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最近一段时间，吸睛的体育赛事络绎不绝：欧足联国家联赛、世界女排联赛、女足世界杯、NBA……你是否曾经想过：我们到底为什么花时间看体育比赛？眼神一刻不离地盯住比赛是浪费光阴或精神鸦片吗？我们能从中获得的仅仅是一时快感还是什么了不得的灵感启示？一无所获甚至令人失望的比赛对我们有意义吗？在赛点之外，比赛中大部分的、毫无进展的沉闷时刻是否也有其价值？

要知道，南非作家、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也曾把书丢在一旁坐在电视机前深陷于板球比赛中无法自拔，“体育运动难道就像罪过：人们不赞成它，但又屈服于它，就因为世俗凡人是软弱的？”他在书信里向好友、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这样发问道。奥斯特不留情面，“观看体育节目是一项无用的活动，完全是在浪费时间。”但当他反过来一想自己曾在这上面浪费了多少岁月，内心也不安起来。

在接下来的近半年时间里，二人你来我往，在通信中热切地交流了彼此对于观看赛事、竞技本身、体育与性别认同、体育与英雄主义、体育的审美与伦理等等话题的观点，相当坦诚而又充满睿智。

体育比赛并不新鲜，每一种运动的每一个环节都不可能是全新的，但每一次都有新的闪光点吸引着我们。对此，奥斯特写道：“新事物中有愉悦，已知事物中同样有乐趣。品尝一个人喜欢的食物会带来乐趣，性爱也会使人愉悦。无论一个人的性爱生活多么富有异国情调或者复杂多变，高潮就是高潮，而我们所以愉快地期待它，就是因为它在过去曾经给我们带来过愉悦。”

体育是一项审美吗？为什么女人对体育的兴趣不如男人那么浓呢？库切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对体育进行美学研究所忽视的一点是，体育满足了人们对英雄豪杰的那种需求。这种需求在小男孩当中最为强烈，他们小小年纪，得以过着充满生机和幻想的生活；我怀疑，正是这种残余的青少年时期的幻想，才让成年人依旧痴迷于体育运动。”奥斯特将库切的思考更往前推进了一步：“人在年轻时对体育的狂热，难道仅仅是内心隐隐与恋母情结做斗争的另外一种形式？我不敢肯定，但是体育迷——不是所有，是大多数的体育迷——那种疯狂的情感，一定来自心灵深处的某个地方。这里面一定有更为利害攸关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一时的消遣或者仅仅是娱乐。”

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些信件中，两位大作家不仅提出了自己作为观察者的思考与分析，而且从各自作为体育观众（费德勒的比赛令他们感到激动！）和竞技参与者（奥斯特打棒球和橄榄球，库切下国际象棋下到痴迷）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出发，拉出弗洛伊德甚至《马太福音》来自我剖析。关于体育的话题在不断深入的同时也有所延展：为什么现今世界上流行的体育项目在19世纪末期就已基本选定和固定下来了？为什么没有新的体育项目出现和流行呢？当体育体制化，好玩的东西要如何不断生产呢？

在观看比赛的间隙，让我们一探库切和保罗奥斯特的往来信件，和他们一同思考一下体育这件有趣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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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30日

亲爱的保罗：

在地球的南半边，现在正值盛夏时节。我周日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华尔街的阴影之下！）坐在电视机前看板球比赛，这是澳大利亚国家队与南非国家队之间为期五天比赛中的第三天。我深陷其中，动情地投入，总是迟迟不肯离开。为了看这场比赛，我把两三本看了一半的书都扔在了一边。

板球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像所有运动项目一样，你需要做出的招式就那么多，所引发的结果也是那么多。因此，2008年12月28日星期天在墨尔本举行的比赛，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可以算作在复制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的一场比赛而已。年届三十后，所有认真的观众必定都会看到似曾相识的时刻——不仅是时刻，该算是时间段了。人们不禁感慨：过去也是这么打的啊。然而，对一本好书，你能说的一件事却是：从前还没人这么写过呢。

那么，为什么要花时间瘫坐在电视机前看一群年轻人打板球呢？我承认，这的确是在浪费光阴。我得到的只是一种体验（一种间接的体验），但感觉不到它对我有任何的益处。我一无所获。离开电视机的时候也是一无所有。

这种感觉你熟悉吗？能引起你的共鸣吗？体育运动难道就像罪过：人们不赞成它，但又屈服于它，就因为世俗凡人是软弱的？

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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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10日

亲爱的约翰：

我同意你的观点，观看体育节目是一项无用的活动，完全是在浪费时间。但是，我自己平生像这样简简单单地浪费了多少时光呢？又有多少个下午我像你在12月28日一样在虚度岁月呢？把那些浪费的时光加起来，数字肯定惊人，而光是这么想想，就让我充满了不安啊。

你提到了犯罪（当然是玩笑了），但是，或许真正的术语应该是负疚的愉悦，或者干脆就是愉悦。以我为例，我所感兴趣并且一直定期观看的体育项目，都是那些我从小就喜欢参与的运动。人一旦深入地了解并理解了一项运动，就能够欣赏专业运动员的那份威猛，以及常常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比如说，我一点都不关心冰球，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打过，对它是一点都不了解。还以我为例，我倾向于关注并追踪某些特定的队伍。当你熟悉了每一个队员、对他们如数家珍之后，你就深陷其中了，而这种熟知提升了一个人容忍无聊的能力，它足以让你应付运动中大多数的时候都毫无变化的那种沉闷时刻。

毫无疑问，比赛本身有一种强烈的叙事成分。我们密切关注交战双方比分的起伏波折，就是为了要知道最终的结局。但不一样，这与阅读一本书可不太一样了——至少不像你我努力想写的那类书籍。但或许，它与类型文学有更加密切的关系吧，想想悬疑小说或是侦探小说之类的……那些全都是同类书，无休止地重复一遍又一遍，同一个情节之下，不过是换了成千上万的细枝末节而已，然而，公众偏偏对这类小说如饥似渴永不满足。仿佛每一部小说都是一种仪式的再度上演一般。

比赛的叙事方面，是的，它吸引着我们的目光，直到比赛结束，直到最后的一秒钟，但总的来说，我还是倾向于把体育运动看成一种表演艺术。对很多运动项目与比赛，你肯定抱怨过它们沉闷无比还似曾相识。但这种情形，在你去听自己喜爱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独奏表演时，不也同样发生过吗？你对那首曲子早已了熟于心，但你还是想听一听这位不寻常的钢琴家是如何演奏它的。平庸的钢琴家和运动员比比皆是，但忽然之间就有人闪亮登场，让你为之惊艳。

我不知道，是不是曾经有过两场一模一样的比赛，纯粹为了比赛而比赛。也许有吧。所有的雪花都是相似的嘛，但人们共有的智慧也承认，每一片雪花都是独一无二的。六十多亿人居住在这个星球上，想想吧，每个人的指纹都彼此不同呢。我看过的棒球比赛数以百计——或许数以千计——几乎每一场都有某些细节或是情况，是我在其他比赛中从未见到过的。

新事物中有愉悦，已知事物中同样有乐趣。品尝一个人喜欢的食物会带来乐趣，性爱也会使人愉悦。无论一个人的性爱生活多么富有异国情调或者复杂多变，高潮就是高潮，而我们所以愉快地期待它，就是因为它在过去曾经给我们带来过愉悦。

尽管如此，放着桌上的书不去读，一个人在电视面前一坐一整天，只是看着年轻人在相互撞击身体，还是会感到相当愚蠢。你都不知道时光是怎样溜走的，而更糟糕的是，你支持的球队还输掉了比赛。所以，我在巴黎这里要说，尽管我知道明天有一场橄榄球赛，是纽约巨人队与强大的费城队之间的一场关键的季后赛，但我不能再去看了——为此我深以为憾啊。

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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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26日

亲爱的保罗：

你似乎把体育主要看成是一种美学事务，而把体育观众的愉悦主要当成一种审美享受。我对这种看法半信半疑，大概有几个原因。为什么足球造就大财团，而芭蕾舞剧——其美学吸引力自然远在足球之上——却不得不寻找赞助？为什么人们对机器人之间的“体育”竞赛了无兴趣？为什么女人没有男人那般热衷于体育运动？

对体育进行美学研究所忽视的一点是，体育满足了人们对英雄豪杰的那种需求。这种需求在小男孩当中最为强烈，他们小小年纪，得以过着充满生机和幻想的生活；我怀疑，正是这种残余的青少年时期的幻想，才让成年人依旧痴迷于体育运动。

我在回应体育的美学意义时，其实是在讨论其中的优雅时刻（优雅：一个多么复杂的词汇啊！），那些时刻或者动作（又一个有趣的词汇）并非理性规划而成，倒更像是自天而降、赐予凡尘俗世运动员的一种祝福，在那样的时刻，一切顺顺当当、水到渠成，观众们甚至都不愿欢呼，而只是送上无声的谢意，那时他们不过是现场的见证者罢了。

但是，什么运动员会希望自己在运动场凭借优雅获得人们的赞许呢？就连女运动员也不会给你好脸色。优雅，温文尔雅：都是过于女性化的词汇。

如果我反观自己的内心世界且自问，为什么在我人生的暮年，我会依然——有时候——乐意花上数小时看电视直播的板球比赛呢，我必须坦白，不管它听上去多荒谬，多不满足，我是在继续寻找英雄主义的时刻，寻找高尚的时刻。换言之，我的兴趣点是在伦理而非美学。

我说荒谬，是因为当代职业体育对伦理毫无兴趣：我们呼唤英雄，他们却只给了我们英雄式的表演。“我们迫切需要面包，你们给我们的却是石头。”原文中的这句话虽然使用了引号，但并未给出出处。从文句上看，应该是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称耶稣在布道时问道：“你们中间有哪个人，孩子向你要面包，而你给他的却是石头？”意指：人类即使是戴罪之身，但在对待孩子的时候也会心存怜悯尽量满足孩子的愿望。

赛后采访是常事。那个一两个小时里一直就像要离开我们、升入另一个国度——与神圣仅一步之遥——到英雄生存的地方去的人，被迫恢复他凡尘俗子的状态，换句话说，例行公事地受辱了。“是的，”他被迫说，“我们为这场比赛拼得很凶，收到了成效。这是全队努力的结果。”

拼得很凶不是为了成为英雄。换言之，你为英勇的竞赛所做的准备并不是“拼”，也不属于生产与消费的环节。塞莫皮莱古希腊山隘的斯巴达人共同作战一起牺牲；他们个个都是英雄，但他们不是一支英雄的“队伍”。一支英雄的队伍，这属于矛盾修辞。

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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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2日

亲爱的约翰：

我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分歧。我从巴黎发出的信件主要是回应你对观看电视转播的比赛的评论（这话题很窄，在体育这个大的话题中，不过是小话题中的小话题罢了），为什么我们都已是成年男人了，还要选择浪费一整个的周日下午，观看距离遥远的球场上的年轻运动员的那些基本上毫无意义的活动？所谓负疚的愉悦，不过是在比赛结束之后经常让我们对自己感到被掏空和厌恶的那种愉悦罢了。

从尽可能广阔的视野来看，我的感觉是：体育的主题可以分为两大类：主动的与被动的。一方面，是自身参与到体育之中的体验；另一方面，则是观看他人比赛的体验。既然我们已经好像开始讨论后者了，那我就尽力把自己论述的重点，限定在迄今我们所讨论的那部分之内。

你所提到的伦理问题，对特别年轻的人来说尤其重要。你崇拜你的神明，想效仿他们；每一场竞赛都成了生死攸关之战。但是，到了我这个年龄，这些崇拜、效仿、拼搏之类的东西明显减弱了，我往往发觉自己保持远得多的距离观看比赛，寻找“审美享受”，而不是通过他人的行动去证明我自身的存在。我就不在这个问题上多啰嗦了，我们也放弃老人的视角吧，让我们回到从前，试着回忆一下，在那遥远的过去我们身上都发生了些什么。

你使用了一个词“英雄”，这恰如其分，而且无疑对我们理解痴迷的本质至关重要。痴迷，必然发端于生命觉醒的晨曦阶段。但是，把英雄行为与幼儿时期相联系，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对于男孩子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关于男子气概、性别差异、准备成为一个男人……而非女人的观念有关。

1950年代早期，我还是个美国小男孩，对男性生活的模仿始于扮演美国牛仔。看重的也都是些外在的装饰品——牛仔靴、牛仔帽、装在枪套里的六发左轮手枪。因为有自尊心的牛仔不可能会叫“保罗”，因此，每当我身着狂野西部牛仔服的时候，我都坚持要妈妈喊我“约翰”——只要她忘了这茬儿，我就不搭理她。（你不太会碰巧也是美国牛仔，对吧，约翰？）

但随后——具体什么时候我记不清楚了，但一定是在四五岁之间的某个时候——我又有了新的爱好，痴情于新的标志、新的领域去展现自己的男性特征。我迷上了橄榄球（那是美国的化身）。那之前我从未打过橄榄球，一点也不了解它的规则，但应该是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途径（报纸上的照片？电视上的转播？），我的头脑中有了这样的印记：橄榄球运动员是现代文明中真正的英雄。还是同样，看重的全都是些外在的装饰。与其说我想打橄榄球，倒不如说我想要穿成一个橄榄球运动员的模样，想要拥有一套橄榄球衣，而一向娇惯我的母亲真的满足了我的愿望给我买了全套服饰。头盔、垫肩、双色相间的运动衫、耷拉下来盖住我的膝盖的特制短裤，还有一个皮质橄榄球——这套装备让我在镜子中看到的自己，俨然就是个橄榄球运动员。还真有照片记录了那个小男孩的形象，他身着洁净的球衣，仿佛取得过辉煌的战绩，但实际上他从未踏入过真正的橄榄球场，也从未穿着球衣走出过他与父母同住的那个带有小花园的寓所的领地。

最后，当然了，我真的开始打橄榄球了——而且也打棒球。我还要补充的是，凭着狂热的痴迷，我越参与其中，就越想追随那些了不起的球员，也就是职业球员的行踪。在葡萄牙，我跟你提起过，我曾经给奥托·格雷厄姆（当时最优秀的橄榄球四分卫，冠军克里夫兰布朗队的明星）写过一封大胆的、近乎疯狂的信，邀请他来参加我八岁的生日聚会——后来我收到了他礼貌的回复，解释了他无法参加的原因。自我向你提起这件事，我就一直在思考，寻找更多的细节，希望能够对当时我向他发出邀请的动机有更深入的理解。我现在能想到的是，当时有一个再明晰不过的幻想就是，奥托·格雷厄姆来到了我家，我们两个来到后院在玩橄榄球的接球游戏。那是个生日聚会。现场没有其他客人——没有同伴，甚至父母也不在——没有任何人，唯有即将八周岁的我自己和永远的O.G（奥托·格雷厄姆的姓名首字母缩写）。

我现在明白了，我现在是确信无疑地知道了，这样的幻想再现了要创造一个父亲替身的愿望。在年轻的我对美国的想象中，父亲就应该跟儿子在一起玩接球游戏，但我的父亲从不跟我玩这种游戏，也很少跟我玩任何我想象当中父亲应该与儿子玩的其他游戏。于是，我邀请一位橄榄球英雄到我家来，痴心幻想他能给我一点我自己的父亲所不能给予的东西。所有的英雄都是父亲的替身吗？是不是因此男孩就要比女孩更加向往英雄？人在年轻时对体育的狂热，难道仅仅是内心隐隐与恋母情结做斗争的另外一种形式？我不敢肯定，但是体育迷——不是所有，是大多数的体育迷——那种疯狂的情感，一定来自心灵深处的某个地方。这里面一定有更为利害攸关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一时的消遣或者仅仅是娱乐。

我并不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唯有弗洛伊德才有发言权，但毫无疑问，他的某些理论可以用于我们所讨论的一些话题。

我意识到，在我回应你的评论时，我总讲起自己的故事。请谅解：我不是对自己有兴趣，我是向你提供个案研究，提供关于所有人的故事。

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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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15日

亲爱的保罗：

你提到了小男孩对体育英雄的迷恋，进而把它与在观赛中寻求审美享受的成熟心态区别开来。

像你一样，我也认为在电视上观看体育比赛多半是在浪费时间。但也确有某些时刻并非浪费时间。比如说，时不时播放的罗杰·费德勒在其辉煌时期的那些赛事。受你所说的启发，我也详细考察这样的时刻，再度回忆这样的时刻——比如说，费德勒一记反手打斜线的大力扣杀。我问自己：把如此生动的瞬间带给我的，真的是或者说仅仅是审美享受吗？

于我而言，我在看的时候有两个念头在脑海中涌现：1）假如我也把自己的青少年时期用于训练反手而不是……那我也有可能打出那样的球来，从而让全世界为之惊叹不已；接着还有：2）即使我把自己的整个青少年时期用于训练反手，我也没有能力打出那样的球，不要说在竞赛的压力下打不出，就是随意时也打不出。于是：3）我刚看到的这一幕，既是人之所能，也超越了人之所能；我刚看到的，仿佛是人类理想展现在了眼前。

我想要指出的是，在这样的反应中，嫉妒首先充斥头脑，接着就烟消云散了。人们开始是嫉妒费德勒，由此走向欣赏，最终则是既不嫉妒也不欣赏，而是因为凡人——像自己一样的凡人——所显示的非凡能力而欣喜。

我发现，这一点与我对艺术名作的反应很像，我在那上面花了大量的时间（思考、分析），后来发现，我对艺术作品的形成有了良好的认识：我很清楚它是如何创作的，但我自己永远都创作不出来，它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然而它是像我这样的男人（有时是女人）创作出来的；同属于他（有时是她）所代表的人类真是荣幸之至啊！

基于此，我不能再把伦理与审美区分开来了。

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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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16日

亲爱的约翰：

对于你所谈到的在观看费德勒辉煌时期的比赛时所产生的那份欣喜，我完全赞同。我们同属人类，对这样的事实充满敬畏之心：当同样是个人的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时，我们（作为同一个物种）也就不再仅仅是我们通常表现出来的那种小人物了，而是也有能力去创造奇迹——在网球、音乐、诗歌、科学上——从此，嫉妒与欣赏化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喜悦。是的，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而审美与伦理就在此融合。我没有不同意见，因为我自己也常常有同样的切身感受。

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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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1日

亲爱的保罗：

对体育再做点评论：在英国，大多数主要的体育运动——那些能够吸引众多观众、能够激起大众热情的项目——大概是到19世纪末期就已经被选定和固定下来了。我感到惊奇的是，要发明和推广一项全新（而不是在旧有项目之上的变种）的体育项目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或许我应该说，推广一种新的游戏（体育运动就是从游戏的保留剧目中选出来的）是多么困难啊。人类是具有创造性的动物，但在众多合理的游戏中（身体对抗的游戏，不是大脑对抗的游戏），好像只有少数最终流传下来。

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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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1日

亲爱的约翰：

当想到各种高科技如此迅猛地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火车、汽车、飞机、电影、收音机、电视、电脑）时，难以驾驭的体育项目乍看上去就显得很神秘了。这其间一定是有原因的，但跳入我脑海的答案是，运动项目一旦固定下来，它们就不再是创新而是进入了体制。体制化可以使之永久存在，唯一可以消灭它们的就是革命了。现在，众多的职业体育项目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中牵涉到的利润极为惊人，全都得益于一支成功的球队，于是，那些管控足球、篮球以及所有重要体育项目的人们，其手中的权力之大，可以与大公司的老板、政府的首脑相比。简单说，已经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去引入一个新兴项目了。市场已经饱和，而现存的项目业已成为垄断行业，一旦有突然冒出的竞争者露头，它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将其打垮。所以，并不是说人们不再发明新的体育项目了（孩子们天天都在发明创造），但孩子们没有本领把它们发展成为成百上千万美元的商业企业。

保罗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此时此地》，经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改，标题为编者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