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过度依赖房地产与供给侧改革相背离

关于房地产市场，“7•30”政治局会议传达的信号是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并首次明确“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中央高层为何对房地产调控如此坚决？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在《财经》杂志撰文指出，房地产投资是支撑GDP核算中投资需求的三大支柱（还包括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之一，是激发整个产业链活力的来源，但依赖房地产市场也压制了消费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它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就是将经济增长方式从依赖要素投入转变为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制造业空心化、资金脱实向虚、居民和企业加杠杆，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是密切相关的。

管清友：中国经济仍然有很多“好牌”可以打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日前表示，尽管面临一系列内忧外患，中国经济仍有很多乐观因素。他指出，从2016年中政治局会议第一次提出“抑制资产泡沫”开始，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大出清。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在不破坏中国经济系统性稳定的前提下，悄无声息的把过去十年金融自由化埋下的“雷”一个个拆掉。这次中国面临的挑战不亚于上世纪90年代末那次调整，因为既要出清国内的金融泡沫和过剩产能，还要顶住外部贸易战的冲击，这比二十年前的外部环境恶劣的多。不过，这场金融大出清已经过半，我们还没有失守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总的来说，中国经济依然有很多“好牌”可以打，我们虽然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但依然可以去争取最好的结果。

李伟：中国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7月长江商学院发布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指数继续下滑，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李伟指出，中国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他说，中国最有效率、最需要资金的一批企业，却存在着严重的融资难、成本高的现象。这种现象从市场的角度是无法解释的，因为最有效率的企业往往能承担最高的资金成本，投资者也愿意把资金配置给经营绩效最好的企业。造成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是金融抑制。所谓“金融抑制”是指政府通过对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的过多干预抑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而金融体系的发展滞后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了金融抑制和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李伟表示，中国经济要可持续发展，金融体系就要把资金配置给效率最高的企业，要做到这一切，剔除金融抑制将是无法回避的一环。

韩会师：降低企业对债务性融资的过度依赖才是最根本的去杠杆

7月2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发布《2019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要点》指出，要拓宽社会资本参与市场化债转股的渠道，加快股份制银行定向降准资金使用，综合运用各类降杠杆措施。资深金融市场分析师韩会师撰文指出，从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杠杆”工作任务开始算起，这几年中国“去杠杆”政策思路经历了五大变化：从治病救人到壮士断臂，从债权股权转化到资本市场重构，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控，从个案处置到建章立制，从财务报表修缮到深化企业改革。他指出，很明显，监管层面的关注重点并非短期的财务报表修缮，而是希望通过优化企业内部治理，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内源融资能力，最终降低对债务性融资的过度依赖，这才是最根本的去杠杆。

程实：提振消费的多方向政策有望在下半年形成合力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在解读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指出，提振消费的多方向政策有望在下半年形成合力。第一，新一轮基建发力有望着重完善低线城市以及广大乡镇地区的消费基础设施，打通新零售向县域经济的渗透渠道。同时，加速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激活县域经济对医疗、服务、教育等服务消费的升级需求，这一过程亦将创造当地新就业，进一步夯实地区消费能力。第二，下半年或将推出更多针对汽车、家电等大额消费品的补贴政策，有望进一步拉动汽车销售走出低谷。他指出，会议强调了“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意思还是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下扩大消费，而不是走“价廉物劣”，山寨货充斥的低质量发展老路，尤其是农村市场的启动，更要避免这样的误区。

唐遥：美国货币政策行为模式可能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

美国东部时间7月31日下午2点，美联储宣布降低基准利率0.25%，并提前两个月结束缩表行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唐遥撰文指出，这是美联储十年来第一次降息，更重要的是，这表明美国货币政策原有的正常化过程终结，美国货币政策行为模式很可能发生历史性变化。几十年来，美联储的决策主要由数据驱动。从数据逻辑来看，本次降息并没有明显的理由。唐遥指出，在美国降息之后，尚有降息空间的发达国家，如英国和加拿大，也会经历或者继续货币政策向宽松的转向。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下，中国更要坚定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决心，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实现适时适度的逆周期调节，集中力量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能过度寄望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等短期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