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个月，我们刊发了《华盛顿邮报》撰稿人Bilal Qureshi对最新纪录片《托妮·莫里森：我的作品》的评论，他认为，纪录片导演格林菲尔德·桑德斯为我们揭开了托妮·莫里森这位美国文坛神话的神秘面纱。他在文中写道，“88岁高龄的莫里森，依然是指引美国行走于漫漫长路的良知之心。”在莫里森生前最后一本著作、出版于今年2月的《自尊之源》（The Source of Self-Regard: Selected Essays, Speeches, and Meditations）中，她写道： “作家的生活和工作不是人类的礼物，而是必需品。”托妮·莫里森既没有接受采访，也没有出现在这部讲述她人生的纪录片的首映现场，但她表示自己喜欢这部纪录片。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无论是纪录片《托妮·莫里森：我的作品》还是莫里森译作《自尊之源》，大多数人或许都还未获得一睹真容的机会。而斯人已逝，所幸我们还能在她的作品与声音中追寻其正直、其良善、其深刻。

走近托妮·莫里森：“文学是将想象力从种族化的语言中解放出来”

在美国国会召开前所未有的赔款听证会后的第二天（即有关向奴隶后代做出经济赔偿议案的听证会——译注），纪录片《托妮·莫里森：我的作品》（Toni Morrison: The Pieces I Am）在华盛顿首次上映。当听到作家塔·内西·科茨（Ta-Nehisi Coates）在听证会上有关美国数百年来的发展是建立在黑人劳作血泪史之上的证词时，我才明白为什么纪录片《托妮·莫里森:我的作品》的导演蒂莫西·格林菲尔德·桑德斯（Timothy Greenfield-Sanders）在首映会时告诉观众：“《我的作品》是一部不会过时的纪录片。”那与过去的幽灵共存、困扰和挣扎的数百年，正是托妮·莫里森的笔触和思想所描绘的世界。

伴随着托妮·莫里森的照片被拆解、又组装成完整的作品，纪录片《我的作品》以她自己朗读小说《宠儿》的声音开场：“她是我的神交挚友。当我七零八乱，破败如同碎屑一般的时候，是她让我振作起来，把那堆碎屑又捏合成我。这真的太好了，如果有个女人是你精神上的朋友的话，你一定能理解我。” 现年88岁高龄的莫里森，依然是指引美国行走于漫漫长路的良知之心。

在我的想象之中，莫里森比在世任何作家的层次都要高，她不仅是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是语言水平和道德明晰的巅峰（道德明晰是美国政治保守派的流行口号——译注）——她是美国文坛不朽的神话。多年来，托妮·莫里森始终保持了高深莫测的公众形象。正如格林菲尔德·桑德斯告诉我的，她有着强烈的隐私感，会有意识地避开公众视野。他说：“如果不保持一定的距离，是无法达到她的水平的。”桑德斯的最新纪录片《托妮·莫里森：我的作品》，为我们揭开了这位女性诺贝尔文学得主的神秘面纱。

托妮·莫里森原名克洛伊·沃夫德（Chloe Wofford），出生于1931年，在《我的作品》纪录片中，这位女性作家坐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从她在俄亥俄州罗洛兰市的童年，到她在兰登书屋担任编辑，到后来作为单身母亲、教师和作家的职业生涯。鉴于莫里森生活的年代并没有如今那么丰富的数字网络共享，通过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评论家希尔顿·阿尔斯（Hilton Als）和诗人索尼娅·桑切斯（Sonia Sanchez）等人的回忆“看到”莫里森，倒不失为一件幸事。就像其它成功的商业纪录片一样，这部纪录片同样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欢乐，仿佛一场音乐、图像和对话的盛宴。当然，莫里森会在这场盛宴上与你谈心，就像你想象的那样:聪明睿智，容光焕发。

说来很巧，当我15年来第一次重读莫里森的作品时，正值纪录片《我的作品》上映。 今年2月，克诺夫出版社（Knopf）出版了莫里森的新书《自尊之源：散文、演讲与沉思》（The Source of Self-Regard: Selected Essays, Speeches, and Meditations）。《自尊之源》的浅粉色封面配以金色印刷字体，内容取材于莫里森40年的写作生涯，收录了她的散文和演讲，是一本值得反复翻阅的书。其中每一篇文章都在探寻当今社会我们苦苦思索的问题：不平等、白人至上主义、性别歧视、移民和文学家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根据导演格林菲尔德·桑德斯的说法，图书出版和电影发行之间无心插柳的巧合造就了这一跨领域的合作。作为一名读者，在2019年重读莫里森时，没有比这更加赏心悦目的组合了。

《自尊之源》的350页内容追溯了莫里森思想的形成，以及她广泛的兴趣和惊人的语言天赋从何而来。莫里森揭示了歧视为个人和社会带来的痛苦，但她又始终相信文学艺术家有能力重新构想整个世界。在这本书的开篇文章《险境》（Peril）中，莫里森写道： “作家的生活和工作不是人类的礼物，而是必需品。”

我第一次接触莫里森是在《里奇蒙时代电讯报》，当时的我作为高中影评人，被安排评论改编自《宠儿》的同名电影。我出身于移民家庭，当时住在里奇蒙（Richmond）郊外的一个小镇上，那里的学校课程基本排斥黑人作家，教的是修正主义历史，他们把美国南北战争称之为“北方侵略战争”（War of northern aggression），把南方美利坚联盟国的种植园奴隶制历史轻易掩盖掉了。在撰写本篇评论时，我查阅了当年的影评，当时的我把《宠儿》形容为“令人困惑的”，显然是缺乏历史意识，也不够成熟，无法理解自己的困惑源自何处。直到我在弗吉尼亚大学的一次政治理论研讨班上被安排评论《宠儿》，才开始真正地理解美国社会的不公正，以及始终萦绕在美国历史中的道德问题。

莫里森以深刻的语言和非凡的故事讲述能力，迫使读者直面美国奴隶制的罪恶和沉沦，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重塑了美国文学的经典。莫里森打破了她所描述的白人男性作家的“大师叙事”，选择从一位黑人母亲的角度来观察奴隶制度，从而塑造了她独特的故事。莫里森在《自尊之源》一书中专门介绍了自己的写作技巧，她解释了自己是如何用一种既保持种族特色又不受种族现有架构桎梏的语言来写作的。她写道：“以个人而言，我深感要运用意象和隐喻来写出具体而自由的种族文学：文学，就是将想象力的限制从固化的、种族化的语言中解放出来。”在纪录片《我的作品》中，她讲述了身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她是如何敦促写作专业的学生走出“自己的小生活”，去想象其他人的生活的。在一篇名为《告别一切：种族、代孕和永别》（Goodbye to All That: Race, Surrogacy and Farewell）的文章中，莫里森说：“于我而言，这种对于文化独特性和艺术范围的平衡是一种条件，而不是问题；是挑战，而非困扰；是庇护所，而非难民营；是脚下本土，而非异国他乡。”在“女性文学家”和“黑人文学家”的角色被舆论重新审视之际，莫里森本人对于创作的个人自主权与集体责任之间的平衡也做出了一次批判性审视。莫里森解释说，她写作的核心是要庆贺和享受自己的黑人生活，而不是陷入美国所谓的“种族想象”的陷阱，以及这种想象给文学艺术家带来的桎梏。

由此看来，格林菲尔德·桑德斯导演把这么多富有远见和开拓性的黑人艺术家融入到他的纪录片中似乎颇为适合。在纪录片中，当接受采访的人谈论莫里森的生活时，导演一反传统，将镜头切换于绘画、照片和插图之间。伴随莫里森职业生涯的，有雅各布·劳伦斯（Jacob Lawrence）的《大迁移》（Great Migration）系列绘画、卡拉·沃克（Kara Walker)）《种植园》（Plantation）系列剪影和戈登·帕克斯（Gordon Parks）的种族隔离制度下的照片。《我的作品》是纪录片历史上一座迷人而充满灵感的纪念碑。借由朗读莫里森的作品，这部纪录片获得了不错的立体声体验。深入探讨纪录片涉及的主题，莫里森的语言是如何成为《自尊之源》的也就不言而喻了。

正如人们所料，托妮·莫里森既没有接受采访，也没有出现在这部讲述她人生的纪录片的首映现场。因为这从来都不是她的风格。不过，导演格林菲尔德·桑德斯说，莫里森在看到纪录片成品时评价道：“我喜欢这部纪录片。”

本文作者Bilal Qureshi是一名文化作家和电台记者，曾为《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和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撰稿。

（翻译：张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