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切尔·路易斯·斯奈德（Rachel Louise Snyder）多年来专注于研究家庭暴力问题，直到有一天，她彻底崩溃了，她无法抑制地抽泣，长达数十天。最终，她被诊断为患有替代性创伤，因此，她不得不停止家庭暴力的研究项目。然而，一年之后，斯奈德告诉我，她又要重新开始了。她说：“我的研究还没有结束。”

斯奈德的研究成果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她的新书《看不见的伤痛》（No Visible Bruises）中。她以真实事例为基础，为读者展现了受虐者、施虐者和幸存者的故事，内容如小说情节一般扣人心弦，也犹如回忆录一般全面而贴切。书中的故事读来令人震惊而绝望，但斯奈德也在书中为读者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并进一步探究了研究人员和项目参与者如何创造出既高效实用、又有理有据的方法来拯救生命。

书中这些女性的故事都非常普遍，却很少引起媒体或大众关注。男性杀死家庭成员然后自杀；男性杀死前女友或者前妻；男性在路上、在房间里、在办公室里杀死女性；男性用枪、用刀、用绳子杀死女性。这样的迫害事例太普遍了，但每一个故事都具有特殊性。而更让人痛心的是，这些受害的女性常常孤立无援。限制令没能真正对她们起到保护作用，警察也总是没能及时赶到，她们明明没有做错任何事，却依然被残忍夺去了生命。

在《看不见的伤痛》一书中，斯奈德还揭示了个人的恐怖行为会如何向外发散，不仅会直接伤害到受害者本人，还会伤害到其他家人、朋友和孩子。家庭暴力会导致女性和孩子受伤入院，无家可归，甚至会引发两代人之间的创伤循环。美国东北大学教授詹姆斯·艾伦·福克斯（James Alan Fox）表示，美国有大约一半以上的群众枪击事件是由于“家庭暴力引发的极端事件”。

《看不见的伤痛》一开始带我们深入了解洛基、米歇尔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一家人的故事。或许我们早已经知道了结局——洛基杀死了全家人，之后自杀。但在斯奈德的笔下，整个故事好像变成了侦探小说，层层深入地引领读者去探究那个常常困扰人们的问题：为什么米歇尔不带着孩子们离开呢？答案是，她害怕丈夫会杀了她。而这一点，是大多数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所共有的担忧。斯奈德在书中向读者揭示，在洛基真正动手结束米歇尔的生命之前，他是如何一点一点无情地摧残米歇尔的身体，折磨她的意志。公共卫生研究员兼罗格斯大学教授埃文·斯塔克（Evan Stark）将这种现象称为“强制性控制”，这是一种不断深入、不断加剧的精神虐待方式，包括掌控受虐女性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决定，控制她的经济，孤立她的家庭和朋友，监控她的谈话和行为，并侵蚀她的信心。这种经由热爱和愤怒交替循环而实施的精神虐待，使得女性成为了被困于家庭中的人质。我们可以看到，米歇尔一直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艰难而痛苦地前行着。她取得了高中文凭，获得了经济救助，然后她就可以上大学攻读护理学位，并最终有希望能够靠自己养活她的两个孩子。这一路上，她一直努力保护着自己和她的孩子们不被洛基杀害，她申请了禁令，起诉洛基闯入她母亲的家里强行带走孩子，并导致洛基被捕入狱。然而，法律体系还是让米歇尔失望了。洛基被成功保释，然后，回家杀死了全家人。

斯奈德在书中揭示到，在这个故事当中，因为不同人和机构之间没能及时有效共享信息，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危险性和严重性，最终酿成了四人丧命的惨剧。但是斯奈德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阐述所谓“亲密恐怖主义”（Intimate terrorism）所造成的悲剧，她还概述了如何能让更多的女性免受伤害的解决办法。她探讨了一个核心的问题：男性施虐和杀害行为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犯罪学教授尼尔·韦伯戴尔（Neil Websdale）认为，有些男性沉溺于“男子气概就是控制和力量”这种想法，他们到达感官世界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对女性的爱，否则，他们就会陷入自我封闭。如果他坚信这位女性就是他的内心世界，失去她自己就会死去，那么他就是完全依赖于这位女性的。正如韦伯戴尔所说，施虐者是矛盾并存的个体，既强大又无力，他们有控制权，却也没有——除了通过控制女性。

在寻找解决方案的研究过程中，斯奈德加入了施虐者的视角，让读者得以了解施虐者眼中的世界。她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那些深深沉迷于暴力和控制欲望犹如吸毒成瘾的男性，是否能够摆脱这种“本性”呢？他们是否能够后退一步，审视自我，纠正这种心理学家所说的“思维错误（thinking errors）”呢？我们通过统计了解到，白人中产阶级和条件富有的男性更具有迫害家庭成员的倾向，而这种趋势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还在不断上升。斯奈德指出，美国第一起可查证的家庭灭杀事件发生在18世纪中叶，从那时起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前，美国共发生了36起家庭灭杀事件，也就是说，平均每十年就会发生3起家庭灭杀事件。而到2000年至2007年间，该数据上升至60起。到2008年至2013年间，数据更是攀升至163起，共有435人受害。

斯奈德花数小时采访了一位化名为帕特里克·奥汉隆的男性。奥汉隆因谋杀家庭成员并企图自杀而被铺入狱。奥赛龙告诉斯奈德，在他的童年记忆中，父亲酗酒且有暴力倾向，而他父亲愤怒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母亲不尊重一家之主，也就是他的父亲——这种想法表明奥汉隆不会对自己的暴力行为负责。而奥汉隆的案例佐证了研究人员的发现：家庭暴力的背后具有男权主义信仰体系的特征。当奥汉隆陷入经济困境时，他瞒着妻子，打算自杀。但是，就这样穷困潦倒的离开家人，又让他感到羞愧，难以忍受，于是，他想把家人一起杀死。

吉米·埃斯皮诺萨的故事则更让人印象深刻。吉米·埃斯皮诺萨也是化名，他曾是一个皮条客，同时也是一位施虐者。在采访的过程中，他告诉斯奈德，他曾在加州圣布鲁诺监狱参与过“施虐者辅导计划（batterer-intervention program）”，试图通过对其他施虐者进行训练改造，来抑制他自身的暴力倾向。对比监狱中那些没能参与辅导计划的同龄人，参与该计划并完成改造的犯人，再犯罪几率降低了80%。该计划引导男性审视自我，让他们意识到内心的性别预期是如何扭曲了他们的行为，应该如何为自己的暴力行为承担责任，并将他们介绍给类似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他们在一起讨论童年时期经历的暴力和性虐待是如何影响他们，使他们充斥着愤怒。

在改造课程中，吉米讲述了他自己最为羞愧的故事。他攻击那些脆弱的女性，“偷走她们的灵魂”。他用自己的经历去启发学生，以此来了解和改造学生的想法。通过这门研究课程，参与者互相帮助，审视彼此内心深处那些导致他们暴力犯罪的男权主义。其中，吉米有一个学生就意识到，他从不直呼女朋友的名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虐待，他承认，“我总是叫她们‘婊子’，实际上，我这是在剥夺她们的人性。”

我问斯奈德，她是否相信这些有暴力倾向的男性真的会改变。斯奈德回答说：“对此，我还是抱有希望的。我并不祈求所有的施虐者都能够有所改变，只要有一部分人能够改变就行了。如果每年有2000名女性面临死亡威胁，通过改造施虐者，我们可以让其中的300名女性活下来，这难道不值得吗？”

在《看不见的伤痛》的结尾，斯奈德探讨了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及时制止男性施虐者的行为，挽救他们家人的生命？斯奈德在书中提出了自己充满希望的回答：一点小小的改变能创造大大的不同。各个机构之间要实现信息共享。对于每一个施虐者的限制令都要保留记录，哪怕是那些已经过期的禁令。警察、检查官、急诊室工作人员、家庭暴力反对者、法官和其他社会人士都要提高防范意识，避免家庭暴力事件恶性升级，及时对施虐者采取措施。创建跨领域、高风险团队，共享信息，为那些处境特别危险的受害者建立保护机制。利用研究者的危害性评估清单来判断施虐者的施暴等级，是否有可能达到杀人倾向。例如，公共卫生研究员杰奎琳·坎贝尔（Jacquelyn Campbell）总结了22个危险因素的特定组合，比如说威胁杀人、持枪、破坏财务、跟踪、捆绑、强迫发生性行为、吸毒和酗酒等，都是事态变得尤为严重和危险的表现，值得观察者提高警惕。

斯奈德还在书中为读者展现了一定的成果。她介绍了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高风险小组的工作。这是一个跨领域成立的小组，成员包括家庭暴力反对者、警察、缓刑监督官、医务工作者和其他设法避免家庭暴力的社会成员。她还介绍了蒙大拿的死亡审查小组，他们研究家庭暴力的方式，就像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飞机失事一样——旨在发现引发系统故障的关键点，以及如何修复错误以防止再次发生故障。在克利夫兰，有警察专门负责保护那些处在家庭暴力极度危险处境中的女性，在警察的陪同下，我们挨家挨户拜访了这些受害者。我们看到，他们以各种方式对家庭暴力进行干预，保护受害女性的生命。尽管事态还处在施虐阶段，并没有升级为谋杀事件，但他们依然严肃对待此类事件，建立起保护机制，为家庭妇女和孩子们提供住所，保障她们的正常生活。

当然，这些人不可能保护所有被害者。但是，正如纽伯里波特的家庭暴力反对者苏珊娜·德布斯（Suzanne Dubus）所说：“相比于调查谋杀事件、起诉和监禁施虐者，我们所作的一切，都能以更少的代价，拯救更多人的生命。”读了《看不见的伤痛》这本书之后，我告诉一位检察官朋友，他们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不，是所有处理家庭暴力问题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因为，它可以拯救生命。

本文作者EJ Graff是《华盛顿邮报》专栏编辑，专注于性别、性向以及人权的写作，著有《结婚是为了什么？》一书。

（翻译：刘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