。它以人工合成的女性声音进行辩论,观众认为它更擅长传递真相。

这项技术结合了语音识别(回应人类),对报纸、杂志文章的大量语料分析,机器不仅能够从中获取事实,也可以获取论据。它并不能创造任何逻辑,而是根据它的判断选择人类已经提出的最好论据。在IBM的网站上,我们发现这项技术并不能通过理解来“学习一个话题”,而是“擅长迅速根据已有的数据创造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叙述”。IBM充满希望地说,这项技术“能够帮助扩大视野、帮助人们认清事件的多面性”。我们只能祝它好运了。

“辩论者项目”指向了一个更有潜力的未来。我们可以把辩论直播的任务完全委托给机器人,甚至可以借此技术拍摄出极具娱乐和新闻效果的综艺节目。然后,我们就可以用更谨慎、更具启发性的交流方式来讨论我们的问题,比如耐心细致的采访、不设限的小组讨论,当然还有永远不会过时的写作。

(翻译:李思璟)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

来源:卫报

原标题:Who wins from public debate? Liars, bullies and trolls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