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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公共空间内的安全问题,不能只靠女性个体的自我保护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中国南昌红谷滩的杀人事件与日本川崎的无差别杀人事件。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中国南昌红谷滩的杀人事件与日本川崎的无差别杀人事件。

南昌红谷滩杀人事件:女性安全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5月24日,在南昌红谷滩新区凤凰中大道路段,一名男子突然持刀向三名结伴而行的女性中的一位砍去。事发现场视频显示,行凶者冲向并排行走的三个人,持刀向其中一名女子砍去。女子倒地后,该男子仍然不依不饶。女子随后被送往医院,诊断为锁骨动脉断裂,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调查显示,行凶者为南昌人,今年32岁,而受害者为一名实习律师,来自江西瑞金,今年24岁。

随着此案在互联网上持续发酵,一则疑似内部流出的杀人嫌犯动机截图在微博热传。截图中的信息提供者自称是为行凶者做笔录的人,他称该凶手有精神病,因找不到老婆而产生厌女症和厌世倾向,但由于不想一个人死,因此想“拖个漂亮的女人一起死,做一对鬼夫妻。”此人同时提到凶手本来想杀个字最高的那位女性,因为觉得她很漂亮,但在拔刀走过去的瞬间发现中间这位女性,也就是受害者很漂亮,于是用刀对准了她的脖子大动脉。“澎湃新闻”就此截图求证了南昌公安,对方回复称正在对截图的来源和真实性进行调查。一有结果,将会立刻向社会公布。

虽然尚未证实此消息的真实性,但这张截图足够引起公众,尤其是女性的恐慌。从去年浙江乐清女孩乘坐网约车被害,到此次南昌女孩在马路上被砍杀,女性在公共空间的安全问题再次引发讨论。每当有此类事件发生,舆论总是聚焦于女性应该如何自保。女性也往往成为被教育的对象,诸如女性应该提升自我防范意识、女性不应该穿着过于暴露的言论甚嚣尘上。这种将公共空间内的安全问题转移为女性个体自我保护的论调实际上并不利于整个社会女性友好环境的形成,也绝非解决此类问题的根本之道。在此次的南昌红谷滩事件中尤为明显。受害者没有穿着暴露,也没有在夜晚出行,更没有单独出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她仍然遭到袭击,难逃厄运。面对这样的案例和情况,强调女性个体的自保非但无益,而且有害。

在发表于微信公众号“Her小号”的《南昌红谷滩杀人事件:女性的受害忧虑与社会信任危机》一文中,作者Herstoria指出,在日常生活中,女性总是比男性有着更多的安全焦虑。不论是使用公共交通系统还是搭乘出租车,也不论是在办公室还是一个人在家,甚至是在学校,在以上的种种场所和生活场景中,不安全感总是与女性相伴。甚至可以说,对犯罪受害的时刻忧虑,小心翼翼采取防范措施,是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这种紧张和忧虑在男性看来可能是一种小题大做和杞人忧天,那是因为作为优势群体的男性无法设身处地体会和设想女性的成长环境和背景如何造就并加剧了她们的安全恐惧和忧虑。

而大量研究也表明,女性的受害忧虑程度要远远高于男性。即便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案件统计数据都显示,犯罪受害人中男性占绝大多数,但女性还是表现出比男性更高的犯罪忧虑。学者肯尼思·费雷罗(Kenneth F.Ferraro)因此提出“性侵阴影”假说来解释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该假说认为,性侵基本上都是男性对女性实施的犯罪,对女性的身心健康造成持续的影响。与此同时,有些其他类型的犯罪,比如抢劫、入室盗窃等都有可能演变为性侵,由此增加了女性的担忧和恐惧。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少女性主义学者提出女性的性侵忧虑与“男造环境”有关。现存的大量社会空间都是在男性主导的性别意识形态下生产出来的,此类空间严重忽视女性的需求,很少考虑到她们对人身安全的特别考量。而为了减少和降低风险,女性采取的应对策略往往是对自己的空间使用增加设置,从而降低了她们的生活质量和自主生活能力。

此类事件的发生,不仅让女性陷入焦虑和恐慌,还在消解和消耗着整个社会的信任感。一般来说,高犯罪率会导致较高的受害焦虑。在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沃尔看来,在一个缺乏信任感的社会中,大大超过实际风险的过度忧虑成为问题。受害者焦虑会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如社会隔离、社会资源浪费等)用以维持个体安全,由此造成“缺乏信任感——受害焦虑——消耗社会资源——缺乏信任感”的恶性循环。因此,过度强调女性自保有可能将社会问题转化为个体问题,甚至是以牺牲女性正当权利为代价,换取社会心态的稳定。而消除社会焦虑,重建社会信任,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建立长期有效的安全防范机制,甚至重建社会心理。

在发表于微信公众号“狐度工作室”的文章《南昌红谷滩杀人事件:提醒‘女士小心’无济于事》一文中,作者杜虎则提出了女性视角之外的解读方式。在杜虎看来,仅从女性视角看待此次杀人事件可能会忽视其背后的隐秘逻辑,遮蔽更多的视野。作者认为应该将此次事件放入无差别杀人事件的范畴进行分析。纵观一系列类似事件,它们的共性在于虽然被害人的性别、样貌、职业和年龄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是反抗能力很弱的人。无差别杀人案的特点就是挑选容易得手的无力者作案,老人、小孩、女性因此更容易成为此类案件的目标。而对于此类案件,震慑比预防更重要。

日本川崎市无差别杀人:“无缘人”是否应该被贴上标签?

四天之后的5月28日,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也发生了一起持刀连环凶杀案。一名男子拿着菜刀冲向人群,受害者大部分是等待校车的小学生。案发后该男子迅速离开现场,在离案发地几十米的地方自杀身亡。根据医院事后公布的信息,11岁的小学生栗林华子和39岁的外务省职员小山智史遇害身亡,其余17人的脖子、脸部以及胸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根据《人物》杂志的报道,当地警方在案发后12小时确认了凶手身份。他叫岩崎隆一,现年51岁,居住在离事发现场4公里的川崎市麻生区。而在对其邻居和亲戚的采访中,众人提到他易怒、孤僻、不爱与人交际。这些描述引发了日本网友对其作案动机的揣测,很多人认为这是“无缘人”对于社会的报复。

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发生了一起持刀连环凶杀案。

2010年,纪录片《无缘社会——无缘死的冲击》让“无缘人”这一概念首次走入日本国民的视线。无血缘、无地缘、无社缘的“三无”人员最终将走向“无缘死”。在日本,每年“无缘死”的人数高达3万2千人。在日本网友看来,岩崎隆一正是“无缘人”中的一员。筑波大学犯罪心理学原田隆之教授猜测,这是一起“扩大性”自杀行为,即通过将毫无关联的第三者卷入自己的自杀行为来消除此前对社会的积怨与愤怒。而此次案件最意外的部分在于,以往的扩大性自杀行为涉及的大部分是20到30岁的年轻人,而此次的凶手则是一位51岁的男性。

此类无差别杀人事件中最著名的一起,是发生在2008年6月东京都千代田区秋叶原的25岁男性犯人加藤智大手持两把刀肆意砍杀的事件,最终造成7死10伤。在那之后,无差别杀人事件这一概念逐渐走入公众视野。此类案件意指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没有仇怨,随机选择作案目标、在作案现场见谁杀谁的案件。在此类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作案是有预谋的,杀人的手段一般也有预谋,只有作案对象是随机的。

这些无差别杀人案的凶手为何如此凶残,伤害无辜的陌生人呢?微博@平安北京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警方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有些嫌疑人之所以作案,与其性格特征有一定关系,比如固执、偏执、封闭但情感易冲动,与人沟通交流能力差。但也有一些人平时看起来十分正常,无任何犯罪记录,无法被识别为危险人物。

在发表于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的文章《我们与恶的距离:你所不知道的无差别杀人事件和废死争议》中,作者认为自从2008年东京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开始,公众就试图给这类罪犯贴上诸如“宅男”“loser”“失业者”“瘾君子”等标签,并试图在阶级、性别、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将这些人区隔开来,从而建构一种虚幻的安全感。但这种粗暴的贴标签方式实则存在着过度简单化的危险。一来并非所有无差别杀人犯都符合这些标签,再者,这些标签化的行为或许会加重社会区隔与隔离,让在物理空间和话语空间上遭遇双重孤立的人们更倾向于铤而走险。

因此,面对此类无差别杀人事件,一味地让潜在受害者保护自己,与不分青红皂白指责嫌犯为其贴上“恶魔”标签一样武断并且无济于事。前段时间热播的台湾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待无差别杀人案的别样视角。这部剧将目光着眼于事发之后嫌犯的家人受到的负面影响——他们被唾弃,被指责,成为公众泄愤的对象,被贴上无法摆脱的“恶人”标签。与此同时,这部剧也设置了法扶律师王赦,试图从法律的层面探讨该如何对待无差别杀人事件中的凶手。王赦长期为无差别杀人案犯辩护,在他看来,单单依靠死刑并不能阻止此类案件的发生,只有了解杀人者的心理成因才能防患于未然。微信公众号“WeLens”在文章《伤害之后,如何重新拥抱……》中指出,王赦的人物设定让人联想起台湾现实中一个“无差别杀人案”受害者母亲的发问。她当时并不支持将凶手直接处死,而是认为应该借此机会好好了解凶手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犯罪的。这样的罪犯究竟在想什么?为什么家庭、学校、亲人、朋友、社会没能够阻止他们?我们该如何改善和预防?当时这位母亲的一番言论,引起了巨大争议。虽然试图了解凶手作案动机的声音,时常会被舆论认为是对罪犯的同情,但如果不假思索、不加沟通和理解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同时也迁怒于其家人,又是否是另一种形式的恶呢?

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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