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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新书推荐】“我们不是正在写作吗?我们总可以试试看”

本周关键词:童伟格、千禧作家、纽约时报书评、个体家庭、巴尔干、时间……

《王考》

童伟格 著
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6

童伟格是台湾70后小说家中极具分量的一位,他写于25岁的《王考》曾获2002年“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长篇小说《西北雨》捧得2010年“台湾文学奖”图书类长篇小说金典奖。马华作家黄锦树称他“好似直接跳过了学徒阶段”,而《王考》作品对抒情主义的展现“可说是位于其他两个早夭的同代人袁哲生(强烈的抒情性)和黄国峻(标准的现代主义)的延长线上,企图更远地朝向其消失点——那永远不可能趋近的可能性的尽头”。读者可以在他的小说中看到魔幻现实主义、乡土主义、现代主义、内向世代的元素或风格,却又无法用任何一种元素去框定他。

后浪日前推出的短篇小说集《王考》一共收录了童伟格的9部短篇作品,是童伟格作品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引进。这本集子在附录部分收录了一篇台湾作家骆以军和童伟格的对谈,骆以军在谈话中称童伟格的作品是“人直接与命运对话”、“叙事尚未被污染之前”的地貌。而童伟格表示,自己其实没有为任何的书写想象做准备,“似乎,我们并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可以决定什么是有形的,什么是无形的,什么是野蛮的,什么是美丽的,什么是可信的,什么是不可信的,但我们不是正在写作吗?我们总可以试试看。”

《聊天记录》

[爱尔兰]萨莉·鲁尼 著  钟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7

“你这场暗恋究竟有多严重,是喜欢和他在网上聊天,还是想把他撕开喝他的血?”

“我们不该相信他们的,搞一些戏剧性的外遇,只是他们给自己的婚姻找点乐子。”

“ 你很失望,因为我们没有毁掉他们的婚姻?”

以上对话发生在90后爱尔兰作家萨莉·鲁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聊天记录》中,这本书出版时在英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因为共有七家英国出版社参与了版权的争夺。《聊天记录》后被美国《巴黎评论》评为2017年度最佳小说。在小说中,才华横溢的女大学生弗朗西斯和魅力四射的女友博比在一场诗歌活动上偶然结识了女作家梅丽莎,梅丽莎邀请她们去自己家做客,就这样弗朗西斯认识了梅丽莎的丈夫尼克,并始料未及地爱上了这个写邮件时首字母全部小写、年长自己11岁的已婚男演员。现代社会为偷情提供了众多场所,花园、咖啡馆、书店、公寓楼,到处弥漫着浪漫又危险的气息,邮件、短信所留下的聊天记录更是这段危险关系留下的证据。

但《聊天记录》讲述的并非仅仅是一个和偷情有关的故事,它更是当代年轻人精神状态的一种折射。萨莉·鲁尼将这些零散的聊天记录视作一种不可忽视的女性经验,并试图勾勒现代社会个体在寻求身份认同过程中所要经历的撕裂感与崩裂。从这些琐碎、松散、口语化的聊天记录中,我们能够看到年轻的弗朗西斯在面对亲密关系时的困惑,以及试图避免道德审判的挣扎与犹疑。萨莉·鲁尼借着弗朗西斯的故事叩问了爱情、友谊、婚姻的意义,而弗朗西斯能否在重新审视性别、阶级、宗教等议题时给出自己的答案,也是她能否重组失序的生活、实现自我重构的关键。            

《枕边书》

[美]帕梅拉·保罗 编   濮丽雅  译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9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总编辑帕梅拉·保罗在采访作家杰弗里·尤金德尼斯时问道,如果要筹备一场晚宴,他会请哪些在世或者已故的作家出席。杰弗里说,他最开始会请莎士比亚,但莎翁会因为托尔斯泰要来的缘故婉拒自己,而托尔斯泰因为不愿意和昆德拉共进晚餐,饭桌上就坐着卡夫卡、昆德拉和随叫随到的乔伊斯。卡夫卡会给服务生写一长串的忌口食物的名单,昆德拉则会友善地嘲笑卡夫卡无法结尾的原因正在于拖得太长。

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被帕梅拉·保罗发表在了《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上,但杰弗里·尤金德尼斯并不是这份世界最著名的书评栏目里唯一一个能让读者发笑的作家。浦睿文化日前出版的《枕边书》收录了帕梅拉对65位全球知名作家与名人的采访,包括伊丽莎白·吉尔伯特、迈克尔·夏邦、J.K.罗琳、伊恩·麦克尤恩、阿兰·德波顿、谭恩美等等。帕梅拉巧妙避免了沉闷且程式化的提问,而是以诸如“你还记得上一本没读完的书吗?”、“你会请哪位作家共进晚餐?”这类问题,为作家留出充分的自由发挥与想象的空间,作家们也给出了诙谐机警或真诚动人的回答。他们不再是一个个印在书封上毫无生气的名字,作家的写作习惯、灵感来源和私人书单使我们更能了解他们的创作意图和作品背景,八卦、趣闻和糗事的分享也能让读者了解到他们本人风趣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这无疑是一本带货之书,你可能会对他们提到的许多书燃起兴趣,购物车又要填满了!

《谁在你家:中国“个体家庭”的选择》

沈奕斐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19-6

papi酱在前不久的脱口秀节目《拜托了冰箱》中提到,在结婚后的五年中,她每年和丈夫各自回家过年。这引发了网友热议,不少年轻人对papi酱的婚恋观表示认可,但也有网友表示,Papi酱因为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才能“在家说了算”。这正反映了一个事实:家庭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一直都是公/私领域交汇的场所,话语权的争取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家庭的构成结构、性别和代际的权力关系以及情感认同的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区别于西方的核心家庭概念,在中国,虽然人们的个体意识正不断增强,但依旧无法和父辈脱离关系保持完全的独立;由于难以独自承担高额的都市生活成本,年轻人往往需要父辈提供资金和帮忙赡养后代,才能维持生活正常运转,这也导致了个体在家长制衰落后向父辈再次“放权”的现象,让父辈重新参与到了新家庭的决策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单一的家庭形式已经不复存在,家庭内部的人员构成和权力关系也随着社会变革不断发生改变,因此,研究家庭内部的组成形式和权力变化可以作为我们剖析社会进程的重要途径。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沈奕斐在《谁在你家:中国“个体家庭”的选择》一书中提出了“个人家庭”的概念,她在书中以各类真实个案展现了复杂多变的中国家庭面貌和困境。《谁在你家》不仅探讨了理想家庭的结构、独生子女与父母同住的情况、配偶父母的孝道困境,嫁娶与经济地位决定的第三代姓氏问题,同时沈奕斐还提出,在后父权时代,“双职工家庭”中的老人往往充当了“第二个妻子”的角色,年轻女性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提高。阅读此书,我们可以继续探寻当“母职”在家庭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性别角色分工背后的父权制依然未被充分认识的时候,有哪些行为是向“父权讨价还价”的结果,以及家庭内部话语权争夺背后的复杂因素。

《黑羊与灰鹰:巴尔干六百年》

[英]丽贝卡·韦斯特 著  向洪全 等译
三辉·中信出版集团 2019-6

1914年,塞尔维亚青年在萨拉热窝开枪刺杀奥匈帝国的皇储斐迪南大公,这一事件成为了一战的导火索,巴尔干“欧洲火药桶”的绰号名扬四海。近代以来,巴尔干这块土地战乱频繁,每一次战争都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英国作家杰夫·戴尔曾提到,斐迪南在遇刺前曾站在自己的接待厅里,那里挤满了他狩猎生涯中所杀戮的大约五十万只野生动物;而在萨拉热窝被围困的时候,苏珊·桑塔格正好在那里导演《等待戈多》——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如同一个荒诞的隐喻,屠杀者迎来灾难,和平如戈多永远也不会到来。

地缘政治学家、作家罗伯特·卡普兰曾在《巴尔干两千年》一书中追溯了巴尔干漫长的历史,试图寻求这块土地长久以来战争频繁,被苦难、鲜血与仇恨围困的原因。罗伯特·卡普兰深受文学家、文学评论家丽贝卡·韦斯特的影响,他曾经说,“我的那本《黑羊与灰鹰》已被翻阅了无数次,写满了注释,我宁愿丢失护照与金钱,也不愿意把它给弄丢了。”英国文学家丽贝卡·韦斯特曾三次走进南斯拉夫,搜集了大量的材料,以旅途的见闻为线索,凭借精妙的比喻和细节的捕捉,记录了当地居民的真实生活及其背后盘根错节的宗教、文化、民族议题,带领读者“回到历史现场”,于是才有了这部被视作巴尔干历史与民族志研究里程碑式著作的《黑羊与灰鹰》。

《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

 [法]米歇尔·维诺克 著  吕一民  等译
新经典·文汇出版社  2019-5

今天,如果我们要给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司汤达、马克思、托克维尔一个统称,“知识分子”这个词或许再合适不过了。但实际上,“知识分子”是一个在19世纪末才诞生进而被广泛接受的概念,这些先贤在“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指代特定群体的名词之前,就已经积极介入生活与政治,为自由发声奔走,给后世的知识分子群体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事实上,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和地位流变也是探测社会思想更迭的重要风向标。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歇尔·维诺克对知识分子史就颇有研究,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吕一民将米歇尔的著作《自由的声音》评价为“知识分子的史前史”。米歇尔用60万字的体量,记录了38位知识分子在法国大革命后的动荡中不断为自由奔走发声的历史。freedom is not free,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到,夏多布里昂、雨果、福楼拜、巴尔扎克等人是怎样努力表达自己的声音,并不惜付出代价以一己之力抵抗时代洪流的,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也成为我们今天了解法兰西政治与文化的重要窗口。我们也得以更好地理解所谓“启蒙”“自由”“人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提醒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权利与自由是先辈奋斗的结果。正如米歇尔在导言中所言,“我们将穿越到一个紧张、矛盾、有时甚至是绝望的世纪,但这一世纪的思想成果依然是我们不可剥夺的遗产。”

《日本美术史》

徐小虎  著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5

英国作家、艺术史家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一书中提到,观看先于语言,它确立了我们在周围世界的地位,只是我们见到的与我们知道的从未被澄清。由此想来,在我们欣赏日本浮世绘或是感叹日本器物之美的时候,是否曾想过是什么造就了日本独特的美学观?在过去的一千两百多年里,日本受到中国文化的强大影响,他们的艺术家是如何应对与选择的?在艺术史研究者徐小虎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日本艺术能够保持自身活力恒久不衰的原因,也正是日本艺术的魅力之所在。

徐小虎一直都是艺术史界的“捣蛋鬼”,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艺术史,但因与导师意见不合被开除,但她并没有中断自己的研究事业,50岁重返校园,获美国牛津大学硕博学位。徐小虎曾在《南画的形成:中国文人画东传日本初期研究》一书中论述了中国文人画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在理想国日前出版的《日本美术史》里,她以时间线索,梳理了日本艺术从远古时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历程。《日本美术史》配有250张珍贵插图,相较于全面性的论述,徐小虎更希望通过日本美术中那些最具意义与创新性的艺术创作,来展现日本艺术精神的宽度和广度,以及回答日本是如何在亚洲压倒式的文化霸权影响之下,以高度的选择性和适应性来发展日本艺术固有的模式,并得以保持自己的灵性的。

《爱因斯坦与柏格森之辩》

[美]吉梅纳·卡纳莱丝 著   孙增霖  译
漓江出版社 2019-6

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争论起来是怎样的?“时间”在哲学和物理学范畴内有着怎样不同的定义?当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相互碰撞,会产生怎样的分歧或火花?

1922年4月6日,法国哲学学会由知识分子促成了一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哲学家柏格森的会面,他们因为对“时间”持不同看法而发生了激烈争执,柏格森甚至激动地喊出了“爱因斯坦先生,我们比你更像爱因斯坦”!柏格森在1986年凭借《物质与记忆》一举成名,1907年更是以《创造进化论》声名大噪,一度引发“柏格森热”。在他看来,“时间”并非是某种抽象或形式的表达,而是作为永恒地关涉生命和自我的实在。柏格森将此称为“持续时间”和“活时间”,它变成了一个动态的流动概念,不受任何固定点的联系与限制,而是被内在的内省所感知。但这种哲学概念上关于“时间”的观点却被爱因斯坦1905年提出的相对论所动摇。爱因斯坦认为,哲学家所说的时间是不存在的,在物理学家的时间之外的时间最多只能算作某种心理学意义上的时间。事实上,这场论证反映了由来已久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锋与分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以及科技的迅猛发展无疑更加剧了这一分野。

《爱因斯坦与柏格森之辩》的作者吉梅纳·卡纳莱丝是一名物理学史专家,曾在哈佛大学获得科学史硕士和博士学位,致力于研究科学技术与人文艺术之间的关系。在这本中,她以柏格森和爱因斯坦这场著名的争论为线索,梳理了关于时间之谜的争论以及对于精神的历史进程的影响,为我们了解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对时间概念的不同看法以及背后不同的思维框架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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