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一名枪手在新西兰基督城的两座清真寺对信徒大开杀戒，并在社交媒体上直播了他的整个行凶过程。此后不久，YouTube网站CEO苏珊·沃西基（Suan Wojcicki）就得知，行凶视频被上传到了自家的平台上。公司当即开足马力，动用人工审查和一系列算法来筛查和删除血腥暴力视频，但为时已晚。正如《经济学人》不久前在盘点里所言，“沃西基女士在1点上床睡觉前仍然是可以找到这个视频的。”毫不奇怪的是：几乎每分每秒都有人在上传它，其传播“在规模与速度方面均属前所未有”，一名YouTube发言人这样告诉《卫报》。Facebook也进入了紧急状态，于枪击案发后的头24小时内在用户的页面上删除此视频达150万次。但CNN报道称，过了将近两个月仍能在Facebook上找到该视频。

就在袭击前不久，由谷歌创立的技术孵化器Jigsaw的负责人贾斯汀·考斯林（Justin Kosslyn）在Vice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互联网需要更多摩擦力》（The Internet Needs More Friction）的文章。他提出，互联网原本是为即时通讯而设计的，但其传输过程中甚至连基本的延迟都没有，反倒诱发了不实信息、恶意软件、网络诈骗及其它一系列的安全威胁。“重新引入摩擦力正当其时，”他写道，“摩擦力会耗费时间，而时间削弱了系统性的风险。”

考斯林确实触及到了某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他所谈论的安全威胁。尽管遇上了基督城枪案视频之类的麻烦，但（据《经济学人》报道）YouTube仍没有打算改变其“世界各地的人们应当有权即时上传和观看内容”的承诺。然而，YouTube确实应该反省一下这条承诺，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即时性（Instanticity）——姑且这么称呼——对线上生活和互联网架构而言已成为严重的弊病，而非其特色功能了。

长期以来，从第一代网民到第二代网民，人们自然而然地认定更快就是更好；慢节奏（slowness）已经是一件逝去时代的老古董了，是一种需要克服的技术壁垒。但他们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人类的各种制度和媒介经常是有意追求慢节奏的——慢节奏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技术，可保护人类免遭自身弱点之害。

这里就以《大西洋月刊》《纽约客》和《纽约时报》等传统媒体出版物为例。三家的数位化都推进得很快，但其内容上线之前几乎都要经过至少一名编辑的严格把关。当然，这很费钱而且会减慢内容的流速，有不少传统媒体一度还以为拖沓而昂贵的官僚体系已经时日无多。毕竟社交媒体号称催生出了千百万名实地实时的记者，同时还令读者可以定制自己的新闻订阅，令专家可以绕过记者的过滤而直接向公众发声。专业编辑还能有什么用呢？

但传统媒体的许诺确实成了明日黄花。作为一个群体而言，消费者是很可怕的编辑，鼠目寸光、含糊其辞、偏听偏信、人云亦云、粗枝大叶、感情用事或者利令智昏的人不在少数。就算有些人不这样，很快也会有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我倒不是说社交媒体应该采纳1983年前后的报纸编审体制。就算以老式编审来应付Facebook每天10亿条以上的推文是可行的，这么做也不可欲；那种程度的摩擦力将会彻底泯灭社交媒体的自我表达目的。

不过，传统媒体的教训依旧不是无关痛痒的。社交媒体公司说到底也在实行特定类型的编辑工作，他们有相关的规则来决定哪些内容应予推广而哪些又应予封禁，且有一套负责删除或降低违规内容能见度的机制。Facebook就同时采用了人工智能和人力审查来识别、删除18种类型的内容，如美化暴力、歌颂痛苦的素材。这仍然是一种编辑，它无非是在内容发布之后而非之前实施的，部分是因为即时性不允许有事先的把关——乃至于用户自查也没有。

设想一个简单的变化。某名用户在Facebook、推特、YouTube或别的什么地方发布了一条消息或一部视频，按下发送键之后……她就只用等了。推文要隔一段时间才能上线。这段时间可能是10分钟，也可能是一小时，还可能是由用户自己设定的。

在这段间隔里可能会发生某些事情。用户可能收到一条警告，如推文中所声称的事实在可靠的事实查验者团队中存在争议。Facebook已经在实行这种警告，其中会提供事实查验者的鉴定，并询问用户是否要继续发布。或者，如果她坚持要发布，则推文将会被转交到一群可信的朋友那里，后者可能会劝导她执意发布将会丢掉工作。再或者，在这段间隔的结束处，她必须观看如下的屏幕画面，上有她的推文以及一个问题，“你确定已经准备好将这条消息分享给全世界了吗？请谨记，它将会永远公开。”同时，算法和人工审查可以确保她没有发布虐杀类的视频。

关键不在于这些具体的细节。减慢节奏的方式不止一种。不如说要点在于：有意地引入一些阻碍因素，可以让平台和用户有时间以其自认为适当的方式来查证内容。这或许有助于减少诸如基督城视频的传播速度，足以让平台的监察者有一个反击的机会。

就算在推文或视频发布前的间隔里没干任何事——没有检查、把关或是复盘——这段等待期本身就有极大的好处。它会让人三思而后行。

人类的认知系统有两套而非一套。诺奖得主、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思考，快与慢》一书里称之为系统1和系统2。系统1是直觉性的、自动化的、冲动性的，它适于在遇上诸如被追杀这样的危险或是碰巧发现食物时做出即时的决定，但它也受偏见和情感的干扰，经常出错，其反应经常是过度或者不足的。比较起来，系统2则要慢一些，且含有繁重的认知工作，会收集事实、查对证据、权衡不同的论证并作出有根据的判断，保护我们免于系统1的错误和冲动。

这两套系统我们都需要，如果我们特别在乎控制愤怒的话就更是如此。社会科学家、新书《爱你的仇敌：体面者如何能拯救美国于轻蔑文化》（Love Your Enemies: How Decent People Can Save America From the Culture of Contempt）的作者亚瑟·布鲁克斯（Arthur C. Brooks）在电邮里告诉我，降低社会敌对性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就是于情绪激动时在冲动与回应之间设置一个认知性的空间——或者就像你妈妈经常告诉你的那样，‘控制不住情绪就从一数到十再给出答案。’”我们的节奏一旦慢下来，系统2也就有了发挥作用的余地。

线下生活里有各种强制我们进入系统2的制度性约束，哪怕我们并不情愿如此。人们会教导小孩在开口前要慎重，而成年人在结婚、离婚及购入枪支前则经常会有等待期。不管自我感觉有多么良好，科学家都必须接受同行评审，律师也必须等对手走完程序，等等。回到即时性诞生之前的日子里，技术本身也会减缓我们的节奏。印刷和分发字句，本身就涉及多个阶段且有多个经手人；哪怕是走到邮箱前或者等待邮车来揽收，也会有反思的时间。亚伯拉罕·林肯、哈里·杜鲁门和温斯顿·丘吉尔等公众名人都有写下林肯所谓的“热信”（hot letters）的经历，即盛怒之下挥笔写就但未曾寄出的信（这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杜鲁门的怒吼传出窗外并且惊醒了一名睡眼惺忪的《华盛顿邮报》记者）。

在社交媒体上，没有出版商或者邮递员强迫谁暂停。2013年，一名公关负责人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条格调低俗且显然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笑话，（据她事后声称）旨在讽刺狭隘者而非为之背书。接下来她坐了一趟11个小时的飞机，一下飞机发现全世界都知道自己了，而且还不是因为什么好事。最终她丢掉了工作并遭到了社会的唾弃。假如推特当时要求她暂停一下，并询问她是否确实要发布那条推文，事情又将会怎样？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知晓，但一点反思的时间也许足以左右她的判断了。

近来，我的一个熟人因发布亵渎性（profanely）推文而被迫道歉。我问他：如果有个冷静期的话，结果是否会有不同？他答复说自己依旧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但表述上会克制一些。接着他又补充说，如果推特可以加入一个要求用户在发推前等待10秒钟的选项，那他一定会打开的。

要完全避免即时性殊为不易。社交媒体公司堪称是对令人上瘾本身上了瘾（addicted to addictiveness），也有一些人可能会抵制一切对有利可图的冲动性的限制。一些用户可能会拒斥冷静期或者干脆不用有这个规定的平台。但也有不少人愿意尝试发推前等待10秒的设定，以及欢迎别人的协助。此外，许多业界巨头也在设法补救因互联网而产生的一些弊病。重新思考即时性，将有助于我们展示自己更好的一面，进而也可以令社交媒体更具宜人性。

本文作者Jonathan Rauch是《大西洋月刊》特约编辑，布鲁金斯学会资深学者。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