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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日】中国人的奥运史,也是追求民族自强与国际认同的历史

中国人与奥运会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中国与体育的互动,背后既涉及中国重大外交政策的制定,也关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以及西方文化和民族热情之间的深厚关联。

按:1894年6月23日,在皮埃尔·德·顾拜旦“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提议之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一天也成为了奥林匹克日(Olympic Day)。对有着“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称号顾拜旦来说,现代奥运会是建立在“所有比赛,所有国家”的精神上的,但这个看法也许太过天真和乐观,各个政府在有关政治利益和合法性事务面前,通常不会理会他的这个崇高理想。

一个例子便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国际奥委会依然声称只承认各奥委会,而不是民族国家。这样的话,原则上它可以认可任何领土上的国家奥委会。例如美国国土内就有三个奥委会:美国奥委会、波多黎各奥委会和关岛奥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后,国民党败走台湾,但仍不肯退出国际政治舞台。国民党逃离大陆后,台湾通知国际奥委会,称中国奥委会地址迁到了台湾,继续保留为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员。国际奥委会面对“谁是代表中国”的问题,感到十分烦恼。

中国人与奥运会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除了射击运动员许海峰拿下历史上第一块奥运金牌、一显中国清除体育弱国名声的决心,以及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大大增加了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分量,奥运之途始终都是中国寻求民族自强与国际认同的一个过程。中国与体育的互动,背后既涉及中国重大外交政策的制定,也关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以及西方文化和民族热情之间的深厚关联。

许海峰夺金之后

在日前出版的《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一书中,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从一个百年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体育,探索了为什么中国在20世纪之交痴迷于西方体育,以及这与中国寻求国家和国际认同的关系,从体育与政治的独特视角出发,探讨了中国寻求民族自强与国际认同的过程。在奥林匹克日这一天,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中节选了与奥运和爱国主义相关的部分内容,以期与读者一同思考体育运动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国式的国际化》(节选)

文 | 徐国琦

中国人参与现代体育运动,甚至为此着迷,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爱国主义的驱动。而在从西方引进现代体育以及参加国际比赛的过程中,中国同时也通过体育去表达自己的世界观,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并明晰其民族身份。当世界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聚集中国时,体育将可能提供更大的机会去增加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分量。

在20世纪,世界经历了许多战争和政治分裂,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人们之间制造了许多隔阂。然而,体育、尤其是奥运会和世界杯持续不断地在很大程度上将人们带到一起。甚至当中国在冷战期间受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与世界体系隔离时,这个国家仍然试图通过友谊比赛和新兴力量运动会与世界进行交流。从80年代起,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取得飞速进步,随着中国人自信的增强,没有比体育更能象征争取更高声望的动力了。对中国人来说,接受西方体育表明了自身地位的提升以及与世界文化比肩的渴望。

篮球也许最能代表中国对这种形式的国际化的口味。从加拿大人詹姆斯·奈史密斯(James Naismith)1891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培训中心发明篮球之日起,它就注定要成为一项全球体育运动。一位观察家分析:“当基督教青年会教士在19世纪90年代带着《圣经》和‘篮球十三条规则’来到天津市时,他们相信救赎会通过上帝和篮框来临,无论谁先谁后。”

虽然没从篮球获得多少救赎,中国还是挑选了最高的篮球运动员来举起奥运会开幕式的旗帜以引人注目,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在1948年和1984年采用了同样的手法。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一开始被选为开幕式旗手的也是篮球队选手王立彬,但后来改为了前中国篮球队中锋宋涛,因为王立彬要集中精力准备当天举行的比赛。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姚明获得举旗的荣誉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拥有7英尺又6英寸身高的他比其他运动员都要高出一截,让整个中国代表团的226名官员和407名运动员都显得高了些。

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中国篮球队中锋宋涛担任开幕式旗手

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带动下,社会和政府可以共同通过体育把中国的国际化再往前推进一步。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90年代中国学生将美国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和周恩来封为20世纪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人物,北京的小贩们将迈克尔·乔丹的海报和挂历与毛泽东的画像放在一起出售。当NBA决赛1994年首次在中国直播时,一项调查显示,迈克尔·乔丹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的顶级英雄,受到广泛的追捧。2006年,《环球时报》决定以五十位在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人为主题刊登一系列文章,这当中不仅有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查尔斯·达尔文、卡尔·马克思、列宁和理查德·尼克松,而且还有迈克尔·乔丹。沃尔特·拉夫伯(Walter LaFeber)写道:“篮球的故事,特别是在迈克尔·乔丹时代,帮助我们明白这个时代何以被称为‘美国的世纪’。”

中国人全心全意地拥抱美国世纪的这一侧面,而没有考虑他们对NBA的热爱与爱国主义或者民族自豪感是否相一致。当美军在1999年5月7日轰炸驻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时,许多中国城市的青年显然被美国的这一反华举动所激怒,却仍然在当年6月打电话抱怨中国中央电视台作为抗议取消原定的NBA球赛直播节目的决定,打电话的人坚持体育比赛“应该与政治无关”。到美国大使馆门前抗议的一位学生领袖说:“我恨美国霸权,也爱NBA比赛,但这是两回事。NBA赛事属于世界,每个人都有权利去欣赏。”在爱国主义可能会将中国和美国的大众文化分隔的同时,体育很明显地以这种方式为两者带来了共通之处。也许只有体育才能扮演这样一个微妙的角色去推动中国持续实现国际化。

北京,大学生在一幅乔丹壁画前打篮球

世界体育组织一直在努力从中国人的兴趣中盈利。NBA总裁大卫·斯特恩(David Stern)积极地树立NBA的全球品牌,他把有1.3亿潜在体育消费者的中国看作篮球的“终极前线”。

根据新近的统计,中国有5亿篮球迷,他们在2005年购买了4亿件NBA“品牌”的产品,从运动衫和篮球都有。如果这些数字可靠的话,那中国就是NBA的顶级球迷国之一。NBA还声称,在中国播出的2005—2006赛季的290多场比赛中有超过10亿次观众收看。

斯特恩近来还声言,他对中国政府将它的体育标示为“对健身、锻炼和和谐非常重要”感到非常高兴。从NBA运营方的角度看,世界不用接管NBA,因为NBA将接管世界。今天的NBA官方网站有多个语言版本,包括一个中文版本,NBA收入中很重要一部分来自国际市场上的商品销售。联赛本身则也越来越国际化,例如在2005-2006赛季,18%的NBA球员来自国外,而这一数字将会增加。姚明就是其中一位外国球星,他在2002年作为第一顺位新秀加入休斯敦火箭队并一直为该队效力。“姚明是大卫·斯特恩的梦想,”火箭队总裁乔治·波斯特洛斯(George Postolos)说,“他将全球化带到了一个新层次。”

为休斯敦火箭队效力时的姚明

尽管姚明不是第一位进入NBA的中国球员,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他仍可以被描述为中国同时出现的三大潮流的象征: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跨国资本主义的扩张,以及中国人对所有国际性事物、尤其是体育的着迷。从这点上看,姚明真正成为了布鲁克·拉尔默(Brook Larmor)眼中的“全球化的海报明星”。对于受自卑情绪和冒失蛮干困扰的中国人来说,姚明成为了中国自信的符号;他能够和世界最强的对手比赛,站得比任何人都高,因此也抹去了对中国选手能否在世界赛场上取胜的疑惑。

许多中国人密切留意姚明的比赛,观看他在美国走出的每一步,因为姚明是中国人的一员。姚明的第一场NBA比赛有2.87亿中国家庭收看,他参与的第一个赛季中,NBA在中国播出了170场比赛,包括30场姚明效力的火箭队的赛事。姚明的NBA常规赛在美国吸引了一百万观众,但“通常会在中国吸引达三亿之多的观众,令休斯敦火箭成为中国的最受欢迎球队,也是世界上被观赛最多的球队。当互联网门户网站搜狐在2002年12月主办与姚明90分钟网上聊天的活动时,将近九百万球迷登录,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中有六个的系统崩溃”。

中国观众看到姚明球打得好就会高兴。在2003年作为新秀的那一年,姚明平均每场拿下13.5分,有8.2个篮板,消除了所有人对他能力的疑虑。中国观众当中有很多受到良好教育、工作有成就的人,NBA拉近了他们与美国文化的距离,让他们有机会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分享对篮球的热爱。《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提到:“今天,中国涉足全球市场经济,它的孩子们拥抱西方文化,新兴城市专业阶层在每个转变中寻求自我表达的机会,这时候还有什么比篮球更好的载体呢?”

姚明也是一个有效的使者,将中国人和美国人连结起来。当他在出战首年一次又一次地阻断高大的对手沙奎尔·奥尼尔(Shaquille O′Neal)的投篮,并以一个灌篮锁定其中一场比赛的比分时,上面提到的《纽约时报》的文章宣告:“他不仅赢了一场比赛……在世界范围内,他打碎了矮小、柔弱的老式中国人形象。”《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很好地阐释了姚明现象:

他们有13亿人,但西方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人。几十年来,要么是一大群低工资的工厂工人,要么是某个运动机能亢进的功夫明星或者土气的电脑奇才去构成整个传统印象。但总体上,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人是不可理喻、不可了解、不可测算的。现在姚明出现了——而所有错误构想的、有关那些奇怪的中国人的陈腐印象就像魔鬼灌篮后的篮板,被打得粉碎……姚明一手将他那些寂寂无名的同胞变成可以和最佳选手对垒的强人。对于美国人来说,姚明和蔼可亲的举止和机智的应答是给NBA的坏男孩们的受欢迎的解毒剂。而对于长期注重其海外声誉的中国人来说,姚明从温顺的运动机器到具备领袖魅力的篮球界精英的成熟过程,无疑是中国自我证明的最佳案例。

姚明与奥尼尔

这些美国主流媒体的观点在描述姚明对美国人的中国印象所产生的影响时有夸大之处,但中国人对NBA和奥运会的热情显然是大潮流的一部分。姚明是第一个受西方媒体关注的高调而非政治性的中国人物,而“篮球是他表达的主要机制”。姚明代表中国的国际化和世界最大的跨国产品——百事可乐、锐步、Visa和麦当劳都争着利用姚明去赢取中国市场。2006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时,姚明作为中国形象代言人被邀请参加白宫为欢迎胡锦涛而举行的午宴。

足球这项“美丽的比赛”吸引着世界亿万球迷,中国人对此也非常着迷。在此,中国又一次加入了国际潮流,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起投入到这个体育项目中。世界可能在20世纪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但人们对足球的热情却始终浓烈。1986年世界杯决赛在全球吸引了652亿观众,而2006年世界杯决赛圈比赛估计在全球共有30亿人观看。《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的罗杰·科恩(Roger Cohen)写到,足球“是和英语齐肩的世界语言,也差不多是这个星球的梦想的通常叫法。足球是每个人的90分钟激情赛事”。富兰克林·弗尔(Franklin Foer)最近问到:“还有什么比足球更全球性呢?世界顶级职业球员和球会老板根本不理会国界,各重要球队以各种可兑换的货币累积财富,亿万球迷以数不清的语言为他们的斗士欢呼。”有些人对足球太紧张以致走向极端。2002年世界杯由日本和韩国合办,一些日本职业妇女将自己的阴毛修剪成某种式样以表达对英国球员大卫·贝克汉姆(David Beckham)的迷恋。而几年前,一名叫拉斯·古斯塔夫松(Lars Gustafson)的瑞典国会议员因提名足球比赛参与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受到大家的嘲笑。

对于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足球是一种生活方式。受拥戴的英格兰利物浦俱乐部的主教练比尔·香克利(Bill Shankly)有一次说:“有些人相信足球事关生和死。我可以向您保证,它比这个重要得多。”根据三位经济学家近期的发现,全世界的人们对足球如此在乎,以致“一场重要国际赛事的败北会令该国第二天的股市下跌”。

世界杯也许是最成功的场合——能让世界走到一起并建立一个更好、更让人兴奋的世界秩序。在被亨利·基辛格称为“奇迹世界”的世界杯上,每个人,无论贫富、来自强国还是小国,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潜力。更重要的是,不管财富和国力如何,没有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可以真正操纵冠军的归属,这是足球比赛的性质决定的。从这个角度出发,这美丽的比赛可以在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的问题上比政治论坛或者政治组织有更大成就,这也是连联合国也通过世界杯来传达其信息和理想的原因。

2018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前往比赛现场支持梅西的中国球迷

像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许多中国人也热爱世界杯,尽管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至今只在2002年入围过一次决赛(也是因为韩国和日本作为2002年的东道主球队,使中国入围容易了)。中国男子足球队在这次唯一参与的世界杯决赛圈中没有射入一球,在小组赛中就被淘汰。

单从人数来看,中国人可以为足球带来超乎寻常的影响。2006年进入世界杯的32个国家的人口总和为15亿人,而中国一国就有13.4亿人。在当代,中国女子在体育竞赛上的表现总体上要比男子好,尤其表现在排球和足球上,中国国家女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功。即使他们的男子足球队没有进入决赛阶段,中国球迷仍然空前地热爱世界杯。超过500名中国记者到德国报道2006年世界杯,中国的电视台将重要播出时段用来进行全部赛事直播。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观众在2006年世界杯期间猛增50倍,超过7亿中国观众在这期间观看了比赛,他们为了观看在德国举行的比赛而熬夜多个小时。

如果说中国人对篮球和足球的喜爱反映出对这些比赛的一种纯粹爱好,并标示了中国当前的国际化水平的话,那么对其他西方体育运动的进军似乎就不能这么看了。2004年在上海修建的欧式一级方程式赛车赛道就是一个例子。全长5.45公里的赛道花费2.4亿至3.2亿美元兴建,由德国人赫尔曼·蒂尔克(Herman Tilke)设计,他以在世界各地建设一级方程式环道而闻名。同在2004年,上海举办了有史以来第一场西班牙斗牛赛,斗牛场由一个体育馆改建而成。

赫尔曼·蒂尔克设计的上海国际赛道

人们为实现中国在国际体育上取得进一步成功的梦想而兴建了体育馆和建筑,其中一些甚至可能与中国群众了无关系。例如,为了准备2008年奥运会,北京市政府聘请了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ss)等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去设计场馆,以彰显其国际思维,著名的“鸟巢”体育馆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成为体育强国,中国利用开放政策去邀请世界上有能力的教练加盟。虽然早在1964年,总理周恩来就邀请过日本女子排球主教练大松博文(Damatsu Hirofumi)到北京训练中国球员,但来中国工作的西方教练寥寥无几,直到80年代中国决定通过外来专家的帮助进行自我提升,情况才出现改变。到今天,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国当教练或领队,女子曲棍球队自1999年起由韩国人金昶伯执教,德国人和加拿大人曾训练过赛艇队和皮划艇队,美国人德尔·哈里斯(Del Harris)和立陶宛人尤纳斯·卡兹劳斯卡斯(Jonas Kazlauskas)先后执掌过中国男子篮球队,澳大利亚人汤姆·马厄(Tom Maher)获选培训女子篮球队。在北京为2008年奥运会做准备的时候,将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获聘帮助中国队伍在竞赛中取胜,《中国体育》杂志称这个潮流为“洋务运动”。

国际化也成了双行道,许多中国人出国参赛和任教。除了姚明,还有相当多中国人在所谓的“反向国际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前中国排球手郎平就当上了美国女子排球队教练,而她的队友姜英成为了澳大利亚女排的教练。还有许多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在国外充当教练和选手。

事实上,人们也许会为中国生产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的速度而惊异,但留意到中国的新型出口——运动专业人才的却不多。与通常的手工制品经常引起贸易摩擦不同,这种新产品绝对能帮助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更和谐地生活。这种国际化将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国际身份,对全球进一步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令人叹为观止。

《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
徐国琦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06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一书第七章,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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