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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失眠本质上是个政治问题?

在一个高强度工作的时代,是时候停止追踪睡眠了,我们应该开始以政治的眼光来看待精疲力竭。

深夜加班的伦敦办公室职员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2018年12月,网络上出现了一个典型的21世纪特色的故事。推特首席执行官杰克·多西(Jack Dorsey)分享了自己在缅甸静坐内观冥想的闭关修炼体会。在为期十天的闭关当中,他不能使用移动设备,但多西佩戴了苹果手表和Oura Ring健康戒指——这款来自芬兰的健康设备可追踪佩戴者的睡眠模式——并将它们调成飞行模式。这位企业家随后与粉丝分享了他的睡眠读数。“花时间做这些事的收益是非常丰富的,对我个人和我的工作而言都是如此。”他解释说。

睡眠似乎是“7x24小时资本主义”实现之前的最后一道障碍,在这段时间里是榨取不了什么价值的。据一项2017年的估计,如今美国的睡眠技术产业估值已达300至400亿美元。它最忠实的拥趸大多来自硅谷,但别处的雇主也在使用睡眠监测设备来确保雇员的良好休息,以强化生产力。

主打工作中的健康概念的数码公司“大健康”(Big Health)将其在线睡眠改善程序卖给了LinkedIn和英国全国健保(NHS),而各种睡眠相关的书籍也大肆鼓吹睡满八小时的各种好处。各种黄金标准床垫、填充物和电热毯为焦虑的睡眠者提供了新的安慰,但基本不去触碰精疲力竭背后的诸多理由。

指责数位屏幕和追踪设备加剧而非改善了处于紊乱状态的睡眠,是一种常见的抱怨。但工作场所革新的历史表明,引入新技术把人弄得精疲力竭的并不是职工,而是管理人员。伦敦大学经济学家弗朗西斯·格林(Francis Green)曾指出不少技术存在“努力偏见”(effort-biased)问题。工作场所的革新也提升了雇员的用功程度,导致了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少的休息时间。

这一点在制造业的历史中构成了一个不断重演的模式。从古罗马的制砖业一直到亨利·福特的生产线,商界都一直想方设法采用新技术,将工作划分为效率较优、便于测度的板块,以最大化地榨取工人的生产力。1980年代,日本工程师大野耐一(Taiichi Ohno)发明了“丰田一分钟”(Toyota Minute)的标准,它规定一分钟里应有57秒的工作时间和3秒的间歇期。这种方法被亚马逊仓库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雇员们抱怨称,设定工作节奏的监控算法造成了一种惩罚性的、令人疲劳过度的工作环境。

新技术和工作强度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近年来的各种工作愈发令人不堪忍受——工人的睡眠也遭到了更严重的剥夺。2017年的“技能与就业调查”(Skills and Employment Survey)——英国每五年会实施一次——发现,雇员工作中的压力处在过去25年以来的最顶峰。研究者认为,新技术是精疲力竭的关键理由之一。诸如数位化的日历共享(digital calender sharing)这样的工具简化了监控职员、安排任务的流程,填补了工作日的空闲,而电子邮件和聊天信息则迫使人们把工作带回家里。3300名受访者中有47%的男性和55%女性表示其“总是”或者“经常”被工作压到喘不过气来。

疲劳和睡眠紊乱在数位化的工作场所里或许是最为严重的。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研究员阿莱士·伍德(Alex Wood)说,压力与平台工人当中极为常见的不确定性有关。“当技术将较大的权力交到客户手里,工人就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且要在晚上加班,因为你生怕没有做好工作而导致差评。”他补充说,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在诸如东南亚和印度这样的地区,影子数位劳动力(shadow digital workforce,即在数位平台上从事临时工的群体总称——译注)的作息时间是跟西方客户同步的,这导致了广泛的睡眠紊乱。

社会看待睡眠的方式预先排除了一点:精疲力竭可能有着经济上的根源。将睡眠单单刻画为一个生物学问题或者个人面对屏幕过久的问题,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再好不过了。它为各大公司造就了一个利润可观的市场,令它们可以利用此前不曾被侵占的时间段来牟利,并推销各种昂贵的治疗手段:完美的床垫、健康戒指、生物钟灯(body-clock light)等等。我们的睡眠读数揭示的精疲力竭现象无处不在,但却没有对此作出什么解释。在一个高强度工作的时代,是时候停止追踪睡眠了,我们应开始以政治的眼光来看待精疲力竭。

本文作者Hettie O'Brien是《新政治家》杂志网络编辑。

(翻译:林达)

来源:新政治家

原标题:Why sleeplessness is a political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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