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潘金花

编辑 | 曾宇

从北京到科伦坡，七个半小时的飞行，空气中的湿度不止增加了一倍。

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距离印度洋不过十公里。穿过斯里兰卡航空的廊桥，走出机场玻璃门的下一秒，裹挟着水汽的海风便扑面而来。

四面环海的斯里兰卡又称“印度洋上的明珠”，其海岸线长约1800公里，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该国领海面积达2.15万平方公里，为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其专属经济区则更为广阔，可延伸至200海里（370公里）外，总面积达51.7万平方公里，比四川省还大。

在这样一个海岛国家，生猛的海鲜想必不会少吧？

“你是说活的鱼吗？”当地导游宋杰文说，“活的不太多，我们不喜欢。”

不爱打渔的佛国人

40岁的宋杰文是土生土长的斯里兰卡人，眼窝深邃，肤色黝黑，却能说一口颇为流利的中文。他本人也是中国的常客。

聊起去中国的经历，宋杰文提得最多的就是寺庙。“我去过北京，北京有一个地方是八大处，那里有释迦牟尼的舍利，”在驶往康提市佛牙寺的大巴上，他回忆说，“我的运气很好，我和那边的大和尚说，我是斯里兰卡人，来中国看释迦牟尼的舍利，他给我看。”

在斯里兰卡的2000多万人口中，约有70%是像宋杰文这样的佛教徒。他的家虽在沿海城市科伦坡，但他很少吃鱼，其他肉也几乎不碰。“在佛教里，如果动物因为我被杀，我就不能吃，”宋杰文说。

在斯里兰卡古都阿努拉德普勒的鲁万威乐西亚舍利塔下，一块石碑记录了八百年前尼桑卡马拉（Nissanka Malla）国王颁布的一道法令，陆地上的动物，湖泊里的鱼，天上的鸟儿，都得到了这位佛教徒国王的庇护。

“在鼓声的节拍中，他命令在城市七区内，没有动物应该被杀死，给了动物安全。他也保护了十二座水库里的鱼，向民众赐予金子与布帛，以及他们想要的财富，命令他们不要捕捉鸟儿，给予它们安全……”

这个海岛国家对于人与动物和平共处的主张，最早或许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三世纪，当时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阿育王大力宣扬佛法，禁止无益杀生的思想沿着恒河而下，藉由海路来到斯里兰卡，扩及整个东南亚区域。

斯里兰卡的佛教人口主要分布在以阿努拉德普勒为起点的内陆与西南沿海地区，多为僧伽罗人。其北部与东部则生活着泰米尔人，多数信仰印度教。七世纪，阿拉伯人乘着货船进港，捎来了伊斯兰教，15世纪起，葡萄牙、荷兰与英国人又先后登上西岸，带来了基督教。

多元化的宗教带来了多元化的美食，但多种习俗也让斯里兰卡成了一个“挑食”的国家。在这里，印度教徒不吃牛肉，穆斯林不吃猪肉，佛教徒与印度教徒普遍吃素，或者只吃生活在食物链最底层的小鱼虾。

而斯里兰卡海岸线曲折、内湾多，内陆水域又辽阔，江河、湖泊、水库星罗棋布，按理说，无论是内需还是出口，都应推动着渔业与水产养殖业发展才对。

但正是出于多数人的佛教信仰，历史上，斯里兰卡人很少大规模捕鱼，使用的多是钩、网、篓等传统工具，16世纪兴起的地拉网、桩围网、鱼梁也一直沿用至今。直至18世纪英国殖民统治斯里兰卡，商业捕鱼才开始出现，到了1940年代，渔业的整体发展才得到殖民政府的重视，捕鱼作业开始趋向机动化、深海化。

不过，这个国家的主要人口始终对佛教充满敬畏。宋杰文说，如今生活在海边的渔民大多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信奉佛教的人仍很少做渔民。1990年代，斯里兰卡政府曾计划帮扶内陆渔业，但遭到了佛教人士的抵制，时任总统普雷马达萨最终选择了妥协。

“我们害怕杀生，”宋杰文说，身为佛教徒，他也敬畏佛教的圣物，“印度的莫迪来过斯里兰卡，他来了之后，我们的总统和总理打开了放舍利的佛塔，后来，我们的国家有一条河发了洪水，好多人去世了。”

靠海吃海并不容易

即便不考虑佛教因素，斯里兰卡沿海的渔业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1980年代，斯里兰卡政府与盘踞北部与东部沿岸的泰米尔“猛虎”组织爆发内战，一打就是26年，沿岸与近海渔业陷入停滞，印度渔民也“乘虚而入”，抢占了大量渔业资源。2004年，印度洋的一场大海啸又摧毁了斯里兰卡80%的渔港与2万多条渔船，并造成近4万人罹难。

用“内忧外患”来形容斯里兰卡的渔业发展似乎并不为过。尽管现在斯里兰卡四周分布有众多渔场，如东北的孟加拉湾渔场，西北的阿拉伯海渔场，以及南部有名的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金枪鱼渔场，但该国一年的渔业总产量的确不算高。

为充分利用渔业资源，斯里兰卡早在2007年就推出过一项为期十年的渔业发展计划，扩大远洋船队，鼓励水库养殖，兴建渔业码头，在此期间，斯里兰卡的海洋捕捞量增长了80%，水产养殖量增长了93%。不过近几年，该国的渔业总产量基本都维持在53万吨上下，未见太大起色。

2016年，斯里兰卡的渔业总产量为53.1万吨，其中海洋捕捞量为45.7万吨，水产养殖量为7.4万吨。而专属经济区面积与斯里兰卡相当、同为佛教国家的缅甸，仅海洋捕捞量就超过了118万吨。

鱼及鱼类制品也不是斯里兰卡的主要出口物，出口额远不及纺织服装、茶叶、橡胶、椰子、宝石与香料。根据斯里兰卡国家政策和经济事务部下属的人口普查和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8年，斯里兰卡的出口总额为19742.6亿斯里兰卡卢比（约112亿美元），其中8077.9亿来自纺织服装，比重为40.9%，2317.5亿来自茶叶，占比11.7%。

Calvin Klein、维多利亚的秘密等知名内衣品牌在斯里兰卡都设有代工厂，尽管与孟加拉国等东南亚国家相比，斯里兰卡在劳动力成本上并不具备多少优势，但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港口及航运成本上极具竞争力。至于茶叶，作为世界四大红茶，锡兰高地红茶原本就扬名海外，成为第二大出口产品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受国家薄弱财力的制约，斯里兰卡的渔业发展起步晚、走得也慢。长期的内战不仅耗费了这个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也使其错失了全球化浪潮中东亚经济体集体起飞的良机。由于本国财政无力承担经济重建所需的庞大费用，斯里兰卡只能通过向外借债来支持预算，而无论是渔港的建设还是渔船的升级，都需要持续投入大笔的资金。

不过，这些制约并没有妨碍沿海城镇发展出自己的渔业文化。在斯里兰卡西岸的基督教小镇尼甘布，熙熙攘攘的鱼市已成为当地一大景点：只见摊主手起刀落，一条银白色的大鱼转眼就被切分完毕，内脏与鱼鳍被弃于地上，让周围盘桓的乌鸦给拾了去。

渔民的船只就停在不远处的潟湖旁与海岸边，桅杆上的小旗迎风摇曳，船身上的图案则已被冲刷得有些斑驳。沿着沙滩的方向一路走去，能看到渔民自己搭建的棚屋，以及就地铺晒、泛着银光的鱼干，要是运气实在好，还能看到当地传统的高跷钓鱼。

高跷钓鱼其实是斯里兰卡南部沿岸的传统捕鱼方法，起源自二战粮食匮乏时期。每当清晨或黄昏时分，海水退潮后，渔民便会爬上木杆，坐立于高跷之上，用一竿一线静待鱼儿上钩。不过在2004年的大海啸之后，这种捕鱼方式已渐渐没落，许多渔民开始转向务农或摆摊糊口。

宋杰文说，如今真正的高跷钓鱼已经很少了，多数都是付费的表演项目。在政府的帮助下，高跷钓鱼已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供游人观赏拍照，表演者会平分收入，带游客来的旅行社也会拿到一些分成。渔民说，他们总得找点路子，好养活自己。

海岛的另一种尝试

这种从生计到景点的转变，其实在斯里兰卡的每个角落都发生着，而转变的起点也正是海洋。

这个国家棕榈树成荫的海岸线，尤其是西南沿岸远离内战纷争的一带，从1970年代开始便已是酒店投资的热土。为提振旅游业，斯里兰卡政府当时在财政、融资、地价等方面给出了刺激性的优惠政策，此后，私人投资者纷至沓来。

当地许多知名的高端酒店也都始建于那个时期，从一家6间客房的小酒店中起家的Jetwing集团便是其中之一。该集团目前在17个地区开有34家酒店，其中24家都在海边，其旗下的首家酒店Jetwing Blue距离尼甘布海滩不过百米，站在酒店门廊的入口处，便能瞧见另一头的印度洋。

在海滩度假市场的推动下，斯里兰卡的旅游业迎来了高速发展。1975年，该国的入境游客人数首次突破了10万人，直至1982年内战前夕，其每年的游客增幅都能维持在24%上下。内战结束后，斯里兰卡的旅游业再次步入了快车道，比起渔业和纺织业所代表的农业和工业，旅游业所在的服务业才是斯里兰卡最主要的经济支柱。

2018年，斯里兰卡的GDP总额为889亿美元，农业、工业、服务业和税收在GDP所占的比重分别为7.9%，27.0%，56.8%和8.3%，旅游业作为该国外汇收入的第三大来源创收44亿美元，同比增长11.6%，占GDP的5%。

而这个海岛国家拥有的也不止是海。

在这片南北长432公里、东西宽224公里的土地上，坐落着六处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阿努拉德普勒圣城与波隆纳鲁沃古城点缀着舍利塔与古建筑遗迹，丹布勒金寺与狮子岩留有千年前的佛像和壁画，康提圣城和加勒古堡则述说着王国的兴衰和殖民的过往。

“除了雪，什么都有”——形容的便是斯里兰卡。宋杰文常说，自己的国家很神奇，它的面积虽然不大，但却可以做到东岸晴热，西岸下雨，海边吹空调，山顶开暖气。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在南边，你可以看到海洋里最大的动物，蓝鲸；在中部，你可以看到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大象。”

旅游业渗透在这个国家的每一寸土地上，但它与渔业一样，也得“靠天吃饭”。2018年，斯里兰卡迎来了230万人次游客，也被《孤独星球》评为了“2019年最佳旅行国家”，然而在今年4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恐袭如海啸般吞没了这一切。

Jetwing集团董事长希兰·库雷（Hiran Cooray）告诉记者，在4·21连环恐怖袭击发生后的五天内，他们就有5万房夜（room nights）被取消，共计损失700至800万美元。

就在袭击发生前夜，库雷一家才刚刚结束了一场生日会，希兰的儿子、同时也管理着Jetwing Hotels营销部门的哈山·库雷（Hashan Cooray）回忆说，谁也没料到那个周日的清晨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之后的两周，一切都很缓慢，尤其是第一周，大家连来上班都不敢，”哈山说，“因为大家都在传可能还会有更多袭击，有人会敲你家的门把你的头砍下来之类的，所有人都很害怕，所以更容易相信。”

国内的民众尚且如此，更何况国外的游客。为了重塑公众信心，斯里兰卡快刀斩乱麻地取缔了极端组织，在全境加强了安保，同时也打出了低价和免签牌，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恐袭所带来的影响降至最低。

在6月30日与希兰在他的家中对话时，Jetwing在8月份的新预订已有1万房夜。“这是个好兆头，”希兰说，“估计到8月，我们的业务应该能恢复50%到60%，8月原本也是我们的旅游旺季。”

彼时的科伦坡街头，荷枪实弹的警察已不多见，遭遇袭击的尼甘布圣塞巴斯蒂安教堂仍有警察持枪把守，但也已修复了大半。7月底，发生爆炸的科伦坡金斯伯里大酒店首次发出了满房停售通知，这从侧面反映出斯里兰卡的旅游业正在逐步回温。不过希兰也坦承，斯里兰卡可能需要24个月才能够完全恢复。

想“出海”逐梦的岛民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这样的恐怖袭击都是难以承受之重，于斯里兰卡尤甚。

人口普查和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斯里兰卡，旅游业直接雇佣了16.9万人，还有21.9万人的生计与之间接相关，而根据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的估算，旅游业或为该国的100万人提供了工作岗位。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这个海岛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内战结束后，斯里兰卡通过兴建道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释放了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但该国经济仍以农业和服务业为主，工业上也多为纺织服装、采矿采石和一些初级加工业，几乎没有重工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尚未形成，仍处于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的初始阶段。

《一带一路面临的国际风险与合作空间拓展——以斯里兰卡为例》指出，多年以来，斯里兰卡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消费驱动，与亚洲其他由投资驱动的新兴经济体市场形成反差，其扩张的公共财政带来了高负债水平与经常账户赤字，也使其越来越倚重于外债来支持预算。

尽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认为，斯里兰卡的借债主要用于以基础设施为主的经济建设，用途和期限结构都相对合理，债务风险仍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但斯里兰卡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of Sri Lanka）在《斯里兰卡2018年经济状况报告》中指出，未来，气候变化、油价上涨、发达国家收紧利率等国内外因素还将继续冲击斯里兰卡的脆弱经济。

斯里兰卡现只有两条高速公路，一条贯穿南部与西部沿岸，一条连接科伦坡与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只有在科伦坡和康提这样的大城市，才能看到宽阔的马路与交通信号灯，其余城际公路多为两车道，若想超车就得逆行，全看司机的车技。

不过在内陆城市，私家车并不多见，主要都是突突车与公共汽车。宋杰文说，斯里兰卡的车都是进口车，买就几乎得付100%的税，三个月前他买了一辆车，贷款利率是14.5%，而在四年前，这个利率是9%。

斯里兰卡的公立医院与学校提供免费医疗与教育，外国人看病也不用给钱。但斯里兰卡人在国内的普遍收入并不高，43%的人收入水平为每天2美元左右，与记者同行的司机与导游助理，不算小费，月薪也不过1.5万与1万斯里兰卡卢比，折合成人民币，不到600和400块钱。

宋杰文说，斯里兰卡人一般50到55岁就可以退休，如果老板同意可以再多干五年，但他们没有退休工资，只有一笔一次性的退休抚恤金。他的父亲是公共汽车司机，60岁退了休，拿了一笔6万斯里兰卡卢比（约2300元）的抚恤金，母亲是家庭主妇，老了没有钱。

“在这里，42%的年轻人都会去外国工作，”宋杰文说。斯里兰卡是对外劳务输出较多的国家，共有近180万人在海外务工，主要在中东地区。2018年6月，斯里兰卡就业人口为797万，失业率为4.6%，劳动参与率为51.1%，青年失业率为21.8%。

年轻时，宋杰文当过服务员，也在茶园工作过，后来去了沙特阿拉伯，学了德语又去了德国，如今，他的主业是向德国出口椰子壳的纤维。“这个不太累，还可以吧，”宋杰文说，“以前我比较忙着赚钱，现在比较懒，我40岁，年纪大了。”

身为导游，宋杰文希望游客能早些回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安全的，没事了，没问题了，每个地方都可以去。”而身为父亲，他希望自己的两个孩子以后能“出海”，“我想让他们在外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