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图·桑亚尔（Mithu Sanyal）的新书《强奸：从贞妇卢克丽霞到#反性骚扰运动》（Rape: From Lucretia to #MeToo）于近日出版，此书主要关注以下内容：当我们谈论强奸时，我们在谈什么？我们何时会谈起强奸？我们如何谈论强奸？桑亚尔在其中探究了数个棘手的问题，包括强奸报道造成的轰动效应、人们对勇于站出来的受害者所施加的压力，以及对女性所受性侵害先入为主式的讲述方式。

这部作品极为细致，继承了苏珊·布朗米勒和苏珊·格里芬等第二波女性主义先锋的观点——她们认为强奸不是性行为，而是暴力。此观点在今天已成为世人共识，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很难理解它在1970年代的意义。1957年，布朗米勒首次在其作品《违背我们的意愿》中主张：“（强奸）是一个有意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得所有女人都活在对所有男人的恐惧中。”在当时，这可谓是一个重要的话语转折点。同样地，格里芬在其1971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强奸：全美国的罪行》的文章中提及，“（强奸是）一种侵犯行为，受害者被剥夺了自主权。”1979年，她出版了一部探讨强奸问题的长篇研究文学，题为《强奸：意识的力量》（Rape: The Power of Consciousness）。从书名可以明显看出，桑亚尔的书既是对这部作品的致敬，也是对过往年月的回顾反思。此外，桑亚尔亦深受乔安娜·伯克近年出版的《性暴力史》的影响，此书标题同样与桑亚尔作品的标题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书中，桑亚尔研究了强奸话语本身的发展。

桑亚尔首先向我们展现了一段犯罪审判简史：如何定义强奸，如何对强奸进行量刑——简而言之，有史以来强奸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譬如，在《汉谟拉比法典》中，强奸被定义为对贞操的盗窃，因为当时社会通过贞操定义女性。但是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历史上贞洁并不属于女人（直到最近才得到改善，但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女性仍无法决定其贞操的命运)，而属于她的丈夫或父亲。在亚述帝国，对强奸犯的惩罚不过是要他将妻子交由受害者的父亲处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以眼还眼）。故而在当时，强奸等同于男性之间的同性社交行为，只不过渠道需由女性提供。若将强奸与通奸放在一起比较，便能进一步理解它的同性社交性质。通奸这个古老的词汇强调了两名男性之间的关系：甲男与乙男妻子发生性关系，给乙男戴了绿帽。“妻子”是这等式中的关键部分，只不过她是途径，而非结果。故而在当时的强奸案中，乙男并未在过程中受到实质性伤害，但同样是强奸受害者。

到了13世纪的英国，强奸和通奸再次被归为一类。在《威斯敏斯特法案》中，二者都属于违反社会秩序的罪行。根据该法案规定，所有不利于婚内生育的性行为（通奸、同性性行为、自慰和强奸）都是违反“公共礼俗”的犯罪行为，且有违国家希望民众尽快结婚生子的期望。1871年，德意志帝国首次实现民族大统一之时，当局对社会礼俗的定义几乎与英国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法律强调，对于一个新生的民族国家来说，“错误的”性行为是令人焦虑的根源。1275年的英国与1871年的德国社会历史背景已不一样，但两部相似度极高的相关法律却在不同背景下出现，意味着我们对强奸的认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停滞不前。

最终，我们对强奸有了现代的理解。桑亚尔表示，“‘强奸’来源于欧洲启蒙运动和西方自由主义，亦即来源于财产这一概念——就像最早起社会对强奸的理解一样。”她特意引用了约翰·洛克对财产的定义：“尽管地球和低等生物为全人类所共有，但是每一个人都对其自身拥有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具有排他性。”因此，我们对女性人格的认识可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自公元前4000年以来，对强奸所有权的争论便一直存在。目前，性行为是一种“对立的、性别化的施者-受者模式”，其中同意接收方（假设为男性）必须提出请求，而同意给予方（假设为女性）应该说“可以”或者“不”。用性教育学家洛娜·托伦茨（Rona Torenz）的话来说：“这不是一个和谐的模式，无论是关于性还是其他方面。”

不仅如此，我们对强奸所造成伤害的理解并未如所想象般改变的那样多。尽管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但我们发现，现下勇于站出来的强奸受害者往往承受着巨大压力。毫无疑问，分享这种难言的故事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其为过去半个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最近，#YesAllWomen（“#所有女性都”，针对“并非所有男性都”[#NotAllMen]发起）和#反性骚扰等社交话题标签主导的运动正验证了塔拉纳·伯克所言的“同情会产生力量”。2018年，爱尔兰公民就是否废除第八修正案发起名为#InHerShoes（“#设身处地为她考虑”）的运动。在这场草根运动中，成千上万散居海外的爱尔兰人返国参与投票，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准政治组织天主教会，公投推翻堕胎禁令。

长期以来，我们都是这样做的。我们将性侵幸存者的阐述当作主要信息来源，但却忽略了，这些不愿在公共场合再次挖掘自己经历的人承受着再次遭受精神创伤的风险。此外，受害者必须回忆自己遭受的性暴力，这点在对强奸的探究中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它近乎于一个固定套路，仿佛创伤是唯一可传递的权威信息。为使强奸成为可讨论的标准话题，我们似乎成为了消费者，希望发掘女性的痛苦，甚至囿于对某些受害者的成见。迈克尔·丹泽尔·史密斯（Mychal Denzel Smith）在其撰写的《守门人：论黑人公共知识分子的负担》（The Gatekeepers: Onthe burden of the black public intellectual）一文中也提到了一个类似的现象——社会对勇于抗争的黑人的刻板印象：

黑人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极为固定，他们主要负责面向白人观众，守护、解释黑人文化，或为黑人的人性和生命权辩护。而这必然会限制黑人所能提出问题的范围和深度，拉低谈话的水平。想想看，黑人作家和权威人士为遭警察暴力伤害的受害者辩护时花费了多少精力？若想加入与白人的对话，我们必须挖掘黑人的痛苦，以供白人消费。这种定势思维剥夺了我们本应反思警察职能或探究种族主义暴力根源的机会，也剥夺了新想法，甚至是真正辩论的生存空间。[……]白人指定故事的发展，拍摄电视剧桥段，为电台选取他们想要的嘉宾，他们只寻找符合自己内心预设的故事情节。白人呼吁黑人公共知识分子讲述深受暴力困扰的黑人生活悲剧，或介绍黑人文化趋势。这极大地消耗了本可以投向更具挑战性、更值得探讨之物的注意力和精力，更不用提这些话题的生存空间本就已遭打压了。[……]作为一名作家，我时常要求白人首先将我作为人类对待，我花在这上面的时间都比思考何为理想世界的时间多。

同样，数十年来，女性一直坚称强奸是暴力的、痛苦性的和陈腐的。就像黑人一样，我们花了太多时间来表述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却未花费足够时间去构想一个理想的世界，以及如何实现这个理想。

此外，回忆所受创伤会导致公开性侵经历的女性难以摆脱受害者的刻板印象，从而影响我们对女性情欲的理解。“在写政论文时，我发现谈论被强奸比谈论我所有的自愿性经历都更容易，”桑亚尔遗憾地写道，“当打破沉默被视为回归正常生活的必经途径或特殊政治手段时，不论是否情愿，幸存者必须公开其磨难。”尽管我们在说服人们接受“强奸是常见的”这一观点上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我们仍未能如预期般修复受害者所受创伤。《新政治家》杂志的梅根·诺兰（Megan Nolan）认为，强奸“被认为是一种足以毁灭人生的罪行（当然，程度可能因人而异），但它也像粪便一样常见”。桑亚尔对此表示赞同，并引用了罗曼·波兰斯基性侵案受害者萨曼莎·盖默（Samantha Geimer）的话：“你不必通过自我崩溃来证明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是错的。”在关于强奸的公众讨论中强调受害者创伤，无疑是将女性情欲视为完全源于外界之物，且往往伴随着痛苦。

至于对强奸定罪的演变，最值得关注的是，其原来更具社会性的定义已变得更以个体为中心，关注点也从社会结构的破裂转向受害者自身的精神创伤。由于我们已不受启蒙运动以前的人民观念和同志解放运动以前的社会礼俗所限，我们重新缩窄了关于个人的定义。个人应作为单独的主体存在，而不是为了肩负起对他人或立法、司法和政治机构的责任而存在。这正属于当前支持者众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该主义不再承认各种现象之间相互影响（无论是不平等和性行为之间，还是工资和完全的性自主机会之间），并反对民粹主义。

在结束语中，桑亚尔亦谈到了这一点。谈及西方（新自由主义）之外的国家，她以印度尼西亚西苏门答腊省的米南卡保人作为例子。对米南卡保人来说，强奸“几乎很少发生”。相比之下，美国监狱系统中的强奸现象“普遍得令人难以想象”。她大胆断言，一个社会越平等，“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越多，强奸率就越低。”也就是说，通过提高普罗大众的社会参与度，可以大大减少这一深种于我们社会中的罪行。这是一个很令人感兴趣的主张，但遗憾的是，桑亚尔未在书中详细探讨具体实施途径，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关于当下我们如何与他人相处的调查。

本文作者Stephanie Sy-Quia 是一名记者，现居伦敦。

（翻译：刘其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