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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安·帕切特:亦母亦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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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安·帕切特:亦母亦姊

“你们是两姐妹吗?”和母亲出门时,作家安·帕切特常常听到这句疑问。随着年岁增长,她的回答和提问者的潜台词都有了变化。

作者安·帕切特(右)与她的母亲珍妮·雷,图片来源:Heidi Ross

杂货店的收银员第一次问我母亲和我是不是姐妹的时候,我大概才10岁。当时我以为收银员的意思是我们俩长得很像,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此。和我母亲一样,我也是金发碧眼,有窄肩膀和亮眼睛。收银员提出的问题是对我的恭维——我母亲很漂亮——但主要是对她的恭维:您看起来真年轻!您怎么会是个有这么大孩子的母亲呢?

我出生的时候我母亲是26岁,20多岁正是她青春常驻的那十年。她的青春如此绵长,直到40多岁她在酒吧里还会被要求出示证件(注:美国法律规定合法饮酒年龄为21岁以上)。每个人都在变老,除了她。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曾穿着一条她的睡裙去参加年终舞会。当时她不在城里,我也不知道那是一条睡裙。在我看来,这只是挂在她衣橱里的又一条很棒的裙子(作者注:我妈妈会把她的睡裙挂起来)。后来,我的朋友和我都在笑话这件事。她的睡裙竟然胜过了其他人的舞会礼服。

我的朋友都很喜欢我母亲,喜欢她的拉链靴、她的捷豹E型跑车,还有她浓密的金色马尾辫。那些在我家过夜、第二天早上上学迟到的人,我母亲会给她们写便条。“她更像个姐姐。”我的朋友会这样说,但意思不是说我们俩长得很像。

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无论我们以前有什么相似之处,都很难再看到了。我的头发已经褪成了我乐意喊作“死老鼠”的颜色,我体重也增加了,这两件事在我母亲身上都没有发生。我比她高了点。我也穿不上她的衣服了。我从学校回来,银行出纳员仔细地打量我们,就好像她遇到了个不好确定的人。她问道:“你们是两姐妹吗?”她的意思是:你们俩是同一对父母的后代吗?

珍妮·雷,安·帕切特的母亲。图片来源:原作者提供

我的母亲看起来就像是希区柯克女主角和约翰·德里克某位前妻的混合体,她从基因彩票池中抽到了一张中奖彩票。如果她以我为榜样,每天清早什么也不做,洗个脸就出门,她仍然会是你在任何一天里所见到的最美的女人,更别说我的母亲从来不会这样邋遢。她不吃点心和晚餐面包,全心投入于保湿和防晒。她有一系列丝绸内衣,当她换衣服时,她从一开始就换了内衣,而这件事没人会注意到,因为内衣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童年里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坐在浴缸边上看她化妆和卷头发。

杂货店的伙计都抢着要帮她把购物车推到她的车边,有一两回,抢赢了的小伙子还想要亲吻她。她必须打印没有电话号码的支票,不然酒品商店的男人就会打来电话邀她约会。在饭店里,难以避免会有人走到桌边,好像是以防我们不知道似的,跟我们说,我的母亲是一个幻梦——是他或她所见过的最美的女人。我的母亲会感谢那个人,而我们其他人则闷头吃饭。

我长大,又变老。我不染发,也不买睫毛膏。我渴望看起来干净、整洁、无形;在这方面,我很成功。我已经看到了美丽的好处和代价,并决定放弃。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幸运的决定,因为尽管我看起来还不错,但我既没有好底子,也没有意愿去试着改进我得到的这手牌。我愿意去相信我母亲的美丽为我节省了时间,我指的是我生命中的年年岁岁。尽管有相反的事例,但绝大多数女性还是怀抱着一些隐秘的愿望,渴望自己长得好看,有合适的裙子、口红和饮食规律,借此使事情对自己有利。作为一个与异乎寻常的美丽共同生活的人,我就不抱这样的幻想了。

对人们来说,重要的是相信漂亮女人都是自恋者,而且她们会为不公正的特权而受到惩罚。虽然我的母亲确实因为美丽而被嫉妒的丈夫、嫉妒的朋友以及她的姐姐所惩罚,她的姐姐喜欢向任何乐意聆听的人宣布,我母亲得到了漂亮的脸蛋,而她——这位姐姐——得到了所有的脑子,但是我母亲从来不是一个自恋者。她的大半生都在做护士。她有一种神奇的能力来安慰他人,知道该说些什么,也知道什么时候该保持缄默。男人们最喜欢她,但是小狗和小孩也一样。她风趣善良,不论她姐姐如何议论,她都很聪明,她也很美丽。

作者与她的母亲。图片来源:Heidi Ross

等我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和母亲的姐妹情谊就成了必然。那个问题就不再是问题,而是陈述事实。当有人问起,“是姐妹,对吧?”我就会说,“你猜对了。”事实上,我开始变成姐姐了。我可以想象有一天我会变成母亲。

如果是我母亲来回答这个问题,她总是实话实说。她毕竟是长辈——她以我为荣。在我四十多岁的时候,有一回,我们去我在纽约的出版社交一些文件。前台的保安检查我们的证件。他疑惑地问道:“你们俩是姐妹吗?”

“她是我女儿。”我母亲回答说。

有一回我们接近半夜出门,那时候我母亲生了病。这件事发生在三年前,在她80岁以前。她下肋骨疼得厉害,我只好在半夜冒着暴雨开车送她去医院。没时间化妆,也没时间收拾包。急诊室的医生直接把她送到重症监护室,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

在一间玻璃房里,她睡在床上,我睡在旁边的椅子上。她的十二指肠上部有一处被隔离的感染。她在睡衣和被窝里浑身冒汗,不停地剧烈打颤,我只好爬到床上搂着她。医生、护士、抽血师和清洁人员每隔15分钟就会走进她的鱼缸式病房查这查那,在那里,他们会看到两个面色苍白的女人躺在一张单人床上,不吃不喝不洗漱,就这么躺在一块,像一对母女一样在床上手搂着腰,躺在灼热的荧光灯下。可以肯定地说,我们还没有看起来这么糟糕过。

“你们看起来真像,”护士轻声地说,不想在我们已被打扰的情况下再打扰我们。

我问她:“像姐妹吗?”

她摇了摇头。“不,”她说,“就像一个人。”

安·帕切特是八本小说的作者,作品包括《美声》(Bel Canto)、《联盟》(Commonwealth),以及即将于9月出版的《荷兰屋》(The Dutch House)。她的儿童读物《羊羔滑坡/压倒性优势》(Lambslide)已于本月出版。本文是编校后的版本,将被收录在今年9月出版的《苹果,树:作家写父母》(Apple, Tree: Writers on Their Parents)一书中。

(翻译:鲜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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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盛顿邮报

原标题:Mothers and daughters: It’s a complicated sisterhood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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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安·帕切特:亦母亦姊

“你们是两姐妹吗?”和母亲出门时,作家安·帕切特常常听到这句疑问。随着年岁增长,她的回答和提问者的潜台词都有了变化。

作者安·帕切特(右)与她的母亲珍妮·雷,图片来源:Heidi Ross

杂货店的收银员第一次问我母亲和我是不是姐妹的时候,我大概才10岁。当时我以为收银员的意思是我们俩长得很像,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此。和我母亲一样,我也是金发碧眼,有窄肩膀和亮眼睛。收银员提出的问题是对我的恭维——我母亲很漂亮——但主要是对她的恭维:您看起来真年轻!您怎么会是个有这么大孩子的母亲呢?

我出生的时候我母亲是26岁,20多岁正是她青春常驻的那十年。她的青春如此绵长,直到40多岁她在酒吧里还会被要求出示证件(注:美国法律规定合法饮酒年龄为21岁以上)。每个人都在变老,除了她。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曾穿着一条她的睡裙去参加年终舞会。当时她不在城里,我也不知道那是一条睡裙。在我看来,这只是挂在她衣橱里的又一条很棒的裙子(作者注:我妈妈会把她的睡裙挂起来)。后来,我的朋友和我都在笑话这件事。她的睡裙竟然胜过了其他人的舞会礼服。

我的朋友都很喜欢我母亲,喜欢她的拉链靴、她的捷豹E型跑车,还有她浓密的金色马尾辫。那些在我家过夜、第二天早上上学迟到的人,我母亲会给她们写便条。“她更像个姐姐。”我的朋友会这样说,但意思不是说我们俩长得很像。

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无论我们以前有什么相似之处,都很难再看到了。我的头发已经褪成了我乐意喊作“死老鼠”的颜色,我体重也增加了,这两件事在我母亲身上都没有发生。我比她高了点。我也穿不上她的衣服了。我从学校回来,银行出纳员仔细地打量我们,就好像她遇到了个不好确定的人。她问道:“你们是两姐妹吗?”她的意思是:你们俩是同一对父母的后代吗?

珍妮·雷,安·帕切特的母亲。图片来源:原作者提供

我的母亲看起来就像是希区柯克女主角和约翰·德里克某位前妻的混合体,她从基因彩票池中抽到了一张中奖彩票。如果她以我为榜样,每天清早什么也不做,洗个脸就出门,她仍然会是你在任何一天里所见到的最美的女人,更别说我的母亲从来不会这样邋遢。她不吃点心和晚餐面包,全心投入于保湿和防晒。她有一系列丝绸内衣,当她换衣服时,她从一开始就换了内衣,而这件事没人会注意到,因为内衣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童年里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坐在浴缸边上看她化妆和卷头发。

杂货店的伙计都抢着要帮她把购物车推到她的车边,有一两回,抢赢了的小伙子还想要亲吻她。她必须打印没有电话号码的支票,不然酒品商店的男人就会打来电话邀她约会。在饭店里,难以避免会有人走到桌边,好像是以防我们不知道似的,跟我们说,我的母亲是一个幻梦——是他或她所见过的最美的女人。我的母亲会感谢那个人,而我们其他人则闷头吃饭。

我长大,又变老。我不染发,也不买睫毛膏。我渴望看起来干净、整洁、无形;在这方面,我很成功。我已经看到了美丽的好处和代价,并决定放弃。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幸运的决定,因为尽管我看起来还不错,但我既没有好底子,也没有意愿去试着改进我得到的这手牌。我愿意去相信我母亲的美丽为我节省了时间,我指的是我生命中的年年岁岁。尽管有相反的事例,但绝大多数女性还是怀抱着一些隐秘的愿望,渴望自己长得好看,有合适的裙子、口红和饮食规律,借此使事情对自己有利。作为一个与异乎寻常的美丽共同生活的人,我就不抱这样的幻想了。

对人们来说,重要的是相信漂亮女人都是自恋者,而且她们会为不公正的特权而受到惩罚。虽然我的母亲确实因为美丽而被嫉妒的丈夫、嫉妒的朋友以及她的姐姐所惩罚,她的姐姐喜欢向任何乐意聆听的人宣布,我母亲得到了漂亮的脸蛋,而她——这位姐姐——得到了所有的脑子,但是我母亲从来不是一个自恋者。她的大半生都在做护士。她有一种神奇的能力来安慰他人,知道该说些什么,也知道什么时候该保持缄默。男人们最喜欢她,但是小狗和小孩也一样。她风趣善良,不论她姐姐如何议论,她都很聪明,她也很美丽。

作者与她的母亲。图片来源:Heidi Ross

等我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和母亲的姐妹情谊就成了必然。那个问题就不再是问题,而是陈述事实。当有人问起,“是姐妹,对吧?”我就会说,“你猜对了。”事实上,我开始变成姐姐了。我可以想象有一天我会变成母亲。

如果是我母亲来回答这个问题,她总是实话实说。她毕竟是长辈——她以我为荣。在我四十多岁的时候,有一回,我们去我在纽约的出版社交一些文件。前台的保安检查我们的证件。他疑惑地问道:“你们俩是姐妹吗?”

“她是我女儿。”我母亲回答说。

有一回我们接近半夜出门,那时候我母亲生了病。这件事发生在三年前,在她80岁以前。她下肋骨疼得厉害,我只好在半夜冒着暴雨开车送她去医院。没时间化妆,也没时间收拾包。急诊室的医生直接把她送到重症监护室,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

在一间玻璃房里,她睡在床上,我睡在旁边的椅子上。她的十二指肠上部有一处被隔离的感染。她在睡衣和被窝里浑身冒汗,不停地剧烈打颤,我只好爬到床上搂着她。医生、护士、抽血师和清洁人员每隔15分钟就会走进她的鱼缸式病房查这查那,在那里,他们会看到两个面色苍白的女人躺在一张单人床上,不吃不喝不洗漱,就这么躺在一块,像一对母女一样在床上手搂着腰,躺在灼热的荧光灯下。可以肯定地说,我们还没有看起来这么糟糕过。

“你们看起来真像,”护士轻声地说,不想在我们已被打扰的情况下再打扰我们。

我问她:“像姐妹吗?”

她摇了摇头。“不,”她说,“就像一个人。”

安·帕切特是八本小说的作者,作品包括《美声》(Bel Canto)、《联盟》(Commonwealth),以及即将于9月出版的《荷兰屋》(The Dutch House)。她的儿童读物《羊羔滑坡/压倒性优势》(Lambslide)已于本月出版。本文是编校后的版本,将被收录在今年9月出版的《苹果,树:作家写父母》(Apple, Tree: Writers on Their Parents)一书中。

(翻译: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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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盛顿邮报

原标题:Mothers and daughters: It’s a complicated sister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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