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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崩溃有一个辉煌的过往,但却面临阴暗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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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崩溃有一个辉煌的过往,但却面临阴暗的未来

文明的终结极少包含突发的大灾变或末日情景,其进程通常是漫长而温和的,人民和文化都会存续许多年。

玛雅社会经历了三个世纪的漫长衰退过程 图片来源:Rod Waddington/Flickr

文明的崩溃一定是灾难性的吗?古埃及旧王朝的覆灭伴随着动乱、盗墓乃至于人吃人等现象。“整个上埃及(Upper Egypt)都因饥饿而死,每个人都饿到了不得不吃掉自家孩子的地步。”公元前2120年古埃及南部某地区地方官安克提菲(Ankhtifi)的传略这样说。

很多人都对以下这套历史叙事很熟悉:文化可以迅速地——且暴烈地——衰退和失落。近期的历史似乎也支持这一点。伊拉克被入侵后的头一年半时间里有10万人死去,接着又是“伊斯兰国”的兴起。2011年利比亚政府的垮台导致了权力真空,令奴隶贸易又有死灰复燃之势。

然而,这一崩溃观的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现实。事实上,文明的终结极少包含突发的大灾变或末日情景。其进程通常是漫长而温和的,人民和文化都会存续许多年。

例如,中美洲玛雅文明的崩溃就花费了三个世纪有余,它发生于公元750年至1050年,这一时期学名为“末期古典时代”(Terminal Classic period)。虽然死亡率上升了10至15个百分点,部分城市也遭到废弃,但其它一些地区依旧繁荣,书面交流、贸易和城市生活直到1500年代西班牙人到来时依旧存在。

甚至于安克提菲的自传某种意义上都有夸张之嫌。在埃及紧随旧王朝之后的第一中间期(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里,非精英阶级的墓葬变得更多也更常见了。缺乏足够有说服力的大规模饥荒和死亡证据。将此描述为一段灾难时期,对安克提菲个人来说也是有利的:他刚刚继任地方首长,这样的描述可以突出他在危急时刻的丰功伟绩。

某些崩溃甚至从一开始就是无稽之谈。复活节岛并非如贾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2005年的《崩溃》(Collapse)一书里所主张的那样是所谓自作自受的“生态自杀”(ecocide)。相反,拉帕努伊岛上的土著一直存续到了19世纪,摧毁他们的乃是殖民主义和疾病。1877年时其数目已经只剩111人。

文明的衰退也能够为革新打开空间。若没有西罗马帝国在多个世纪以前的灭亡,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也就无从谈起。这让一些学者提出揣测,认为崩溃本身就是体制之兴衰的“适应性循环”(adaptive cycle)的一部分。与森林大火相似,崩溃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也为进化和重组提供了资源和空间。

我们难以把握到这些微妙之处的理由之一在于,考古学主要描述的是精英的生活——那是1%的人眼里的历史观。在15世纪印刷术发明之前,书写和其它的记录形式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官僚和贵族的特权。与此同时,大众的足迹——譬如非国家的猎人-采集者、拾荒者和游牧民——则被湮没了。

由于这一等级制的存在,我们对过往崩溃的看法一般而言都是通过其最具特权的受害者的视角来形成的。黑暗时代之所以叫“黑暗”,是因为记录的缺乏,但这并不等于文化和社会就停滞了。是的,它可能意味着更多的战争,较不发达的文化和贸易往来——但考古学证据通常不足以支持如此确定的结论。强有力的反例也是有的:在中国的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与秦(公元前221-前206年)这两个充满战乱的朝代之间,儒家和其它派别的哲学反而得以兴盛。

复活节岛并非如贾瑞德·戴蒙德在2005年的《崩溃》一书里所主张的那样是所谓自作自受的“生态自杀”

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农民而言,公元前2000年初的政治崩溃几乎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家、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2017年的《背道而驰》(Against the Grain)一书里提到,早期的国家“不得不以各种形式的奴役来捕捉和控制其大量的人口”。苏美尔国家机构的覆灭以及精英统治者的逃亡,意味着农民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摆脱农活、重税、肆虐的疾病以及奴隶制。这一时期的猎人-采集者的遗骨体现了一种更为轻松、健康的生活方式,其饮食多样且作风积极。国家的覆灭对这些人民来说反而可能是一种解脱。

但这一切都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对未来覆灭的前景掉以轻心。为什么?理由之一是,我们对国家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乃是前所未有的——这意味着它的缺失将更可能带来困扰乃至于乱局。1977年6月纽约的大停电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纵火和犯罪迅速爆发,550名警察受伤,4500名盗窃者被捕。其原因既包括1970年代经济的下行,也包括停电本身。对比而言,1877年纽约的停电可能跟大多数市民都扯不上关系。

较之于前人,现代文明或许更难从深度的崩溃当中复兴。个体的猎人-采集者或许有依靠大地为生的知识——但工业社会的人不仅缺乏基本的生存技能,甚至连诸如拉链这种“基本”物件的工作原理都不知道。知识的持有者愈发不再是个体,而是群体和机构。如果工业社会崩溃了,我们能否重拾这些知识碎片仍是一个未知数。

第三,武器的泛滥让崩溃的风险变得前所未有地高。苏联解体的时候拥有3.9万件核武器、1500吨钚以及储量丰富的铀。它们并未被全部封存或管控。2010年维基解密爆出的外交电报显示,埃及获得了其廉价的核原料、科学家甚至于武器。更糟糕的是,1990年代受雇的俄罗斯科学家或许对朝鲜核武器计划有一定推动作用。随着人类技术水平的提高,崩溃带来黑暗的后果以及武器的四处泛滥这一威胁的可能性只会有增无减。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世界越来越网络化且日益复杂。这固然提升了我们的能力,但也抬高了系统性故障的可能。2010年发布于《自然》杂志的一项数学-系统研究发现,相互连通的网络比各自孤立者更容易出现随机故障。与此类似,金融系统里的互联性(interconnectedness)一开始可以有缓冲作用,但系统脆弱时就可能积聚进而突破临界点,故障的扩散也会更快。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爱林·克林尼(Erin Cline)2014年的《公元前1177年:文明崩溃年》(1177BC: The Year Civilization Collapsed)一书提出,历史上这种情况已经在青铜时代的爱琴海和地中海社会发生过了。人们的互联性确实造就了这个繁荣的区域,但同时也形成了一副多米诺骨牌,地震、战争、气候变迁和动乱的组合极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

这么看的话,崩溃就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它是被统治者的及时雨,是重振衰退中的制度的契机。但它也可能导向人口、文化和来之不易的政治结构的失落。崩溃究竟会导致什么,部分地取决于人们如何度过接连不断的动荡,以及公民们能否简便而安全地回归到另一种社会形式。不幸的是,这些特征表明,虽然崩溃的记录有好有坏,但它在现代世界却可能只有阴暗的前景。

(翻译:林达)

来源:Aeon

原标题:Civilisational collapse has a bright past – but a dark future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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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崩溃有一个辉煌的过往,但却面临阴暗的未来

文明的终结极少包含突发的大灾变或末日情景,其进程通常是漫长而温和的,人民和文化都会存续许多年。

玛雅社会经历了三个世纪的漫长衰退过程 图片来源:Rod Waddington/Flickr

文明的崩溃一定是灾难性的吗?古埃及旧王朝的覆灭伴随着动乱、盗墓乃至于人吃人等现象。“整个上埃及(Upper Egypt)都因饥饿而死,每个人都饿到了不得不吃掉自家孩子的地步。”公元前2120年古埃及南部某地区地方官安克提菲(Ankhtifi)的传略这样说。

很多人都对以下这套历史叙事很熟悉:文化可以迅速地——且暴烈地——衰退和失落。近期的历史似乎也支持这一点。伊拉克被入侵后的头一年半时间里有10万人死去,接着又是“伊斯兰国”的兴起。2011年利比亚政府的垮台导致了权力真空,令奴隶贸易又有死灰复燃之势。

然而,这一崩溃观的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现实。事实上,文明的终结极少包含突发的大灾变或末日情景。其进程通常是漫长而温和的,人民和文化都会存续许多年。

例如,中美洲玛雅文明的崩溃就花费了三个世纪有余,它发生于公元750年至1050年,这一时期学名为“末期古典时代”(Terminal Classic period)。虽然死亡率上升了10至15个百分点,部分城市也遭到废弃,但其它一些地区依旧繁荣,书面交流、贸易和城市生活直到1500年代西班牙人到来时依旧存在。

甚至于安克提菲的自传某种意义上都有夸张之嫌。在埃及紧随旧王朝之后的第一中间期(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里,非精英阶级的墓葬变得更多也更常见了。缺乏足够有说服力的大规模饥荒和死亡证据。将此描述为一段灾难时期,对安克提菲个人来说也是有利的:他刚刚继任地方首长,这样的描述可以突出他在危急时刻的丰功伟绩。

某些崩溃甚至从一开始就是无稽之谈。复活节岛并非如贾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2005年的《崩溃》(Collapse)一书里所主张的那样是所谓自作自受的“生态自杀”(ecocide)。相反,拉帕努伊岛上的土著一直存续到了19世纪,摧毁他们的乃是殖民主义和疾病。1877年时其数目已经只剩111人。

文明的衰退也能够为革新打开空间。若没有西罗马帝国在多个世纪以前的灭亡,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也就无从谈起。这让一些学者提出揣测,认为崩溃本身就是体制之兴衰的“适应性循环”(adaptive cycle)的一部分。与森林大火相似,崩溃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也为进化和重组提供了资源和空间。

我们难以把握到这些微妙之处的理由之一在于,考古学主要描述的是精英的生活——那是1%的人眼里的历史观。在15世纪印刷术发明之前,书写和其它的记录形式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官僚和贵族的特权。与此同时,大众的足迹——譬如非国家的猎人-采集者、拾荒者和游牧民——则被湮没了。

由于这一等级制的存在,我们对过往崩溃的看法一般而言都是通过其最具特权的受害者的视角来形成的。黑暗时代之所以叫“黑暗”,是因为记录的缺乏,但这并不等于文化和社会就停滞了。是的,它可能意味着更多的战争,较不发达的文化和贸易往来——但考古学证据通常不足以支持如此确定的结论。强有力的反例也是有的:在中国的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与秦(公元前221-前206年)这两个充满战乱的朝代之间,儒家和其它派别的哲学反而得以兴盛。

复活节岛并非如贾瑞德·戴蒙德在2005年的《崩溃》一书里所主张的那样是所谓自作自受的“生态自杀”

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农民而言,公元前2000年初的政治崩溃几乎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家、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2017年的《背道而驰》(Against the Grain)一书里提到,早期的国家“不得不以各种形式的奴役来捕捉和控制其大量的人口”。苏美尔国家机构的覆灭以及精英统治者的逃亡,意味着农民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摆脱农活、重税、肆虐的疾病以及奴隶制。这一时期的猎人-采集者的遗骨体现了一种更为轻松、健康的生活方式,其饮食多样且作风积极。国家的覆灭对这些人民来说反而可能是一种解脱。

但这一切都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对未来覆灭的前景掉以轻心。为什么?理由之一是,我们对国家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乃是前所未有的——这意味着它的缺失将更可能带来困扰乃至于乱局。1977年6月纽约的大停电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纵火和犯罪迅速爆发,550名警察受伤,4500名盗窃者被捕。其原因既包括1970年代经济的下行,也包括停电本身。对比而言,1877年纽约的停电可能跟大多数市民都扯不上关系。

较之于前人,现代文明或许更难从深度的崩溃当中复兴。个体的猎人-采集者或许有依靠大地为生的知识——但工业社会的人不仅缺乏基本的生存技能,甚至连诸如拉链这种“基本”物件的工作原理都不知道。知识的持有者愈发不再是个体,而是群体和机构。如果工业社会崩溃了,我们能否重拾这些知识碎片仍是一个未知数。

第三,武器的泛滥让崩溃的风险变得前所未有地高。苏联解体的时候拥有3.9万件核武器、1500吨钚以及储量丰富的铀。它们并未被全部封存或管控。2010年维基解密爆出的外交电报显示,埃及获得了其廉价的核原料、科学家甚至于武器。更糟糕的是,1990年代受雇的俄罗斯科学家或许对朝鲜核武器计划有一定推动作用。随着人类技术水平的提高,崩溃带来黑暗的后果以及武器的四处泛滥这一威胁的可能性只会有增无减。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世界越来越网络化且日益复杂。这固然提升了我们的能力,但也抬高了系统性故障的可能。2010年发布于《自然》杂志的一项数学-系统研究发现,相互连通的网络比各自孤立者更容易出现随机故障。与此类似,金融系统里的互联性(interconnectedness)一开始可以有缓冲作用,但系统脆弱时就可能积聚进而突破临界点,故障的扩散也会更快。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爱林·克林尼(Erin Cline)2014年的《公元前1177年:文明崩溃年》(1177BC: The Year Civilization Collapsed)一书提出,历史上这种情况已经在青铜时代的爱琴海和地中海社会发生过了。人们的互联性确实造就了这个繁荣的区域,但同时也形成了一副多米诺骨牌,地震、战争、气候变迁和动乱的组合极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

这么看的话,崩溃就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它是被统治者的及时雨,是重振衰退中的制度的契机。但它也可能导向人口、文化和来之不易的政治结构的失落。崩溃究竟会导致什么,部分地取决于人们如何度过接连不断的动荡,以及公民们能否简便而安全地回归到另一种社会形式。不幸的是,这些特征表明,虽然崩溃的记录有好有坏,但它在现代世界却可能只有阴暗的前景。

(翻译:林达)

来源:Aeon

原标题:Civilisational collapse has a bright past – but a dark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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