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甘地写传记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圣雄甘地的事迹不仅在印度传颂，而且在世界许多地方都享有美誉。世界上有超过100个国家为纪念甘地发行了邮票，无数的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他的事迹激励了许多重大的民权运动。在世界各地的大学里，关于甘地的课程可能比其他20世纪的人物都要多。100多年前，甘地的第一本传记由一位名叫约瑟夫·多克（Joseph Doke）的基督教传教士所著，时至今日，数百本甘地的传记已经问世。对于甘地这样的人，我们还能写些什么呢?

事实证明，其实尚有许多可写的。甘地丰富多彩的人生伴随着诸多的全球性事件。甘地自己的作品就有相当多的数量（甘地的文选集有100卷之多），给后来的作家提供了不少素材。最近，甘地1942年至1948年间的秘书帕亚里拉（Pyarelal）持有的大量传记材料被首次公开。《甘地改变世界：1914-1948》（Gandhi: The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1914-1948）的作者拉姆昌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一直是甘地的忠实拥护者，他忍不住要为甘地写传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跟甘地算账。

这本书的内容相当吸引人，一段段引人入胜的情节，带读者踏上旅程。古哈非常谨慎地选择在何处停留，在何处前行。古哈带我们倾听甘地的演讲，跟随他旅行，目睹他的日常琐事，聆听他的谈话和通信，见证他的事业和抉择，了解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和人们给他留下的印象，体会他对世界的看法和世界对他的看法。作为圣雄甘地复杂生活情况的讲述者，古哈审慎地平衡研究材料的比例。读他的书就像进入一座矿山，需要自己选择要从甘地的生平中了解什么东西。

这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甘地传记超过1000页，从1915年甘地从南非回到印度开始，到他被印度教顽固教徒刺杀结束。古哈将这本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1922年之前）着重于甘地对于印度历史状况的认识、对真理永恒（Satyagraha）的实验，以及他日益上升的政治领导力；第二部（至1931年）着重于甘地在静修处、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的道德和政治活动；第三部分突出了甘地在1931年至1937年间为废除印度贱民制所做的努力；第四部分（至1944年）剖析了甘地的参与政治冲突和他与英国人的对峙；第五部分是甘地生命的最后四年，由于政治上的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暴力，甘地失去了一些亲密助手，最终自己也遭到印度教顽固教徒的刺杀。

这本书有三个地方值得读者注意。首先，圣雄甘地与非政治人物的接触是难得的有趣之处。比如，当钱德拉塞卡拉·拉曼（C. V. Raman，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是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印度人）遇见甘地时，他觉得他们俩都很自负；当时默默无闻的萨尼（Sahni）兄弟（充满抱负的演员巴拉杰Balraj和作家比沙姆Bhisham）在静修处采访甘地时，因为打扰甘地太久，有一位气味难闻的老先生走到了他俩旁边；美国女权主义者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和蒋介石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况下拜访了甘地，他们都觉得甘地相当乏味。更加有趣的是，约翰内斯堡的牧师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党的成员SS·特马（S. S. Tema）对于甘地的访问，让我们意识到即使是甘地也在不断审视自己的观点，比如他年轻时对于黑人的轻视（2018年12月加纳大学的学生拆除了“种族主义者”甘地的雕像）。后来，德国牧师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曾计划访问甘地，但计划并未实现，潘霍华在1945年因反对纳粹而被处决。如果这次访问按计划实现，是否会种下反暴力抵抗纳粹德国的种子，没有人知道答案。古哈还仔细研究了甘地与四个儿子之间，从紧张疏远到家长式作风和亲情的转变。

这本书第二个重要之处在于记录了甘地的日常生活，包括他独特的怪癖：他能在三分钟内入睡、他细致入微的计划、他熟稔的社论编辑。甘地总是在凌晨3点30分起床，先洗个热水澡，然后早餐喝羊奶，吃水煮蔬菜（他节俭朴素的饮食主要是水果蔬菜和坚果）。古哈书中记录的生活细节来自于甘地对于生活中一切公开透明的痴迷——这种公开有时也是痛苦的。

最后，该书的重要之处在于详述了甘地与政治人物的复杂关系。众所周知，并不是每件事都是开门见山、简单明了的。甘地和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在印度独立经济的模式上就存在分歧：甘地倾向于农村体制，而尼赫鲁则倾向于苏联式的大规模工业化。查克拉瓦尔蒂·拉贾戈巴拉查理（Chakravarti Rajagopalachari）从未参加过甘地领导的“退出印度”运动，就像泰戈尔宣布不再参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一样。如今，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甘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抗英国的印度国民军指挥官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h Chandra Bose）关系疏远，但该书揭示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现实情况。最有趣、最详尽的描述是甘地与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的关系（真纳推动了“印巴分治”的整个过程），以及甘地与贱民领袖、印度宪法之父BR·阿姆倍伽尔（B. R. Ambedkar）之间的关系。古哈的书揭露了印度政治中繁多的意识形态分歧，以至于让人怀疑是否真的存在什么凝聚力。甚至在圣雄甘地去世的那天，除了写了一封建议解散印度国会的信之外，他还在忙着平息副总理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Sardar Vallabhbhai Patel）对总理尼赫鲁的愤怒。

至于甘地的动机或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只能猜测，因为古哈并没有在书中做出论断。他谨慎地不着墨于任何宏大的叙述：没有中心论点，甚至没有太多的批判性分析。也许这也是这本书让人失望之处，作者没有详述甘地为何选择这种生活。另一方面，古哈擅长于描绘大量的生活场景，他捕捉了许多甘地鲜活而具有历史意义的经历。

对于研究甘地的学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很多材料。古哈解决了长期以来很多令传记作家产生分歧或试图回避的问题。例如，我们从书中了解到甘地与泰戈尔的侄女萨拉拉·德维·乔杜拉尼（Sarala Devi Chaudhurani）之间柏拉图式但充满激情的关系，他曾一度考虑一种“精神上的婚姻”。我们还可以看到甘地与他的外甥女马努·甘地（Manu Gandhi）进行了“实验”，甘地与她裸睡，以测试自己的梵行期（brahmacharya，印度教再生族四行期第一阶段，须严格禁欲和戒酒素食——译注）。古哈还发现了新的证据，表明马努一直在拒绝甘地的秘书帕亚里拉的求婚，这样的安排表明了她精神上的纯洁，尽管这些事对于外行来说可能听起来相当复杂。

阅读这一类传记常常会让我们有一些疑问。例如，据我们所知，甘地刚刚回到印度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然而五年后，他却成了印度最重要的政治领袖。在这短短的五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使他的地位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古哈并没有在书中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再比如，很多人想知道甘地是如何为他的事业和静修处吸引大量资金和政治资源的。虽然书中生动地描绘了具体的筹款案例，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提供这些资金。古哈在书中也没有提到为何人们如此地崇敬甘地，以及甘地是如何能够在如此多元化的民众中成功推广他的思想的。比如，当他要求寺庙向印度贱民开放时，许多寺庙都照他的要求去做了（即使是印度最高法院，如果不诉诸暴力也常常无法做到这一点）。印度最后一任英国总督蒙巴顿伯爵（Lord Mountbatten）就曾写信给甘地，对这位圣雄仅仅到访孟加拉就显著减少了那里的公共骚乱表示惊讶，因为即使是旁遮普的5万名士兵也不如甘地一人有效。尽管这本书篇幅很长，但依然会让读者对这本书的主题充满好奇。

古哈的书一章章进行下去，告诉我们甘地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或者他在某一天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却没有把这一切都联系在一起。也许他别无选择。毕竟，他心目中的圣雄甘地是一个毕生致力于促进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团结、防止分裂的人，但最终却被一名印度教狂热分子杀害，这名狂热分子认为他应该对分裂负责。甘地的一生并不是一条脉络清晰的线性故事，指望古哈在书里为我们脉络清晰地叙述可能是不公平的。

世界各地的政治领袖都会为了事业寻找自己的甘地，无论好坏，就像作家们在写甘地的时候不断与自己的立场进行谈判一样。古哈在书的结尾《甘地在我们这个时代》（Gandhi in Our Time）中，探讨了在甘地死后，事情的发展如何出人意料地充满讽刺，比如甘地的葬礼：这位和平与非暴力的倡导者是被一辆武器运载车送到火葬场的。

时至今日，甘地依然在激励着我们前行。甘地曾在回应记者时表示：“吾生即吾义。”而古哈的书为还原甘地的人生与意义所做的努力也值得我们的称赞。

本文作者Yugank Goyal是印度金达尔全球大学副教授，也是印度公共政策学院（Indian School of Public Policy）理事会的成员。

（翻译：张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