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夜里11点15分了。当我准备关掉公寓的灯睡觉时，我听到了楼上邻居的尖叫声。这不像是住我楼上的孩子玩耍的声音，那声音听起来很粗暴，四处冲撞着，流露着恼怒。那是气愤的声音。尽管穿着睡衣，但我还是打开了前门，好听得更清楚一些，但一开门就是一阵粗口扑面而来。我站在门厅，计算着干预的成本/收益——那感觉很熟悉。

过去20年里，我住过纽约形形色色的公寓，从与另外三个室友在地狱厨房（曼哈顿西区的一个社区）合租的拥挤不堪的铁路公寓，到现在和丈夫以及宠物狗住的伯恩莱姆小丘（布鲁克林西北部的小社区），我都能听到邻居的吵闹声。在纽约生活的一个残酷真相是，除了那些租下巨型公寓但又不住的俄罗斯土豪，我们都好像是被挤到这里来的。我们整日通勤，几乎没有私人空间和隐私，到处都是隐藏观众。我在地铁上、街上、便利店和数码商店都哭过，还在陌生人家的门廊上坐到过凌晨2点，被威士忌和生存绝望的混合物伤透心扉。

但在家里就不一样。如果我洗澡的时候K歌，或者在客厅里对着狗歌唱，就可能会被人听到。但是如果有人叫我唱小声一点，我就会觉得受辱，因为我和邻居有一项不成文的约定：我容忍你还不算聒噪的音乐声、你家半夜的聚会声、你看电视的傻笑声、做爱的呻吟声还有响屁声，那你也得容忍我的。

任何与别人住得如此临近的人，都明白邻里界限以及尊重他人隐私的重要性。但是有时候外部的侵犯和邻居的私事会把我们卷进去，不管你喜不喜欢。偷窥确实会让人产生乐趣，但无意中的偷窥呢？就是那种你正想着自己的事情，然后一个忽略不了的情况突然出现的情况。邻居的尖叫可能只是日常吵架，但也可能代表着更危险的东西；当你隔着一堵墙，二者之间的区别其实很难判断。

你有几个选择，它们都有自身的模糊性以及后果。你可以直接干预，比如敲敲门“确保一切都还好”，或者敲开门之后借口说想借点糖——任何提醒你的邻居，有人能听到他们争吵的行动。如果有人处在危险之中，你当然就会想施以援手。但万一没人有危险，人家把你当成多管闲事呢？如果你把事情搞得更糟呢？当进入一个潜在的暴力情境时，任何人都会有天然的恐惧，因为不仅可能帮不上忙，反而还惹祸上身。

你也可以报警。但你又有可能浪费警察的时间，并且让邻居蒙羞。更糟的是，如果警察处置过度并伤害了他们，你就可能将邻居置于危险之中。你也可以就这样忽略噪音，等着它自己停。但是，你在那里，一个人在家，又不可能知道什么时候只是小打小闹——又是一个社会联系的黑暗面，邻居都学会把忽略当作生活的一部分了——什么时候情形严重。搜索一下“邻居争吵”，你会发现新闻网站的帖子和建议专栏里，满是试图解读普通纠纷和家庭暴力之间界限的人。人们想知道，这些什么时候成了我们的事情？

当然，麻烦就在于，人们根本无从得知。早些年间，我住在上东区的一个单人隔断间里，那是个用竖隔板从客厅隔出的小次卧。如果我要读书，而我室友正在客厅里看电视，我就会把房间的小门关上，然后爬到床上，戴起耳机隔绝环境声。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将我与自己选择的室友间的亲近冲毁。我们双方都会想尽办法避免正面冲突。但住在门厅那头的新婚夫妇却不是这样，他们显然过得很艰难。每隔几天，我们就会听见他们互相冲对方吼叫，有一天晚上听起来分外糟糕。我可以听到两个区分明显的声音在喊叫，然后就是一声撞击。之后就是更多的尖叫。我和室友偷偷瞄着门厅，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们该去敲门吗？”她说。

“如果他们这样子再吵十分钟，我们就直接报警。”我决定。

“好的。”

当我们听着的时候，我感到我的“战或逃”肾上腺素在起作用，我想，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样子吗？我应该接受这就是那些工作了一天，或者喝多了的已婚人士之间的常态吗？我感到厌恶又着迷，并且为自己的着迷感到恶心。我想多听一会，搞清楚他们到底在朝对方嚷什么，甚至想让战斗升级，这样我才能理解得更清楚。小两口赶上了我们定的最后时限。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呕着气去睡觉了，但争吵终于停止了。我折回自己的小次卧，开始播放白噪音，希望一切事情好转。直到那对夫妇搬走，这种相似的夜晚我们经历过很多，我希望他们是离婚了。我害怕到不敢干预，但我从来没有害怕过做出判断。

几年后，我搬进了我在切尔西的第一套单人公寓，那是一套既紧凑又舒适的单间。我用一块屏风把我的“卧室”和我的客厅隔开，但近距离的空间并没有让我感到困扰，因为那32平方米全部属于我。我被地上的书堆和数不清的DVD，以及享受独处并陶醉其中的渴望围绕。一个四口人的年轻家庭住在隔壁的单床公寓。那家的母亲在这住了几年了，她在房租方面达成了一项显然值得继续住下去的协议，他们在卧室里放了几张床，这样她和丈夫就可以在客厅里的一张沙发床上睡觉，孩子也有了一些空间。他们的一举一动我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发脾气，打闹，在一起时持续不断的高潮和低谷。这几乎把我逼疯。我买了台更好的白噪音机，坚持了下来。

2008年5月31日星期六，我在将近半夜的时候出差结束回到家，因为时差没倒回来而昏昏沉沉，突然发现我家公寓楼周围有犯罪现场的那种警戒带。在被获准进入公寓楼之前，一名警官查验了我的身份，问我最近有没有注意到楼内的任何骚乱。我知道，出事了，但除了告诉我现在回家已经安全了以外，他什么也不向我透露。

第二天早晨，一群记者聚拢在我家楼外，我从他们那里得知事件的原委。我26岁的邻居玛格斯·帕沃斯——我看了后来刊登在《每日新闻》和《新闻日报》上的照片，我几乎认不出她来——在和同居的厨师男友分手时被捅死。他用一把厨刀割开了她的喉咙，“她的尸体被‘剁’成了碎块”。公寓看门人让她妹妹进了公寓，她在浴缸里发现了玛格斯的尸体，上面盖着绿色的毛巾。嫌疑人失踪了几个小时，据报道，随后他在金融区的一栋建筑被发现已经跳楼身亡。

我不记得我是不是有跟玛格斯说过话，或者看见她在附近出现过。她住得比我高两层，房间在公寓楼的另一侧，我们从未谋面也有可能。看门人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这对情侣争执。我几乎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助她，更不用说阻止她的死亡了，但我感到自己与此事有牵连。如果我的观察力再敏锐些，我的时间、精力、注意力再充足些呢？如果我多努力去建设一下公寓楼里的社区感呢？我和邻居们怎么能对这个年轻女孩忽视到这种地步呢？她遇害那晚，他们都在干嘛呢？他们有听到她的呼号吗？

几周后的一个晚上，我喝了好多苏打威士忌，一个人走过几个街区回自己的公寓，强烈的孤独感和酒精一样把我灌得踉踉跄跄。我从听邻居们的争吵中学到的这一点，也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即便是纽约这种人满为患的城市，你也可以变得好像完全隐形一般。有时候隐形是一种隐私，是像我们这样的人，能和别人上下楼而居的唯一可能的方式。但在其他时候，这又是危险的，甚至致命。看到彼此，关注彼此，也许是我们唯一的恩典。

对于那些和我们共享着空间，但却连招呼都没打过的人，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相信，如果我在街上目睹暴力，我会立马掏出手机拨打911报警。但当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独自决定究竟该不该干涉的时候，假设会有别人去干预或者施以援手就变得非常容易——你当然不是唯一能听见这些动静的人。

我希望我可以说，自那次凶杀-自杀事件之后，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好邻居，但仅仅几个月后，我又发展到了反面。那在我一生中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以前只是在很远的地方观察到，当时却自己身处其中——在晚上咯咯地笑，喝着酒，然后在深夜大喊大叫的关系。我从不担心我的身体状况，但我的精神健康却处于长时间的低谷。甚至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也会大声播放音乐，踱步，砰地一声关上房门，表现出当你过度关注自己的问题时，出现的那种对他人福祉的公然漠视。在这段时间里，我的邻居没有一个人骂过我，甚至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过一句话，无论是用一种关心的或者假意的方式。我对此心怀感激。

即使在我搬家之后，先是搬到布鲁克林高地的一套小公寓，然后和我现在的丈夫搬到威廉斯堡的一套稍微大一点的公寓，在切尔西的那段岁月仍会萦绕在我心头。对周围的人关心不够，这让我感到羞愧，他们中的很多人，我见他们的次数比见家人或者朋友还频繁。现在，我公寓楼里的争吵已经停息了，但我还是希望对住在周围的人表示多一点同情，尽管居所是我们唯一的共同之处。有时候，住在你周围的那些人，才是唯一能发挥作用的人。

本文作者Maris Kreizman是一名作家，现居纽约。

（翻译：马元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