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糖点
当下的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强，也致力将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全球化”。关于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几代知识分子分析中国文化的所得所失，做出自己的所思和所得，在探索道路上艰辛努力着。他认定一个领域深耕，二十载不负日月。走近林语堂，探寻一个大师四海为家的文化之旅，与其“生活达人”的不为人知。
今天，糖点有幸邀请到钱锁桥教授与大家谈谈他的学术研究之旅。
钱锁桥，1985年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士，1996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比较文学博士，2009年曾为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富布赖特（Fulbright）访问学者。曾任教于中国大陆、美国、香港地区多所大学，现为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性、中西跨文化研究。已发表中英文著述多种，包括《自由普世之困：林语堂与中国现代性中道》（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英文，博睿出版社，2011）《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Lin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以及《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福柯：超越结构主义和诠释学》（译著）。
糖：您好，钱教授！十分感谢您受邀糖点人物专访。最近您忙于新作《林语堂传》的读者见面会，您觉得读者对这本书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钱：国内现在稍微有点文化的人基本上都知道林语堂这个名字，看过或听说过《京华烟云》电视剧，可能还知道“幽默”和林语堂有关。这和我的成长期（七八十年代）非常不同，我们那时从来就没听说过林语堂这个名字。但读完拙著后，有读者跟我说：原来我们根本不知道林语堂啊。我觉得这就对了，这就是拙著要达到的效果：让读者了解一个更为全面的林语堂及其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
这次回国跑了六个城市：北京、上海、南京、厦门、漳州、桂林，和国内学者开有关《林语堂传》的专题研讨会、和专家对谈、和读者见面问答，有好几位记者连续跟踪报道，感到大家对拙著期待很大，好几次活动中有读者专门询问国内版和海外版有何不同。和专家学者对谈每次都有深入切题的商榷，实为难得。
我们还去了林语堂家乡漳州的林语堂故居，做了演讲，他们把故居已经办成一个很有特色的文化旅游景点，而这是他们第一次举办文化讲座活动，也是对他们的一个支持。
糖：“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林语堂的人生写照。您个人对林语堂先生是一种什么情感呢？
钱：在漳州林语堂故居，他们要我写几个字留念，我写了“自由之精灵”。这是我对林语堂的概括。“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确实是林语堂的人生写照，但你要看到他从中西文化中“评”出什么东西，用一个词概括，就是“自由”。
林语堂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领路人，通过挖掘、研究林语堂，让我重新认识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让我在精神思想上获得重生，能够尽量摆脱从小就在我幼小的心灵上设置的枷锁，从而获得自由。
糖：从您的著作中看得出教授您与林语堂先生的缘分不浅。那可以谈谈您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对林语堂先生的著作产生浓厚兴趣并投身研究的。
钱：契机就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文革”之后，百废待兴，改革开放艰难推进，八十年代又是一场类似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运动，自由之门打开了，这时我来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求学。先是沉迷于当时西方最前卫的“理论”。
我们八十年代探寻西方最新的理论，关注点还是在中国。我学的是比较文学，对我来讲就是中西比较，而所谓中西“比较”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现代的根本经验。当时上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课，发现美国汉学界居然也都是“鲁迅研究”这样那样，或者以后现代、后殖民、“西马”、“新马”理论为左翼话语重新换装背书，非常不以为然。这时我在图书馆发现林语堂的书，大多是英文的，也有中文的，我直觉发现这才是我要找的“中国声音”，之后决定以此为博士论文，毕业后又不断挖掘材料，以林语堂为轴心，掀开笼罩在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的层层雾霾，自己乐在其中。没有比探寻自由之路更快乐的事，你说对吧？
糖：您的著作（《自由普世之困：林语堂与中国现代性中道》）是一部理论导向的跨文化批评，突出彰显林语堂文学实践的意义。您觉得林语堂文学的精髓是什么？
钱：林语堂文学文化实践的精髓在于为我们展示了另外一种可能的中国现代性途径，所谓“中道”不是简单的“中间道路”，而是一条更为中肯的、更为合情合理的、通过有智慧的中西跨文化批评而得出的、既承继中国文化传统又符合人类文明通识的现代性途径，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保存国粹”，或者用林语堂的话说：“东家是个普罗，西家是个法西”，他走他自己的路。
糖：著名学者许纪霖有博文称：“钱教授的《林语堂传》用大量英文资料，显现了林语堂在美国期间‘非隐士’的一面。”您能简单说下其中真意吗？
钱：非常感谢许纪霖先生的博文，并和周武教授一起参加了上海陆家嘴读书会的一场活动。许先生非常敏锐，从拙著中看到了林语堂在美国期间“非隐士”的一面，但我更欣赏许先生的雅量，因为在那场活动我们有很好的、实在的切磋。因为我其实不认为林语堂在任何时候是什么“隐士”。
林语堂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从圣约翰大学时期就关心政治，关心中国的出路，一辈子要“谈政治”，而且“谈政治”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而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如果真要说林语堂什么时候“隐”过，是在抗战以后，当时林语堂“舌战群儒”，和美国一帮“中国通”论战，严重影响他在美国的声誉和书的销量，好不容易抗战结束，内战又开打了，华尔希劝他息息吧，让别人去关心中国的命运，你就只讲“中国哲学”。于是他埋头搞他的打字机。但其实他也息不住，对吧？
以前给林语堂贴上“隐士”的标签，完全是套用鲁迅的话语，鲁迅怎么说，我们就跟着发挥，鲁迅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搞现代知识思想史不能这么搞。鲁迅把自己的文章都当成“匕首”，投向敌人，因为他“甘为孺子牛”，没有把文章当作“匕首”的就是“隐士”，就是怕死胆小鬼，有这样的逻辑吗？
糖：《林语堂传》中对庄台公司档案的解析，为后人披露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有人认为：林语堂走向世界的领路人和奠基者，是赛珍珠夫妇。您怎么看？
钱：如果读完拙著，还有人得出赛珍珠夫妇是林语堂走向世界的领路人和奠基者，那我就无话可说了，难道我的史实性、客观性叙述失败了？从任何角度看，林语堂和赛珍珠夫妇的关系都是相互的、互为吸引的、真正双向性的友谊关系。
庄台公司就两个最主要的、最挣钱的作家，一个是赛珍珠、一个是林语堂，赛珍珠已经嫁给老板了，一家人了，那就只剩下林语堂了。如果得出林语堂走向世界全靠赛珍珠夫妇“伯乐”“发掘”，我们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在我们看待和西人的交往中，是不是有林语堂说的把自己当成“被阉割了的殖民地人，都有白人情结”。
其实华尔希就有这种想法，是他“发掘”了林语堂，虽然他不会明说，这其实也是他们的友谊最后破裂的一个因素。
糖：关于林语堂和赛珍珠友谊终结，庄台公司代表称“我们已经同意分手，除此之外，我们保持有尊严的沉默，不讲细节。”如今读来依旧受用，您是否觉得沉默有时也是保有尊严的一种方式？
钱：他们要“保持有尊严的沉默，不讲细节”，那是因为他们没理，不好讲。华尔希是要用“中国式方式”来解决问题，你看，我们都是朋友，你怎么这么较真呢，这样来翻旧账，还要用“法律”。没说的是：没有我当初发掘了你，哪有今天的你，这样搞不够意思啊。
糖：林语堂对于这段友情，曾写道：“我们之间有二十年的伟大友谊，这种友谊只能维系到我给他们写书为止。一只好绵羊为善良的牧羊人生产羊毛为止。……这让我对美国式友谊产生非常糟糕的印象。”这是否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一种体现呢？
钱：如果你要说这是“中西文化差异”，那华尔希是中式的，林语堂是西式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看他们的关系，不能只看到破裂，更要看到他们长达二十年的真正的“伟大友谊”。他们这个三人组，为中美关系、为中美文化交流创建了不朽的功勋，即使最终破裂，也不妨碍他们一起所做出的贡献。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恐怕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糖：您在其他访谈中提及您这一代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根本没得比，您觉得影响知识结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钱：所谓“知识结构”，当然带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理论的色彩。你看福柯的《词与物》，探讨西方历史上各个不同的“知识结构层”（episteme），但是他不讲为什么从一个结构跃入另一个结构，也不会告诉你影响某一结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他会说，这个很复杂，有各种因素，是“时代”决定的。这个理论最要命就是好像说一切都是“时代”、“社会”、“背景假定”所决定的，“人”没什么用的，所以福柯要宣布“人的死亡”。
我认为我们挪用这个理论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历史。比如，那你说影响“文革”上山下乡知青一代人的知识结构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我也不认为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全是由“时代”决定的，这样的话怎么还能讲一个人的“个性”呢？苏东坡、林语堂的知识思想都有时代的烙印，也都有自己的个性，不然我们也不会关注他们，是吧？一个人通过努力，是可以尽可能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的。
糖：您说过要讲“中国文化的重生”，既要有足够的西学背景，且有丰富的西方生活体验。这是必要因素，但要做到融合一体需要克服哪些障碍？
钱：我说的比较理想化，我是顺着林语堂的例子说的。首先，不要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好像外面的世界不存在。
中国的现代经验已经快两百年了，一直都是和外来文化融合的问题。但我们往往本能地说起“中国文化”还是儒道佛，好像这快两百年的经历没发生过一样。再者，要克服“被阉割的殖民地人”心理，对任何西方文化都趋之若鹜，而且要赶最时髦的、“拿来主义”，不看自己的历史、国情，生搬硬套“最先进的”理论强加给自己，这在我们现代性的经验中已经代价太大了。
我觉得最需要克服的就是人云亦云，跟着瞎起哄，一窝蜂，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中国文化的重生”从自己做起，从每一个人自己做起。
糖：基于中西文化研究，从文化差异的角度，谈谈从事文学翻译的人在文化“走出去”和“引进来”应该注重哪些细节要点？
钱：翻译难哪，我劝你们不要选择这个行业，因为要真正做个好的翻译，那需要下很深的功夫，完了还不为人所欣赏，人家说你不就是个翻译嘛，“二道贩子”。现在大多数翻译，就是个“机械翻字工作者”，还不如让机器做算了。你做翻译，如果只想着我要记住哪些“细节要点”，列一个单，我就可以操作了，那你还是算了。真正的翻译，应该是中西文化间模式转换者，而且要能够转换自如。
也就是说，你写中文的时候，脑袋里想的是中文，写英文的时候，脑袋里想的是英文，这是翻译的基本功。现在我们有多少翻译，不要说能写地道的英文，能写地道的中文就不错了。两种语言承载了两个不同的思想行为模式，你要首先能在两个模式中游走自如，然后再在两者间转换自如。这种训练，不单是技术性的训练，而且要是百科全书式的训练，要真正达标需要比学医化更多的时间，我们这个“社会”能给翻译支付比医生更多的薪水吗？
糖：近一二十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又开始朝比较文化研究转向，比如所谓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批评等等。您觉得研究方向的变化是否体现了与时俱进？
钱：我告诉你，你说的所谓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批评等等，它们是最看不起“文化”的。它们所谓“文化研究”，指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家跑到“落后”、“野蛮”的部落，然后说，你不能只看到他们没有文字、没有书写文学，他们一点也不“落后”、“野蛮”，他们是有“文化”的，你看他们有社交仪式、有口头文学，还有信仰。人类学家来做中国研究会是很滑稽的，必须推翻他们所有的假设。
我在国内的一场活动中，在回答读者提问时说过，现在学界一窝蜂引进后殖民、女性、性别批评，简直就是一个灾难。这些都是在美国语境中“政治正确”的身份政治话语套路，我们因为不让你“谈政治”，但允许你谈别人的“政治正确”的身份政治话语，我们就一窝蜂谈这个，还感觉很时髦。就是一种耻辱。或者说是“被阉割”。
糖：近日“华服日”大热潮，人们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考虑到中西文化差异，您可以分析下全球性视野发扬守本创新要注重什么？
钱：传统文化必须经过创新转型，为我们现代所用。这在各个层面上都需要有心人、“批评家”去开拓创新。比如服装领域，民国的旗袍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中山装”因为太多政治包袱是个失败的例子。近来有唐装、“中国风”之类的概念，都是有益的尝试，我觉得关键就是要突出现代感，同时体现中国元素，要能够让“中国元素”时髦、时尚，不光是让当下的中国人觉得时髦时尚，要让洋人也能有这种感觉，那你就成功了。
我刚到欧洲斯洛伐克考门斯基大学开一个纪念五四一百周年的学术研讨会，看到法国著名汉学家白乐桑教授打了一条印有汉字的领带，很酷，我问他哪儿买的，他得意地说，这是有高人特制的，没得买。着装作为文化的一个仪式、一种象征，还是很重要的。我在大学里待了一辈子，一直感叹，我们那时大学毕业没有礼服、也没有仪式，现在有了，但为什么我们大学毕业的礼服完全都是和西方一样的呢？人家的礼服都是有说法、有传统的。
难道我们就设计不出来含有我们自己传统要素的学士、硕士、博士礼服？我觉得像这种事现在开始做，也还不晚。但关键是，做起来要公开讨论、集思广益，不能一个人或一两个人说了算。
后记：
自由时代，每个人活得越来越自我。
以前的小孩理想都很伟大，长大后要当科学家、发明家。现在的孩子未来有了新追求，当明星，当歌手，当网红……
古有圣贤者志在周游列国，游学一方；如今留学海外，归来有学无术的不在少数。而真正纯粹做学问的人志在打造文化强国，凝聚文化力量；鼓舞新青年身怀赤子心，致敬新时代！
本期主持/席小华（影七夏），90后文学爱好者、网络作者。
（本期合作：厦门大摩「纸的时代」书店）
（独家供稿：糖点团队·方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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