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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墙50年】从耻辱到骄傲:同志权利运动中的情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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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墙50年】从耻辱到骄傲:同志权利运动中的情感故事

1969年6月,在警方突袭了纽约的一家酒吧后,“石墙”诞生了——这是一个被在场的抗议者永远铭记的时刻。

奥尔巴尼的抗议者们要求废除纽约州的反鸡奸法,以及对教唆同性间性行为和易装的禁令,1971年。摄影:戴安娜·戴维斯

1969年6月28日的石墙暴乱源于警方对纽约格林威治村石墙酒吧的突袭行动,这里是纽约的同志男女最喜爱聚集的地方之一。随着顾客们戴着手铐被警察从酒吧里拽出,围观人群开始群情激愤。那一晚的事件引发了相邻街区持续数天的游行抗议,永远改变了此后争取LGBT权利的行动方式。暴乱使抗议的规模升级,推动了同性恋文化向着更为张扬、包容与开明的方向发展。耻辱感被从中剔除、洗刷干净,取而代之的是身为同志的骄傲自豪。

五十年后的今天,“石墙”成为了同性恋权利斗争中最重要的全球性象征之一(英国的同性恋权利运动组织即以它命名)。六月的纽约将举办纪念该运动5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世界上最大的同志骄傲庆祝活动”中,人们将会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狂欢、讲座与朗诵会分享。庆典的一个核心部分由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展览及其对应的书籍《爱与抵抗,石墙50年》(Love and Resistance, Stonewall at 50)组成。本书编辑杰森·鲍曼(Jason Baumann)是图书馆LGBT倡议的协调人,书中照片由凯·托宾·拉胡森(Kay Tobin Lahusen)和戴安娜·戴维斯(Diana Davies)拍摄。这份档案被鲍曼称为“纽约公共图书馆杰出的酷儿文化宝藏”。

这本书讲述了同性恋群体在美国政治中的觉醒及其愈发猛烈的发展势头,记录了石墙事件前后的抗议——包括1965年一群男女同性恋者勇敢地在五角大楼发起的一场游行。作者罗克珊·盖伊(Roxane Gay)在介绍中清晰地指出,那是一段严酷的时期:“LGBTQ群体在麦肯锡主义的盛行下不知所措,到处都能嗅到迫害的危险气息。”石墙事件极大地动摇了这个局面,并促成了纽约市第一次“同志骄傲大游行”、以及一年一度在克里斯托弗街举办的纪念游行。

戴安娜·戴维斯1969年拍摄的格林威治村石墙酒吧的照片,这里发生的暴乱改变了此后争取LGBT权利的行动方式。摄影:戴安娜·戴维斯

这张戴安娜·戴维斯拍摄的石墙酒吧的黑白照片(她本人也是同性恋解放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向世人讲述了这里发生的故事。照片里破破烂烂的霓虹灯最为引人注意,但你若仔细观察,便能在酒吧门口看到一个用白色大写字母书写的告示牌。只有一小部分能辨认出来,但是上面的文字已载入酷儿文化的历史:“我们同性恋者恳求朋友们,请帮忙维持街上的和平与宁静。”这份对和平的努力争取是令人动容的——即使是与警察爆发的激烈冲突,也是出于和平的意图。

难以想象六十年代是怎样的一副光景。在那时,同性恋不仅是非法的,而且如盖伊指出的那样,“被精神病专家的宝典《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列为精神疾病的一种”。如果那时你是同性恋,“做自己”并不安全。

家住宾夕法尼亚州的拉胡森1930年出生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她在通话中提到石墙时这样说道:“警察突袭我们的酒吧时,人们说:‘我们受够了,我们有权在酒吧里像普通人一样聚会、点一杯酒。’这些年轻人爆发了;他们开始追打警察,而不再是被追打的那一方,我们听说时都震惊了。”

“同志解放阵线”(The Gay Liberation Front)在时代广场上的游行,1969年。摄影:戴安娜·戴维斯

早在1961年时,拉胡森还是一名研究图书馆员,她参加了“比利提斯的女儿”(Daughters of Bilitis)——美国第一个女同性恋民事权利与政治权利保护组织。她解释道,在法国诗人比埃尔·路易斯(Pierre Louÿs)的作品中,比利提斯据说是萨福(Sappho,古希腊女诗人)的恋人之一,这一名字旨在彰显该俱乐部的同性恋属性,但这样的解释未免过于文学化——大部分女性完全不知道比利提斯是谁。小组起初规模不大,第一场会议是“四个女性坐在一个客厅里,讨论‘我们应该有一个组织’。”

拉胡森为她们自己的杂志《梯》(The Ladder)拍摄了照片,尽管发行量很小,但她的同性恋模特们依然相当谨慎,要求只以侧影、影子或者带着墨镜的形象上镜。她仍记得在石墙事件发生前,她们的抗议进行得“冷静、庄严而稳重”,“有人说,我们一群人的穿衣打扮看起来像是要去做礼拜。我们有一个口号:‘如果你想被接受、被雇用,要有合适的仪容。’”

抗议者还需担心会被人认出来。拉胡森从未告诉父母她是同性恋:“他们住在俄亥俄州,而我在东边几千英里外。他们又不再年轻了,我不想承担向他们出柜的后果。”

“同志解放阵线”的女性成员在纽约市刑事法庭的建筑前游行示威,1970年。摄影:戴安娜·戴维斯

但是石墙事件后,这种焦虑得到了缓解,拉胡森拍摄的照片变得更加开放大胆——不变的是,它们总能带给人熟悉亲切的感觉。这份熟悉感——据鲍曼在书中的解释——在当时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些照片展现了女同性恋者与他人一样平凡的生活。

拉胡森在1961年的一场野餐中遇见了她的伴侣芭芭拉·吉廷斯(Barbara Gittings),她也是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吉廷斯于2007年去世)。拉胡森回忆起她们的初遇,芭芭拉总是不停地说着话——而她彻底被芭芭拉迷住了:“她是那样地性格外向,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

《爱与抵抗》一书中有吉廷斯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里,她坐在花园里专心读书,嘴里叼着一只烟斗;另一张则在无意中抓拍到她脑袋探出浴帘,头发上满是洗发香波的泡沫、嘴角露出一丝顽皮微笑的样子。

芭芭拉·吉廷斯(左)与伊莎贝尔·米勒(Isabel Miller)在“拥抱一个同性恋”隔间里亲吻,1971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大会。摄影:凯·托宾·拉胡森

罗克珊·盖伊写道:“酷儿文化茁壮成长并且一直蓬勃发展,因为抵抗是深深嵌入我们骨子当中的,我们的性取向也是如此。”

现年73岁的资深活动家艾伦·布洛伊狄(Ellen Broidy)也是一名前研究图书馆员,在示威抗议、或是逗人发笑的时刻,她总是妙语连珠。布洛伊狄过去是纽约大学“学生同性恋友好联盟”的领袖,有一次曾接到邀请出席一场电视座谈会。意识到父母会看到这个节目后,她打电话给母亲说:“我想和你一起吃个午饭。”她们在一个餐馆见面了:“我最终还是脱口而出告诉她我是女同性恋。然后,我母亲的视线越过桌子,说道,‘我从你三岁起就知道了。’我问她:‘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呢?’她回答说:‘我觉得这不关我的事,而你最终总会意识到的。’”

晚上,她母亲找借口带丈夫离开家,以免他看到电视直播;但第二天在一个商业午餐会上,一名同事告诉他说:“我昨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你女儿了。”

雅门·巴特勒(Jamen Butler,左)与汤姆·马利姆(Tom Malim),1971年。这对情侣是费城同性恋群体中心的支持者。摄影:凯·托宾·拉胡森

“当我到家时,”布洛伊狄记得,“我母亲打电话过来。‘事情闹大了。’说完她便挂了电话。”她父亲对于母亲没有信任他而感到非常气愤。“但是石墙游行的那天早上,他给我写了一首优美的诗,并打电话告诉我:‘你应该需要在掌心写下律师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在一张戴维斯于1970年拍摄的照片里,布洛伊狄在参加克里斯托弗街解放日庆祝活动的游行,身穿一件T恤衫,上面写着“薰衣草威胁”(Lavender Menace)。她和两个女人走在一起,她们笑得很开心,而她一脸沉思。“我经常看上去像在沉思,”她说。“对我来说,笑是件大事,但它无法反映我内心的感受……”她回忆起那天的兴奋,接着解释了女权活动家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是怎样杜撰出“薰衣草威胁”这个词的。“她将参与女权运动的女同性恋者比作‘薰衣草威胁’,认为她们会破坏运动取得的积极进展。”

艾伦·布洛伊狄(最左方)在克里斯托弗街解放日庆祝活动,1970年。摄影:戴安娜·戴维斯

布洛伊狄还记得她们是如何在她家旁边的一间公寓里把T恤衫染成淡紫色、印上“Lavender Menace”两个词的,这间公寓位于纽约下东区,浴缸就放在厨房里。“第二天,等到T恤衫干了以后,我们把普通的衣服穿在T恤衫外面,出发去曼哈顿参加第二届妇女联合大会。”她们并没有收到邀请,但是布洛伊狄推断:“如果你们要联合女性,我们就要被包括在其中。”

幸运的是,她们中的一员负责会议的照明工作:“我们都坐在靠近过道的座位上,她按下开关,整个礼堂陷入黑暗。大约20秒后,她重新开启灯光,我们20个人就站在过道上,身穿‘薰衣草威胁’T恤衫面对全场观众。我们‘绑架’了整场会议。在座的女性不得不参与到对话中,倾听我们的独白、以及偶尔的关于女权运动中女同性恋地位的激烈控诉。”

拉胡森和布洛伊狄还记得人们的反应,她回忆说:“有时步道上的人们也会加入我们。”在白宫、五角大楼和费城的独立纪念馆的游行上,拉胡森记下了不同的回复:“一个男人和他的五个孩子经过时说道:‘捏住你们的鼻子,这里真的很脏。’一个女人说道:‘我不是同性恋,但是我赞赏你们所做的事。’一个男同性恋抗议者说:‘我不喜欢抗议,但是我们不得不这样,我们只能这么做……’另一个男同性恋说道:‘我的灵魂减轻了一份负担。’而在一间杂货店里,一个女人走向芭芭拉,对她说:‘我昨天在电视上看到的是你吧?你使我意识到,你们同性恋者之间的爱,与我和我丈夫之间的爱是相同的。’”

两人并未提及美国同性恋群体在未来可能面对的来自特朗普的挑战。另外,布洛伊狄观察到,“与特朗普相比,迈克·彭斯更令人恐惧。彭斯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而特朗普什么也不相信。”

奥尔巴尼的游行上,1971年。摄影:戴安娜·戴维斯

尽管拉胡森同意现在的情况比起从前要好上许多,但她指出,仍有“父母觉得同性恋的孩子患了病”,依然有“守旧的精神病医生坚持过时的观念,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

拉胡森从不吹嘘自己的成就,但她主动表示,她“非常高兴”能“参与记录这场运动的历史”。她希望人们意识到“我们只是普通人,就像其他人一样,仅仅是美国人的一部分。”

翻译:张埔铭)

来源:卫报

原标题:Stonewall at 50: stories from a gay rights revolution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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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墙50年】从耻辱到骄傲:同志权利运动中的情感故事

1969年6月,在警方突袭了纽约的一家酒吧后,“石墙”诞生了——这是一个被在场的抗议者永远铭记的时刻。

奥尔巴尼的抗议者们要求废除纽约州的反鸡奸法,以及对教唆同性间性行为和易装的禁令,1971年。摄影:戴安娜·戴维斯

1969年6月28日的石墙暴乱源于警方对纽约格林威治村石墙酒吧的突袭行动,这里是纽约的同志男女最喜爱聚集的地方之一。随着顾客们戴着手铐被警察从酒吧里拽出,围观人群开始群情激愤。那一晚的事件引发了相邻街区持续数天的游行抗议,永远改变了此后争取LGBT权利的行动方式。暴乱使抗议的规模升级,推动了同性恋文化向着更为张扬、包容与开明的方向发展。耻辱感被从中剔除、洗刷干净,取而代之的是身为同志的骄傲自豪。

五十年后的今天,“石墙”成为了同性恋权利斗争中最重要的全球性象征之一(英国的同性恋权利运动组织即以它命名)。六月的纽约将举办纪念该运动5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世界上最大的同志骄傲庆祝活动”中,人们将会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狂欢、讲座与朗诵会分享。庆典的一个核心部分由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展览及其对应的书籍《爱与抵抗,石墙50年》(Love and Resistance, Stonewall at 50)组成。本书编辑杰森·鲍曼(Jason Baumann)是图书馆LGBT倡议的协调人,书中照片由凯·托宾·拉胡森(Kay Tobin Lahusen)和戴安娜·戴维斯(Diana Davies)拍摄。这份档案被鲍曼称为“纽约公共图书馆杰出的酷儿文化宝藏”。

这本书讲述了同性恋群体在美国政治中的觉醒及其愈发猛烈的发展势头,记录了石墙事件前后的抗议——包括1965年一群男女同性恋者勇敢地在五角大楼发起的一场游行。作者罗克珊·盖伊(Roxane Gay)在介绍中清晰地指出,那是一段严酷的时期:“LGBTQ群体在麦肯锡主义的盛行下不知所措,到处都能嗅到迫害的危险气息。”石墙事件极大地动摇了这个局面,并促成了纽约市第一次“同志骄傲大游行”、以及一年一度在克里斯托弗街举办的纪念游行。

戴安娜·戴维斯1969年拍摄的格林威治村石墙酒吧的照片,这里发生的暴乱改变了此后争取LGBT权利的行动方式。摄影:戴安娜·戴维斯

这张戴安娜·戴维斯拍摄的石墙酒吧的黑白照片(她本人也是同性恋解放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向世人讲述了这里发生的故事。照片里破破烂烂的霓虹灯最为引人注意,但你若仔细观察,便能在酒吧门口看到一个用白色大写字母书写的告示牌。只有一小部分能辨认出来,但是上面的文字已载入酷儿文化的历史:“我们同性恋者恳求朋友们,请帮忙维持街上的和平与宁静。”这份对和平的努力争取是令人动容的——即使是与警察爆发的激烈冲突,也是出于和平的意图。

难以想象六十年代是怎样的一副光景。在那时,同性恋不仅是非法的,而且如盖伊指出的那样,“被精神病专家的宝典《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列为精神疾病的一种”。如果那时你是同性恋,“做自己”并不安全。

家住宾夕法尼亚州的拉胡森1930年出生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她在通话中提到石墙时这样说道:“警察突袭我们的酒吧时,人们说:‘我们受够了,我们有权在酒吧里像普通人一样聚会、点一杯酒。’这些年轻人爆发了;他们开始追打警察,而不再是被追打的那一方,我们听说时都震惊了。”

“同志解放阵线”(The Gay Liberation Front)在时代广场上的游行,1969年。摄影:戴安娜·戴维斯

早在1961年时,拉胡森还是一名研究图书馆员,她参加了“比利提斯的女儿”(Daughters of Bilitis)——美国第一个女同性恋民事权利与政治权利保护组织。她解释道,在法国诗人比埃尔·路易斯(Pierre Louÿs)的作品中,比利提斯据说是萨福(Sappho,古希腊女诗人)的恋人之一,这一名字旨在彰显该俱乐部的同性恋属性,但这样的解释未免过于文学化——大部分女性完全不知道比利提斯是谁。小组起初规模不大,第一场会议是“四个女性坐在一个客厅里,讨论‘我们应该有一个组织’。”

拉胡森为她们自己的杂志《梯》(The Ladder)拍摄了照片,尽管发行量很小,但她的同性恋模特们依然相当谨慎,要求只以侧影、影子或者带着墨镜的形象上镜。她仍记得在石墙事件发生前,她们的抗议进行得“冷静、庄严而稳重”,“有人说,我们一群人的穿衣打扮看起来像是要去做礼拜。我们有一个口号:‘如果你想被接受、被雇用,要有合适的仪容。’”

抗议者还需担心会被人认出来。拉胡森从未告诉父母她是同性恋:“他们住在俄亥俄州,而我在东边几千英里外。他们又不再年轻了,我不想承担向他们出柜的后果。”

“同志解放阵线”的女性成员在纽约市刑事法庭的建筑前游行示威,1970年。摄影:戴安娜·戴维斯

但是石墙事件后,这种焦虑得到了缓解,拉胡森拍摄的照片变得更加开放大胆——不变的是,它们总能带给人熟悉亲切的感觉。这份熟悉感——据鲍曼在书中的解释——在当时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些照片展现了女同性恋者与他人一样平凡的生活。

拉胡森在1961年的一场野餐中遇见了她的伴侣芭芭拉·吉廷斯(Barbara Gittings),她也是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吉廷斯于2007年去世)。拉胡森回忆起她们的初遇,芭芭拉总是不停地说着话——而她彻底被芭芭拉迷住了:“她是那样地性格外向,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

《爱与抵抗》一书中有吉廷斯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里,她坐在花园里专心读书,嘴里叼着一只烟斗;另一张则在无意中抓拍到她脑袋探出浴帘,头发上满是洗发香波的泡沫、嘴角露出一丝顽皮微笑的样子。

芭芭拉·吉廷斯(左)与伊莎贝尔·米勒(Isabel Miller)在“拥抱一个同性恋”隔间里亲吻,1971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大会。摄影:凯·托宾·拉胡森

罗克珊·盖伊写道:“酷儿文化茁壮成长并且一直蓬勃发展,因为抵抗是深深嵌入我们骨子当中的,我们的性取向也是如此。”

现年73岁的资深活动家艾伦·布洛伊狄(Ellen Broidy)也是一名前研究图书馆员,在示威抗议、或是逗人发笑的时刻,她总是妙语连珠。布洛伊狄过去是纽约大学“学生同性恋友好联盟”的领袖,有一次曾接到邀请出席一场电视座谈会。意识到父母会看到这个节目后,她打电话给母亲说:“我想和你一起吃个午饭。”她们在一个餐馆见面了:“我最终还是脱口而出告诉她我是女同性恋。然后,我母亲的视线越过桌子,说道,‘我从你三岁起就知道了。’我问她:‘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呢?’她回答说:‘我觉得这不关我的事,而你最终总会意识到的。’”

晚上,她母亲找借口带丈夫离开家,以免他看到电视直播;但第二天在一个商业午餐会上,一名同事告诉他说:“我昨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你女儿了。”

雅门·巴特勒(Jamen Butler,左)与汤姆·马利姆(Tom Malim),1971年。这对情侣是费城同性恋群体中心的支持者。摄影:凯·托宾·拉胡森

“当我到家时,”布洛伊狄记得,“我母亲打电话过来。‘事情闹大了。’说完她便挂了电话。”她父亲对于母亲没有信任他而感到非常气愤。“但是石墙游行的那天早上,他给我写了一首优美的诗,并打电话告诉我:‘你应该需要在掌心写下律师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在一张戴维斯于1970年拍摄的照片里,布洛伊狄在参加克里斯托弗街解放日庆祝活动的游行,身穿一件T恤衫,上面写着“薰衣草威胁”(Lavender Menace)。她和两个女人走在一起,她们笑得很开心,而她一脸沉思。“我经常看上去像在沉思,”她说。“对我来说,笑是件大事,但它无法反映我内心的感受……”她回忆起那天的兴奋,接着解释了女权活动家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是怎样杜撰出“薰衣草威胁”这个词的。“她将参与女权运动的女同性恋者比作‘薰衣草威胁’,认为她们会破坏运动取得的积极进展。”

艾伦·布洛伊狄(最左方)在克里斯托弗街解放日庆祝活动,1970年。摄影:戴安娜·戴维斯

布洛伊狄还记得她们是如何在她家旁边的一间公寓里把T恤衫染成淡紫色、印上“Lavender Menace”两个词的,这间公寓位于纽约下东区,浴缸就放在厨房里。“第二天,等到T恤衫干了以后,我们把普通的衣服穿在T恤衫外面,出发去曼哈顿参加第二届妇女联合大会。”她们并没有收到邀请,但是布洛伊狄推断:“如果你们要联合女性,我们就要被包括在其中。”

幸运的是,她们中的一员负责会议的照明工作:“我们都坐在靠近过道的座位上,她按下开关,整个礼堂陷入黑暗。大约20秒后,她重新开启灯光,我们20个人就站在过道上,身穿‘薰衣草威胁’T恤衫面对全场观众。我们‘绑架’了整场会议。在座的女性不得不参与到对话中,倾听我们的独白、以及偶尔的关于女权运动中女同性恋地位的激烈控诉。”

拉胡森和布洛伊狄还记得人们的反应,她回忆说:“有时步道上的人们也会加入我们。”在白宫、五角大楼和费城的独立纪念馆的游行上,拉胡森记下了不同的回复:“一个男人和他的五个孩子经过时说道:‘捏住你们的鼻子,这里真的很脏。’一个女人说道:‘我不是同性恋,但是我赞赏你们所做的事。’一个男同性恋抗议者说:‘我不喜欢抗议,但是我们不得不这样,我们只能这么做……’另一个男同性恋说道:‘我的灵魂减轻了一份负担。’而在一间杂货店里,一个女人走向芭芭拉,对她说:‘我昨天在电视上看到的是你吧?你使我意识到,你们同性恋者之间的爱,与我和我丈夫之间的爱是相同的。’”

两人并未提及美国同性恋群体在未来可能面对的来自特朗普的挑战。另外,布洛伊狄观察到,“与特朗普相比,迈克·彭斯更令人恐惧。彭斯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而特朗普什么也不相信。”

奥尔巴尼的游行上,1971年。摄影:戴安娜·戴维斯

尽管拉胡森同意现在的情况比起从前要好上许多,但她指出,仍有“父母觉得同性恋的孩子患了病”,依然有“守旧的精神病医生坚持过时的观念,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

拉胡森从不吹嘘自己的成就,但她主动表示,她“非常高兴”能“参与记录这场运动的历史”。她希望人们意识到“我们只是普通人,就像其他人一样,仅仅是美国人的一部分。”

翻译:张埔铭)

来源:卫报

原标题:Stonewall at 50: stories from a gay rights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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