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缩写为Met Gala，下文一律简称“慈善舞会”）由美国《VOGUE》杂志总编安娜·温图尔（Anna Wintour）筹办，每年五月在纽约举行，以庆祝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最新展览的开幕。今年展览的主题是“坎普：时尚笔记”（Camp: Notes on Fashion），其灵感来源于苏珊·桑塔格1964年的短文《论坎普》（Notes on Camp）。

桑塔格是将坎普视为一个严肃的审美和文化现象来展开论述的第一人。她将其界定为享受表面上的奇技淫巧和感官享乐，并谈到它如何对传统的严肃性（seriousness）概念提出了疑问。

值此世界各地的名流都盛装打扮、漫步于舞会的粉色地毯上的时刻，我也开始反思身为男同性恋的自己与坎普之间的关系。

显然，坎普并不必然意味着女性化或者男同性恋化：它可以是雄壮威武、充满男子气的，当然也可以是异性恋的。它完全取决于具体语境且在不断地发展。但在父权主导的西方社会里，坎普一般都与——大部分是男同性恋和女性——激进地拥抱女子气息的人群相关，而我们所受的教育向来让我们仇恨它。

虽然桑塔格的文章是专为历史上最著名的男同性恋之一奥斯卡·王尔德而作，但她仍然遮遮掩掩，没有直白地挑明坎普和同性恋之间的关系。不过其他许多酷儿历史学家自那以后对坎普之于男同性恋身份的历史和文化意义都有所探究。

展会配套手册的编者之一法比奥·克莱托（Fabio Cleto）告诉BBC说，“得到完整表达的坎普诞生于19世纪晚期，表现在奥斯卡·王尔德这样的酷儿-明星形象里。”

随着王尔德对高调地伤风败俗的尝试，“坎普”这个词起初被用来描述那些基于外表而被怀疑有同性恋倾向的人。艺术家、作家菲利普·科瑞（Philip Core）1984年出版了《来自坎普：说出真理的谎言》（From Camp: The Lie That Tells the Truth）一书，其中主张男同性恋身份“不是坎普的前提”，但坎普“在同性恋的语境里有最明显的表现”。

即便是异性恋的社会也试图作出分辨，以表明并非一切具备女子气息的男性都是坎普——虽然我显然是两者兼有的，这让我多年来经常成为显眼的目标。除了自少年时代以来就被鼓励对女子气息和坎普感到羞耻，对我来说还有一点很清楚的是：女子气息就是从坎普中衍生而来的。

在身为同性恋而长大的历程里，我下意识地学会了利用坎普的机智风趣和玩世不恭——从微妙的眼神到完全是自我贬低的自嘲——来探索这个有敌意的世界。在某些方面，我的坎普也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一种向其他男同性恋凸显自己同志身份以及对女性示好的方式。

虽然我从小就经常因女子气息而被人另眼相看，但我身上明显的坎普标签——及与之相伴的对时尚、流行文化和机智风趣的嗅觉——在特定的语境下对一个成年人来说，也承载着相当有价值的社会资本。这是针对非同性恋者、尤其是直男的一种宣告：虽然他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我是个男同性恋，但我并不构成威胁。

看到这么多名流试图在慈善舞会上彰显自己对坎普美学的驾驭能力，不免给人一种离奇的感觉。诸如埃兹拉·米勒、迈克尔·尤瑞、詹妮尔·莫奈和比利·波特这样的酷儿参与者就是舞会主题的明证。坎普很难定义，主要表现为酷儿性（queerness），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以往习惯于屈从异性恋规范的LGBT+人群是舞会当晚的大赢家。

另外还有Lady Gaga，她有四套完全不同的造型。每一套单个来看都对坎普有较好的把握，但不停地变换造型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最具坎普特色的。

虽然有达伦·克里斯这样的显眼例外，诸如利亚姆·海姆斯沃斯这样的直男——他穿了一套全黑色的正装——大多都是一副苦不堪言的样子。坎耶·韦斯特——他与妻子一同出席这一尴尬行为本身就是最好的“非同性恋”表态——在时尚的竞技场里一度也显得颇为窘迫。

女性也未能充分把握坎普的本质。金·卡戴珊多年以来试图让时尚界正眼相看，但坎普嬉戏式的玩世不恭让她感到难堪。尽管她最具坎普色彩的时刻——在《跟上卡戴珊》节目里不慎让一枚价值7.5万美元的耳环落到了海里并歇斯底里般地尖叫——纯粹是无意之间发生的。她首次参会时所穿的花裙子是出了名的怪诞，比她今年的其它造型要坎普得多。或许她应该重演一番的。

凯蒂·佩里和眼花缭乱的珍妮弗·洛佩兹在卫生间里相遇了，佩里换上汉堡装的那一刻成为了她当晚最具坎普色彩的契机。这个例子再一次证明最坎普的东西通常是偶然之间产生的——坎普如果没法在你身上自然地流露出来，那是很难勉强的。

看到这么多名流——主要是富有的异性恋者——未能把握到某些令我感到自己是局外人的东西，会有怎样的感受？我谈不上能骄傲地说出这一点，但它还算令人满意。它似乎是每次我在异性恋空间里感到不适、或者因为同性恋身份而被嘲讽之后的一种微小回报。即便在这种没有多少社会风险的语境下，如此多的参与者仍然未能捕捉到对我以及许多酷儿人群而言为自然而然的东西。

但我也发现，自己对于坎普有一种占有和控制的欲望。他们是否是因为不够用心才没做到位的？坎普之于同性恋体验具有内在性，但对他们来说是否只是个笑话？妮琪·米娜曾经厚着脸皮承认，她在活动当天的下午之前“还对坎普完全没有概念”。这种反应给人一种耻辱感，我的传承俨然被弃之不顾了。但我这种感受又是否有道理呢？

坎普显然不是男同性恋者的专属物，但其在酷儿文化中的根基却是有据可查的。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1976年在《坎普伴我前行》（It’s Being so Camp as Keeps us Going）一文里谈到了坎普多年来是如何为男同性恋群体提供“认同和团结感”的。他认为这是男同性恋群体除开迫害和压制之外的唯一共享的历史，并提出坎普构成了男同性恋共同体的传统的一部分，不管个人好恶，其价值都必须得到捍卫。

慈善舞会将坎普选为主题无疑是别出心裁的。男同性恋和女性在时尚和审美等领域一贯有很强的存在感，而社会主流则时常斥之为轻佻浅薄的。还有什么更好的——或者更机智的——主题能够证明这样的信念是不可靠的呢？

舞会可能已经结束了，但我每天都走在自己的粉红地毯之上。坎普让我能先于任何人而尽情展开自嘲；这是一种操演性的防御机制，在我如履薄冰地漫步于这个时常有敌意的世界时，它保持了一个安全的距离。

本文作者Louis Staples是一名自由撰稿人，专注于LGBTQ议题、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写作。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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