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可以遗传的！”距离听到这句话的那场培训已经过去2年多的时间，但是王苏平对这句话的记忆却历久弥新。

王苏平10岁时，父亲患心肌梗死去世，母亲一个人带着6个孩子，生活陷入困顿。初中毕业后，成绩在班级前五名的王苏平没有读高中，而是选择了一所“几乎不用学费”的中专。毕业、打工，回村、结婚、生子，跟村里大多数姑娘一样，王苏平的生活“按部就班”。从娘家到夫家，起居的场所在变，困顿的生活却没变。

那句触动她的话，是童伴妈妈培训上的老师说的。

2017年1月1日，王苏平成为了贵州第一批童伴妈妈，此后两年多来，照顾村里的留守儿童成了她的工作。家访、设计活动、解决孩子们的上学、低保救助等各种问题，40岁时起，她成了村里70多个留守儿童的“伴”。

今年5月27日，民政部公布，全国已经初步配备了4.5万名乡镇和街道一级的儿童督导员，在村（居）级配备了62万名儿童主任，不少童伴妈妈同时就是这支队伍中的成员。

童伴妈妈受到了社会多方的帮助。2016年起，阿里巴巴“公益宝贝”计划开始为项目提供筹款支持，至今已为项目带来超3000万元筹款，这些资金帮助童伴计划在200多个村先后落地，每个项目点资助周期持续3年。

目前，童伴计划已经覆盖了44县共453个村子，项目覆盖儿童25万人。

救助

王苏平在的钟鼓村是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一个下属村落，全村466名儿童中，有留守儿童47人，另有孤儿、残障及服刑人员家庭等困境儿童26人。

12岁的军军是让王苏平操心的一个留守儿童。军军的父亲是村里的上门女婿，如今在工地当建筑工人，妈妈也在外打工。小时候的军军跟着父母在外地，因为上学问题回到村里。由于成绩差，没有学校愿意收这个插班生。

2017年第一次家访时，军军已经辍学在家。为了解决军军上学问题，王苏平骑着自己的电动车往教育局、学校跑了无数趟。内向的军军很厌学，解决学校问题的同时，王苏平还要做军军和家人的思想工作。前前后后折腾了半年，2018年9月13日，军军终于再次走进了学校。

类似的还有14岁的婷婷和9岁的平平。14岁的婷婷在奶奶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独自生活，2019年春节父亲回到家后再没出去工作。因为已经辍学两年，婷婷没了学籍，更头疼的是，婷婷和军军一样也非常厌学。9岁的平平不但口齿不清，自己的大小便也还不能完全自理。在王苏平的帮助下，今年3月，婷婷的学籍终于得到落实，平平也终于走进了当地的特殊学校接受专业老师的教育。

陪伴

跟不少隔壁村的童伴妈妈对比，王苏平的工作无疑应该算是“轻松的”。同县的三团村，整个村子500多户儿童中约一半是留守儿童。不远处的乐寨村，全村也有留守儿童120多人。相比解决孩子们的上学、低保、孤儿证等救助问题，对童伴妈妈来说，工作中更重要的内容是陪伴。

小凯是童伴妈妈唐清英印象最深的一个孩子，13岁的小凯父母离异，爸爸因为贩毒入狱。“你家小凯把我家**偷了，你家小凯把我孙子打了，你家小凯把我家禾苗拔了，你家小凯把我家鸡放出来了……”，从邻居口里，爷爷奶奶收到的关于孙子的反馈多数是投诉。

一边给小凯学校打电话让老师关注小凯，一边给爷爷奶奶做工作，与此同时，唐清英做的更多的是跟小凯聊天。从起初眼神躲闪不敢看自己，到后面敞开心扉，小凯有犯错孩子最典型的表现，这些特点，让唐清英更加确认这是一个本性不坏的孩子。

在家人看来，12岁的小涵性格孤僻，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她胆小、内向，放假也很少出门，遇到问题第一反应是生气和哭。上学放学路上，童伴妈妈曾琴都会刻意跟她多聊几句，周末，曹琴还会邀请小涵到童伴之家参加活动。现在，这个原本内向的姑娘已经是童伴之家的班长，还是曾琴的小帮手。每到周末，不但小涵会自己带着作业到童伴之家来做，还会帮忙组织童伴之家的活动，是其他小朋友们的好姐姐。

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唐清英从3月就开始准备，自己“现学现卖“教了孩子们10支舞蹈。六一当天，预计将有30多个孩子上台表演。

跟唐清英不同，王苏平更看重的是春节，这段时间，孩子们的父母难得回来。因此每年春节，王苏平都会在童伴之家设计很多亲子活动，尽可能地让父母参与其中。

“我们最终能改变的，也许很难是实质性的东西，但至少可以让孩子们感觉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关心他/她们，有人跟他/她们好好说话。”王苏平说。

不忍心再丢下孩子

王苏平没有想到能够成为童伴妈妈，其他400多个姐妹也没想到。

2015年10月，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联合公益组织、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爱心企业发起童伴妈妈项目，计划以“童伴妈妈”为抓手、以“童伴之家”为平台，以县级横向联动机制为保障，建立村级留守儿童监护网络模式，并探索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与权益保障的有效途径。

王苏平是贵州第一批被选中的童伴妈妈，在此之前，她是村里的计生专干，对村里的情况相对比较熟悉。童年的经历也时时提醒她，不能让孩子再走自己的老路，所以接到项目时，王苏平一口答应。

在全国的童伴妈妈中，像王苏平一样苦过来的不在少数，不少人曾经就是留守儿童，还有很多人的孩子曾经是留守儿童。

孩子7个月大的时候，唐清英从江西回到浙江上班，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上，刚断奶的胀痛让她本就不舍孩子的心情更加沉重。凌晨3点，接到公婆电话说孩子高烧不退，但远在外地的夫妇俩除了担心也无能为力。林山村童伴妈妈刘丽银在孩子1岁时外出打工，春节回到家，不跟自己睡的孩子让她哭了很多回。

不忍心再丢下孩子，唐清英和刘丽银最后都回到了村里，意外的成了全国400多位童伴妈妈的一员。

底气

童伴妈妈每年要接受固定的培训，在这些培训中，妈妈们知道了儿童本该享有的权利、孤儿证该怎么申请、低保是怎么回事……

这让妈妈们在给孩子争取权利时“更有底气”。

军军的上学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时候，王苏平曾直接在教育局拍桌子，“上学是孩子的权利，这是你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小语9岁时，父亲生病死亡，母亲带着小语和妹妹改嫁。因生活不和，母亲被继父杀害，继父也畏罪自杀。舅舅年过30仍未婚，又带上两个孩子和一个老母亲，家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在童伴妈妈聂会萍的帮助下，这个月，两姐妹的第一笔孤儿补助预计就会到账。

按计划，童伴妈妈第一批试点为期3年，今年即将期满。通过自己的工作，能否阻断贫困在留守儿童身上的传递？王苏平不知道，但她觉得“这个项目好有用的”。

（注：文中孩子的名字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