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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退向保守:《洛丽塔》这样的作品在今天还会出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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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退向保守:《洛丽塔》这样的作品在今天还会出现吗?

老一辈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要求平等,书籍出版也难以避免,这是对言论自由的一种扼杀。但真的是这样吗?

苏·莱恩和詹姆斯·梅森在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洛丽塔》中 图片来源:Allstar/MGM

我创作过一部书写罪恶淫欲的文学作品,以前我基本不会在公共场合谈论它,但是今天我有话要说。小说《帕特尼》(Putney)写完后,我在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Jonathan Cape)的前任编辑决定不予出版,故事背景定于上世纪70年代,讲述了一个13岁的女孩与一位年长男子“偷情”的故事,几十年之后,她才意识到那段感情实际上是一场虐待。那位编辑丹·富兰克林今年在接受《旁观者》杂志采访时透露了原因,“如果现在有人交给我一本《洛丽塔》,我永远也没办法让它通过团队的审查,那里全是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他们会说:‘如果真的出版了这本书,我们都得辞职。’”他认为反性骚扰运动和社交媒体是其中的根本因素,“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唤起大众的愤怒。”

幸运的是,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的团队中绝大多数是女性,而且年龄层次分布均匀,他们勇敢地接受了《帕特尼》。《观察家报》也称这本书是“反性骚扰运动时代的《洛丽塔》”。无论富兰克林的言论是否属实,他的立场都揭示了如今的出版业存在着怎样的恐慌。

众所周知,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都是一个战场,而且在眼下,我们正处于两代人性别观念的交火之中。从前都是老一辈把他们的传统和道德准则强加给年轻人,但是现在年轻人也逐渐掌握了话语权,尤其是在性、性别和权力的问题上。在过去的十年间,我们目睹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很多年长的男性和名人以为自己逃脱了性虐待儿童的罪责,但是现在一个个都被关进了监狱。过去那些未成年的“追星族”和偶像睡觉,我们都不当回事,甚至还会笑话他们;现在看来,他们无疑都是受害者。我们正在重新评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的性自由运动为女性带来了什么,弗吉尼亚·尼科尔森的新作《性是为谁的?》(How Was it For You?)讨论的也是这个话题。我女儿这一代人是在性别平等和征求同意的观念中生长起来的,随着反性骚扰运动的每一次曝光,我的80年代青春对于他们来说开始变得更加怪诞,更加难以理解。

年轻人清楚什么是同意,什么是虐待,什么可以说,该由谁来说;而老一辈即使经历过性别革命,也依然觉得这很复杂。这种代沟的表现之一就是法国掀起的反对浪潮,以演员凯瑟琳·德纳芙为代表的法国女性支持性诱惑,反对他们眼中那种简单粗暴的清教徒式、盎格鲁-萨克逊式的政治正确。《美食、祈祷和恋爱》的作者伊丽莎白·吉尔伯特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她也是反性骚扰运动的“狂热支持者”,但是过分关注征求同意让女性的角色变得非常被动,女性“只有让步和拒绝两种选项”。自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特拉忒》以来,性一直被当作是讨价还价的筹码,那么女性自己“想要寻找性伴侣”的狩猎欲望呢?

同意的概念被过度强调了吗?

我问我23岁的女儿同意(consent)的概念是否被过度强调了,她反驳道:“当下强奸还是一个大问题,这种情况下你不能争论同意的重要性,不能混淆轻重缓急。”我又问了26岁的女儿,“这个世道对于那些敏感、聪明的小伙子来说有时一定很艰难,他们必须非常小心自己的言行。”“这是为了让他不成为一个混蛋,”她的回答很简短,“这并不难,只是言语和行为上的尊重。”

父母那代人对待任何事情都是一种模糊的态度,不论是性还是环境,而千禧一代常常认为这种态度很迷惑。最近的一个晚宴上,我坐在安德鲁·马尔(译注:苏格兰记者及时事评论员,主持BBC一档著名的人类文明历史纪录片《安德鲁·马尔的世界历史》)旁边,他说:“我们正在经历一次完整的道德地震,我们在孩子们眼里都是道德败坏的。”

年轻人的每一次整顿都属于一场更广泛的斗争,目的是打击可怕的极端势力,诸如极右势力、厌女症、跨性别恐惧症和色情文学。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时代,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虽然我的两个女儿都认为界线很明确,但是我的中老年朋友时常会感到困惑,甚至是紧张,他们需要去探索一个被重新划定的新区域。有些时候,某个人可能会误闯语言或哲学的边界,即使他怀揣最良善的意图,全副武装的边境巡逻队也不会轻易放过他。

年轻人在批评时更加直言不讳,也更有影响力,这是由于社交媒体的因素,还是他们实际上是在试图审查人们所说的话?“我说话必须非常注意,”我的一位大学讲师兼作家朋友承认说,“我现在选择授课书籍时,既要考虑文学价值,也要考虑可能引起的冒犯和争议。我清楚地知道,上午的课堂对话到了下午就可能在Twitter上引起风暴。”

《冒犯性文学:英国的反审查,1960-1982》(Offensive Literature: Decensorship in Britain, 1960-1982)一书的作者约翰·萨瑟兰告诉我,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再审查”。“正如安东尼·伯吉斯的观点,世界历史就是在贝拉基自由主义和奥古斯丁保守主义之间交替,我们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来回移动,现在正在走向后者,至少在文学方面是这样,”作为伦敦大学学院的名誉教授,他将部分原因归咎于大学学费,“这是一场权力之争。学生们交了钱,就有了权力:顾客永远是对的。”他还说现在有很多文本都无法在课堂上被教授,比如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的《美国精神病人》,因为讲师会担心学生的反应。

但目前的状况是,老一辈人自行评估年轻人会给出怎样的反应,然后自由地选择下架或不出版某些书籍,这也是一种审查吗?真正的被禁书单其实有很长,有些还是名著,有雷德克利芙·霍尔1928年书写女同性恋生活的《寂寞之井》,也有1960年被爱尔兰列为禁书的埃德娜·奥布赖恩的《乡下女孩》。在美国,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能被禁,《尤利西斯》和《麦田里的守望者》也不例外。被禁的理由也不仅限于道德上的拘谨,苏联就曾因为政治原因审查了很多名著,包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还有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1959年,英国通过了《淫秽出版物法案》,许多争议书籍都被合法化,随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案”判决出版社无罪,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出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审查制度让我们得以看到大量以前无法出版的优秀小说,比如艾瑞卡·琼的《怕飞》,还有菲利普·罗斯的《波特诺伊的怨诉》。

一直以来,社会道德规范都是由大多数老白男制定的,他们还戏称年轻人是“玻璃心”,而现在,他们却反过来受到了年轻人的掣肘。这既有趣又令人兴奋,毕竟年轻人的话语和观点一直在改变。如果这代人把我们拉回封禁《洛丽塔》的年代,那就太遗憾了,但我不相信这种情况会发生。我自己出版《帕特尼》的经历让我认识到,很多年轻人都做好了准备,他们可以接受有争议的书籍,而不是只会进行警告或审查。

本文作者Sofka Zinovieff是一位英国作家、记者。

(翻译:都述文)

来源:卫报

原标题:Are millennials really driving ‘cancel culture’ - or is it their overcautious critics?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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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退向保守:《洛丽塔》这样的作品在今天还会出现吗?

老一辈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要求平等,书籍出版也难以避免,这是对言论自由的一种扼杀。但真的是这样吗?

苏·莱恩和詹姆斯·梅森在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洛丽塔》中 图片来源:Allstar/MGM

我创作过一部书写罪恶淫欲的文学作品,以前我基本不会在公共场合谈论它,但是今天我有话要说。小说《帕特尼》(Putney)写完后,我在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Jonathan Cape)的前任编辑决定不予出版,故事背景定于上世纪70年代,讲述了一个13岁的女孩与一位年长男子“偷情”的故事,几十年之后,她才意识到那段感情实际上是一场虐待。那位编辑丹·富兰克林今年在接受《旁观者》杂志采访时透露了原因,“如果现在有人交给我一本《洛丽塔》,我永远也没办法让它通过团队的审查,那里全是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他们会说:‘如果真的出版了这本书,我们都得辞职。’”他认为反性骚扰运动和社交媒体是其中的根本因素,“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唤起大众的愤怒。”

幸运的是,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的团队中绝大多数是女性,而且年龄层次分布均匀,他们勇敢地接受了《帕特尼》。《观察家报》也称这本书是“反性骚扰运动时代的《洛丽塔》”。无论富兰克林的言论是否属实,他的立场都揭示了如今的出版业存在着怎样的恐慌。

众所周知,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都是一个战场,而且在眼下,我们正处于两代人性别观念的交火之中。从前都是老一辈把他们的传统和道德准则强加给年轻人,但是现在年轻人也逐渐掌握了话语权,尤其是在性、性别和权力的问题上。在过去的十年间,我们目睹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很多年长的男性和名人以为自己逃脱了性虐待儿童的罪责,但是现在一个个都被关进了监狱。过去那些未成年的“追星族”和偶像睡觉,我们都不当回事,甚至还会笑话他们;现在看来,他们无疑都是受害者。我们正在重新评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的性自由运动为女性带来了什么,弗吉尼亚·尼科尔森的新作《性是为谁的?》(How Was it For You?)讨论的也是这个话题。我女儿这一代人是在性别平等和征求同意的观念中生长起来的,随着反性骚扰运动的每一次曝光,我的80年代青春对于他们来说开始变得更加怪诞,更加难以理解。

年轻人清楚什么是同意,什么是虐待,什么可以说,该由谁来说;而老一辈即使经历过性别革命,也依然觉得这很复杂。这种代沟的表现之一就是法国掀起的反对浪潮,以演员凯瑟琳·德纳芙为代表的法国女性支持性诱惑,反对他们眼中那种简单粗暴的清教徒式、盎格鲁-萨克逊式的政治正确。《美食、祈祷和恋爱》的作者伊丽莎白·吉尔伯特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她也是反性骚扰运动的“狂热支持者”,但是过分关注征求同意让女性的角色变得非常被动,女性“只有让步和拒绝两种选项”。自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特拉忒》以来,性一直被当作是讨价还价的筹码,那么女性自己“想要寻找性伴侣”的狩猎欲望呢?

同意的概念被过度强调了吗?

我问我23岁的女儿同意(consent)的概念是否被过度强调了,她反驳道:“当下强奸还是一个大问题,这种情况下你不能争论同意的重要性,不能混淆轻重缓急。”我又问了26岁的女儿,“这个世道对于那些敏感、聪明的小伙子来说有时一定很艰难,他们必须非常小心自己的言行。”“这是为了让他不成为一个混蛋,”她的回答很简短,“这并不难,只是言语和行为上的尊重。”

父母那代人对待任何事情都是一种模糊的态度,不论是性还是环境,而千禧一代常常认为这种态度很迷惑。最近的一个晚宴上,我坐在安德鲁·马尔(译注:苏格兰记者及时事评论员,主持BBC一档著名的人类文明历史纪录片《安德鲁·马尔的世界历史》)旁边,他说:“我们正在经历一次完整的道德地震,我们在孩子们眼里都是道德败坏的。”

年轻人的每一次整顿都属于一场更广泛的斗争,目的是打击可怕的极端势力,诸如极右势力、厌女症、跨性别恐惧症和色情文学。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时代,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虽然我的两个女儿都认为界线很明确,但是我的中老年朋友时常会感到困惑,甚至是紧张,他们需要去探索一个被重新划定的新区域。有些时候,某个人可能会误闯语言或哲学的边界,即使他怀揣最良善的意图,全副武装的边境巡逻队也不会轻易放过他。

年轻人在批评时更加直言不讳,也更有影响力,这是由于社交媒体的因素,还是他们实际上是在试图审查人们所说的话?“我说话必须非常注意,”我的一位大学讲师兼作家朋友承认说,“我现在选择授课书籍时,既要考虑文学价值,也要考虑可能引起的冒犯和争议。我清楚地知道,上午的课堂对话到了下午就可能在Twitter上引起风暴。”

《冒犯性文学:英国的反审查,1960-1982》(Offensive Literature: Decensorship in Britain, 1960-1982)一书的作者约翰·萨瑟兰告诉我,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再审查”。“正如安东尼·伯吉斯的观点,世界历史就是在贝拉基自由主义和奥古斯丁保守主义之间交替,我们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来回移动,现在正在走向后者,至少在文学方面是这样,”作为伦敦大学学院的名誉教授,他将部分原因归咎于大学学费,“这是一场权力之争。学生们交了钱,就有了权力:顾客永远是对的。”他还说现在有很多文本都无法在课堂上被教授,比如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的《美国精神病人》,因为讲师会担心学生的反应。

但目前的状况是,老一辈人自行评估年轻人会给出怎样的反应,然后自由地选择下架或不出版某些书籍,这也是一种审查吗?真正的被禁书单其实有很长,有些还是名著,有雷德克利芙·霍尔1928年书写女同性恋生活的《寂寞之井》,也有1960年被爱尔兰列为禁书的埃德娜·奥布赖恩的《乡下女孩》。在美国,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能被禁,《尤利西斯》和《麦田里的守望者》也不例外。被禁的理由也不仅限于道德上的拘谨,苏联就曾因为政治原因审查了很多名著,包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还有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1959年,英国通过了《淫秽出版物法案》,许多争议书籍都被合法化,随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案”判决出版社无罪,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出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审查制度让我们得以看到大量以前无法出版的优秀小说,比如艾瑞卡·琼的《怕飞》,还有菲利普·罗斯的《波特诺伊的怨诉》。

一直以来,社会道德规范都是由大多数老白男制定的,他们还戏称年轻人是“玻璃心”,而现在,他们却反过来受到了年轻人的掣肘。这既有趣又令人兴奋,毕竟年轻人的话语和观点一直在改变。如果这代人把我们拉回封禁《洛丽塔》的年代,那就太遗憾了,但我不相信这种情况会发生。我自己出版《帕特尼》的经历让我认识到,很多年轻人都做好了准备,他们可以接受有争议的书籍,而不是只会进行警告或审查。

本文作者Sofka Zinovieff是一位英国作家、记者。

(翻译:都述文)

来源:卫报

原标题:Are millennials really driving ‘cancel culture’ - or is it their overcautious critics?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