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旗戟 北京大学新媒体营销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科技向善，并非只关乎腾讯，它关乎所有人和“所有的世界”，我们不仅需要自省、自制，也需要干预，保护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的正当性和意义延续不被新科技浪潮冒犯。

从科技向善（Tech for Good）的英文来看，似乎直译为“科技让社会更美好”更加直观，而中文的科技向善，则更加具有了思辨性和探讨价值，也更富有诗意（据说是人类一种可爱的弱点）——我并未去专门探究“科技向善”和“Tech for Good”谁先被提出，不过这基本不影响我们的讨论。

一、人为什么会思考技术的善恶？

从科技向善（Tech for Good）文本的本意看，这里实际上指的是技术（technology）而非科学（science），指的也就是人类对所掌握的科学知识的实践转化活动。举例来说，牛顿力学是科学，而刹车系统是技术；燃烧现象是科学，而用煤生火是技术。

对于科学的争议，在启蒙运动和近现代之后并不多，但对技术带来的对人类社会乃至文明的影响的思考和忧虑与日俱增——如果列出全部学者与思想家对此的论述，恐怕我们一辈子都无法阅读完，所以我仅仅简单讲一些浅薄的个人理解。

本质上，之所以产生技术的思考和忧虑，源自于技术的巨大作用与人的本身目标间发生的不和谐——例如，核技术让我们看到了获取巨大能量与能源的路径，核武器却变成了悬在人类文明头顶的剑；互联网让我们获得了与千里之外人们身处同场的可能，网络泛在也似乎让我们变得似乎更封闭也更脆弱。

这实际上已经是在聊“技术与人的关系”的问题了，这似乎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但有几种表达了相关焦虑的观点大家还是可以了解的：

第一种观点

技术具有“独立自主性”（就像超级生命），并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或停止，它会借助人这个宿主发展进化，人只是技术存在和体现意志的载体，并最终为技术所控制，不存在技术服务人或人选择技术的说法。

第二种观点

人（在与技术的对抗或合作中）可以利用技术进化自身，最终成为“超人”，摆脱人的生物性和非理性，达到终极进化，但是，并非所有人均可实现这一步，那些“软弱或虚弱的人”将被淘汰或奴役。

第三种观点

人类发展与使用技术，是理性不健全和人性贪婪的表现，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放弃了内心的健康与德行，否则最终将走向无法摆脱、无法控制、无法逃避的悲剧。

显然，还存在更多观点，但此几种已经相当程度地体现了人类对当代技术（及其载体：产品）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忧虑。

二、哲学、道德伦理和实践，三种视角下的科技向善

上面的观点具有相对的代表性，虽然与此相反的观点也大量存在，不过，在当下种种新技术（及新商业、新模式、新产品与新数字生活）带来的众多负面现象之下，人们不得不再次更多聚焦于其负面思考，这部分体现了人类数万年来尚未消失的谨慎小心。

相关思考可以被分解成三个维度，同时这也是理解科技向善含义所具有的层次的视角。

首先，是哲学层面的思考，它聚焦在“人的主体与目的”的思考上。

尽管目前从结果论视角，技术发展似乎依旧处于具体可用、总体可控的局面，但越来越强大、活跃，无法预测终局甚至连路径都不可知的技术力量是否会摆脱人类控制，并导致人类无法承受的结果，如人类文明灭绝或人成为科技机器的附庸，这并不是一个肯定的答案，哪怕一个悲观的肯定都不是。

回到人发明、发现、发展科技的目的，是发展人自身对宇宙世界的了解，并由此完善人，实现人的生命主体的意义。因此，技术必须置于人之下，必须不能对人这个人类文明的唯一主体进行挑战和颠覆。对于技术之于帮助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言，人性（理性与灵性）更重要，科技向善便是人类的自省与干预。

其次，是道德与伦理的思考。

技术必须有利于提升人类的整体福祉，也必须有利于人类因为文化隔阂、认知隔绝和利益隔膜带来的冲突或风险，因此，无论技术进化发展是何种形态（自主或被动的），我们都必须对其加以干预、控制、引导，并将人文理性和人性关怀置于技术的最高准则。

特别地，与人类历史上的技术革命相比，当代新技术（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及生物科技等）不仅仅推动经济巨大进步，也因着其他原因加剧着各种鸿沟（信息鸿沟、经济鸿沟、文化鸿沟）和对立，并且有进一步割裂人类社会的风险，导致人类作为地球文明主体所建立的基本价值观与伦理体系坍塌。

再者，就是实践层面的思考。

发展技术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全面进步，但仅仅依靠技术是不可行的，更不要提各种以技术中立或技术创新之名所实施的滥用行为。

显然，在全球层面上践行科技向善原则是极其复杂的——不仅是技术或者产品理念与操作层面的，也不仅是商业模式与市场规制层面，它需要一个全球协同与社会协作：利益相关各方的多方治理、科技生态体系的营造构建，文化系统与制度安排的协调调整。

但最为关键的是，它需要在实践过程中形成最终的两个认知：人类共同体，人是文明最高和唯一的尺度。即唯有在各方“对新技术带来的问题愿意形成并寻求最大共识和最佳方案”之时，我们才可以说科技向善在实践层面取得了实质进展。

三、科技向善应成为社会公众与思想精英共同认可并推崇的准则

去年以来，腾讯在“科技向善”的倡导和践行上做了许多。

腾讯主要创办人张志东号召科技同行与政府、学术界、公众一起携手，直面数字社会出现的一些新的复杂命题，寻求共识与行动。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两会提案中呼吁在全社会、全行业积极倡导科技向善、负责任创新、创新与伦理并重等理念，建议加强科技伦理的制度化建设，针对相关新技术制定伦理准则并积极参与、推动新技术领域的全球治理。同时，加快研究数据、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新兴技术领域的法律规则问题，加强科技伦理的教育宣传，鼓励全社会践行科技向善理念。

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集团市场与全球品牌主席刘胜义也在“2019 AI everything”峰会上对国际组织、科技领袖、学术机构和政府官员就科技向善进行了倡导。

当然，在腾讯具体的商业、技术、产品、服务和CSR过程中，也进行了大量的修正、探索、尝试与调整，力图让自己的公司切实向着科技向善的目标与愿景前行。

不过，我个人显然认为科技向善不应也不可能只是腾讯的愿景、使命、准则，仅一家企业认同和推动是不可能达成这一目标，即便企业大如腾讯。科技向善的提出可以视为腾讯对自身和社会现象与困境的反思。

科技向善唯有在成为被科技行业企业和从业者都认可并坚守的原则、成为被社会公众与思想精英都认可并推崇的准则时，它才有更多机会不仅成为一种理念而是成为一种现实，科技才能不仅成为一种力量而是成为一种意义。

四、科技向善关乎所有人和所有的世界

从农业文明的“天创物时代”，到工业文明的“人创物时代”，再到今天新科技（数字）文明的“自创物时代”，技术与人类间充满着一种纠缠不清，彼此难舍彼此伤害的互相存在。

作为人类与宇宙、世界和自然间最奇妙的关系的人与科技关系，我们尚不能给出终极答案，人与科技之间的互动以及科技文明的自反性让我们或倾倒或迷惘或绝望。

无论何种解释或何种观点，科技向善都可以被视为人作为自认的宇宙的生命之灵，并没有放弃尊严和理性，坐等终局到来，而是试图与不可知或不确定的科技力量达成某种和解，制订契约，共同面对和抵抗人与科技中内在的恶、阴毒和黑暗面。这一科技向善的契约是否有效、是否长久，要看我们自己的觉醒。

科技向善的目标和方向是帮助人完善，达到人的理性与德行的升华，而非狭义指的是宗教意义下的善行或者通俗理解上的善良。

（界面新闻对此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