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唐纳德·特朗普就任总统后首次出访沙特阿拉伯，随行的还有将在两国结盟的庆典上登台演唱的另一位美国偶像：乡村音乐明星托比·基思（Toby Keith）。很多观察家认为，选择让基思随总统出访穆斯林国家是一个非常出人意料的决定。这位偶像级歌星因创作了一系列后9/11时代的沙文主义经典歌曲而一跃成为美国保守派的重要人物，他的歌曲大肆赞扬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干预行为，诸如《塔利班之歌》（The Taliban Song）和《来自星条旗的敬意》（Courtesy of the Red, White and Blue）。《来自星条旗的敬意》中包含着彰显其个人风格的警告性语言：“我们会用靴子踢你的屁股/这就是我们美国人的方式。”

也许因为基思曾经在特朗普的总统就职典礼上出现过，因而促使沙特做出了这一不寻常的选择，他们可能希望通过迎合这位新就任总统的品位来讨好他——尽管特朗普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乡村音乐迷。也许这一选择也证明了，基思在特朗普的一些选民群体中很受欢迎。但是，不论基于何种理由，这位歌手因为这次出访而被外界普遍认为其担任了某种文化使者的角色。问题是，他代表了什么？他代表着谁？

阿丽莎·罗森伯格（Alyssa Rosenberg）曾在2017年5月为《华盛顿邮报》撰文，她推测基思“将自己视作某些美国社会群体的大使，代表那些喜欢喝冰啤酒的人、穿露脐装的女人和在后院打扑克的人，甚至代表基督教精神的救赎力量”。尽管基思对自己的这些定位（以及他的其他一些观点）并不符合沙特阿拉伯特有的保守主义精神，但在美国确实很管用——至少对一些选民和音乐听众来说是这样。但是，这种做法其实恰恰歪曲了整个美国乡村音乐所拥有的（或反对的）内涵。

乡村音乐经常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眼前，近期发生的这段插曲并不是一次单独事件。很早以前，制作乡村音乐的唱片业本身就将这种音乐定义为“乡巴佬音乐”（hillbilly music），而且还非常有成见地将其与所谓的堕落和倒退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在1926年《综艺》杂志的一篇头条文章中，人们也能感受到同样的成见。音乐评论家亚伯·格林（Abel Green）在文章中首次定义了乡村音乐的听众：“‘乡巴佬’就是那些生活在北卡罗莱纳州和田纳西州以及附近山区的不识字的白种人，他们的人生信条和宗教信念全都来自《圣经》……和留声机。”格林继续用以下语言抨击乡村音乐：“以弗农·达尔哈特（Vernon Dalhart）或卡尔森·罗宾森（Carson Robison）为代表，用那种带着浓重鼻音、高低起伏又嘶哑的声音演唱……不断重复诸如《囚犯之歌》（a Prisoner’s Song）或《弗洛伊德·柯林斯之死》（The Death of Floyd Collins）之类歌曲的平庸歌词……”

类似这些对乡村音乐创作者以及乡村音乐听众的负面揣测，甚至延续到了今天。仿佛所有人都产生了一种刻板的印象：乡村音乐创作者以及听众都胸怀保守的政治和社会信仰，他们天生就是性别歧视者、种族主义者、好战的沙文主义者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然而，这一切都非事实。因为，自从乡村音乐开始出现，它就已经在表达着进步的思想内涵。

这方面的实证可以追溯至乡村音乐早期时代布兰德·阿尔弗雷德·里德（Blind Alfred Reed）的作品。他在1929年精心创作的《一个穷人如何能忍受这样的时代并生存下去？》（How Can a Poor Man Stand Such Times and Live?），揭露了当权者群体的各种不公正行为，歌词中写“传道人为了金钱而传道，并非为了拯救灵魂”，以及“官员们无端杀害百姓”。在这首歌曲中，全体工人阶级都是美国经济大萧条初期的受害者。除了揭露黑暗的现实社会，里德还写了另一首宗教歌曲《那里不存在区别对待》（There'll Be No Distinction There），歌词描绘了一个平等的来世（afterlife）：“我们将一起坐在教堂里同样的长椅上/白人和有色人，外邦人和犹太人。”并非只有里德一人在独自表达对工人阶级的同情或呼唤更加公平的社会，在乡村音乐开始出现的早期，戴夫·梅肯叔叔（Uncle Dave Macon）、费德林·约翰·卡森（Fiddlin' John Carson）和亨利·惠提尔（Henry Whitter）等人都曾经用音乐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和情感，随后在乡村音乐发展的数十年里，乡村音乐的代表人物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史蒂夫·厄尔（Steve Earle）和约翰·里奇（John Rich）等也都清楚地表达出了类似的社会责任感。

在女性问题方面，乡村音乐也表达过一些看法，例如洛雷塔·林恩（Loretta Lynn）在1975年创作的经典歌曲《避孕药》（The Pill）。这首歌曲歌颂了女性如果不再怀孕将获得的自由，歌曲中的叙述者讲述道，当她“怀里抱着一对婴儿”、肚子里另一个宝宝即将出生的时候，她的丈夫却不负责任游手好闲，甚至寻花问柳。林恩希望通过歌曲传递的信息非常清晰：她对男女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关系表示愤恨。在她1976年的自传《煤矿工人的女儿》（Coal Miner's Daughter）中，林恩直言不讳地写道：“告诉你们，我不相信存在着双重标准，男人能够逃避一些事情，而女人却不能。”在乡村音乐的创作市场中，这首歌脱颖而出，以毫不畏惧和相当激进的态度呼吁实行性解放和生育控制，对男性过去拥有的性别特权提出了挑战，并且指出如果可以免除因怀孕、分娩和育儿等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限制，女性同样也可以享有多样的性关系。林恩在歌曲和她的个人观点中都表达出了乐观的信念，她认为避孕药将会使女性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人生。“我真的相信那些说法，男人的所作所为就是让女人的一生中有很多年都处于忙得晕头转向又不断怀孕的状态。现在女性终于有了一种保护自己的方法，不用担心男性对她们的控制。真是太棒了！”在呼吁让女性获得应有的权力这件事情上，林恩并不孤单，因为凯蒂·威尔斯（Kitty Wells）玛戈·普莱斯（Margo Price）等人也都用音乐揭露了社会上存在的性别歧视和性别虐待行为。

在整个乡村音乐的发展史中，不少乡村音乐的表演者都对美国的种族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著名乡村音乐歌手梅尔·哈格德（Merle Haggard）录制了《回家》（Go Home）和《伊尔玛·杰克逊》（Irma Jackson）两首歌曲，这两首歌曲都是以跨种族恋爱为主题，歌词明确表达了对相恋情侣的支持以及对种族偏见的反对。这两首歌曲创作于“洛文夫妇诉弗吉尼亚州”案时期，后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好几个州关于禁止（白人和非白人）异族通婚的法律。由此可见，在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激烈争议（尤其在美国南方）的时候，哈格德就已经多次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进步立场。后来的乡村音乐歌手加斯·布鲁克斯（Garth Brooks）、布拉德·佩斯利（Brad Paisley）和杰森·依斯贝尔（Jason Isbell）在美国的种族关系问题上也同样大胆地表达了他们的立场。

乡村音乐，从开始初期的创作到近年的热门歌曲，无不涉及广泛的领域和众多的社会问题，而且并非只有一种单调的声音。不少音乐人都曾在音乐内容和形式上做出过各种尝试。然而，当像基思这类人物昂首阔步地登上政治舞台时，无论是在华盛顿特区还是沙特首都利雅得市（Riyadh），主流媒体、右翼政客以及一些对美国乡村音乐所具有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完全不了解的人，还是会利用基思这类人物，试图将乡村音乐描绘成仅仅是表达保守思想的音乐。为了在公众心目中消除这些人造成的错误印象，乡村音乐需要更好的文化使者，需要能够完整地展现一直存在于乡村音乐传统之中的音乐特质的艺术家，将真实的乡村音乐带给大众。

本文作者Mark Allan Jackson是田纳西州立大学英语专业副教授，著有《先知歌手:伍迪·格思里的声音和视野》（Prophet Singer: The Voice and Vision of Woody Guthrie）。

（翻译：郑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