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那年，生活在卢布尔雅那的扬科·维伦克（Janko Vrhunc）每个周日都会参加蒸汽火车的驾驶培训。如今已84岁的维伦克回忆道：“那时候，我们每一次培训都要签到，然后要检查每一节车厢和火车的状况，还要和所有工作人员交流，了解情况。我会问火车司机：火力够不够大？还要问售票员：售票情况如何，是否发车，有没有准备好制服等。”

培训三个月后，人们就认为包括维伦克在内的这20多名学生已经能够在成年人的监督下自主运行这条小型先锋铁路。维伦克说道：“我们将火车开出卢布尔雅那中心车站，火车司机站在一旁，让我们来驾驶和操作。在自主操作的过程中，有一个学生失足摔落到车轮底下，失去了一条腿。”

这条小型先锋铁路于1948年开通，是苏联和东欧集团国家建造的多条儿童运营铁路之一，用于培养年轻人对于技术的兴趣，为日后他们从事工程类工作打基础。起初，这个新项目很受欢迎，但是几个月后，南斯拉夫与苏联断交，政府对于这个项目的资金投入和热情都减弱了。到了1954年，这个项目就被彻底终止了。

现如今，在卢布尔雅那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铁路的痕迹，曾经盛行一时的儿童先锋铁路项目也仅存在于少数在世的“先锋”的记忆中。城市暂时性艺术博物馆（MoTA）的项目协调员Neja Tomšič表示：“现在在先锋铁路的遗迹上只有一条自行车道。”

Neja Tomšič和她的同事Bricelj Baraga将先锋铁路归为“新遗迹”（nonument），指那些被遗弃、废弃或是遗忘的20世纪的建筑、公共空间和基础设施项目。

“新遗迹”保护组织是一个国际研究小组，Tomšič和Baraga与小组里的研究人员及艺术家合作，共同研究和标记那些逐渐衰落的文化遗迹和粗野主义建筑，并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归档。目前，他们正在欧洲和前苏联国家范围内建立一个包括120个案例研究在内的数据库，并计划在今年出版成书。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些历史，Tomšič和Baraga会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在“新遗迹”的所在地定期举办保护文化遗迹的活动。今年五月的一个晚上，他们借助灯光和音响装置重现了卢布尔雅那最早的先锋铁路。一群身穿银色连体衣的舞者手持发光的灯管沿着当时的铁轨轨道伫立，与远处闪烁的灯光交相呼应。

同时，观众耳机里播放的是维伦克采访幸存的几位先锋的音频。小时候参加过火车驾驶培训的Alojzija Eržen在采访中说道：“铁路到底有什么魅力呢？它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你的全部。它承载的是那个时代的童年时光，你可以在那里开展社交活动，结识许许多多的朋友。”

同样在儿时参加过铁路培训的Fani Rižnar在世时也接受了维伦克的采访。Fani Rižnar在采访中回忆说：“我常常在那里呆到很晚，和车站站长一起呆到晚上十点。那时候我总是哭，在车站会哭，回到家了还是哭，直到很晚，哭着睡着。后来，这个项目被废止了，我人生的一部分似乎也被带走了。”

这些“新遗迹”往往在一些经历过政治动荡或社会局势紧张的地区，而且这些建筑物和纪念碑所承载的政治指向通常都异常鲜明，两极分化显著。Baraga认为：“这些‘新遗迹’体现了某种类型的社会冲突，这种冲突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我认为这就是它们没能得以保存下来的原因。”许多“新遗迹”目前都处在毁灭的边缘。Baraga进一步补充道：“正如在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时期所发生的那样，现存的“新遗迹”也在渐渐被人们废弃和遗忘，任其溃败。”

在远离东欧的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新遗迹”保护组织首次在美洲举办了一场“复苏文化遗迹历史”的活动。2014年，Tomšič搬到巴尔的摩做驻地艺术家。在此期间，Tomšič了解了位于麦凯尔丁广场的大型现代喷泉和公共空间的相关历史。这座喷泉为混泥土构造，基座为多层不规则雕刻而成的阶梯结构，与人行道相互交织，占地面积将近半英亩。自1982年开放以来，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颇受欢迎的活动和抗议集会场所。从2001年开始，一群身着黑衣的女性每周都会在那里举行和平集会。2011年爆发的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也以此地为据点，在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死后，抗议者还在那里举行了多次活动。多年来，政府一直计划将这座喷泉拆除，并在2015年，最终形成决议。

当地有许多艺术家、建筑师和社区成员都反对拆除喷泉的决议，其中包括美国马里兰州大学巴尔的摩县校区（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的视觉艺术教授Lisa Moren。她与“新遗迹”保护组织合作，通过采访收集当地人对于喷泉的记忆和故事，并组织了一系列相关活动。其中，有一场游行，参与者将小小的烛光船放入水中。同时，他们还建造了一座3D模型，细致还原了这座“新遗迹”。

2016年，这座喷泉被彻底拆除。然而，利用3D模型，结合采访过程中收集到的故事和信息，Moren和“新遗迹”保护组织的成员开发了一款交互式增强现实体验的应用程序，将喷泉的3D模型进行数字化处理，用户就可以通过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直接了解喷泉的构造和布局，还能听到有关这座喷泉的历史故事。Moren表示：“对于巴尔的摩这座城市来说，需要一些20世纪的现代主义元素，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些东西无法永远在记忆中留存。人们总有一天真的会忘记那些存在过的事物，及其相关历史。”

“新遗迹”保护组织下一个目标是保加利亚的飞碟纪念碑（Buzludzha Monument），因其造型酷似飞碟而得名。这座由保加利亚共产党修建的混凝土结构纪念馆坐落在巴尔干山脉的一座山顶上，一座细长的瞭望塔伫立在庞大的圆形主厅旁边。保加利亚共产党过去曾经常在这里举办仪式，主厅里篇幅巨大的镶嵌画讲述着他们的历史。飞碟纪念碑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仅仅十年之后，它就被遗弃了。之后，飞碟纪念碑渐渐地被岁月和自然的力量侵蚀，成为了抢掠者和城市探险家的冒险圣地。

今年春天，Tomšič和Baraga前往保加利亚搜集相关资料。他们用无人机拍摄了纪念碑的外部和景观，并对其内部进行了激光扫描。利用摄影制图法所收集到的测量数据，结合一系列高性能的电脑智能终端，由乔治奥斯·阿托普洛斯（Georgios Artopoulos）所带领的团队将创建飞碟纪念碑的数字模型，人们通过耳机或手机就可以在虚拟现实的世界里详细了解飞碟纪念碑的构造和相关历史。

当地政府明文禁止进入飞碟纪念馆，并有一名警卫在现场驻守，防止他人进入。事实上，飞碟纪念馆正在逐渐坍塌。强风和大雪加速了建筑的腐坏。阿托普洛斯告诉我们：“我过去从事建筑行业，我这辈子见过很多混泥土建筑，飞碟纪念馆是我见过的质量最差的混凝土建筑。它根本无法承受这些恶劣的环境条件。”

“新遗迹”保护组织计划在今年秋天举办有关飞碟纪念碑的相关活动，届时将对公众开放飞碟纪念碑的虚拟数字模型。

Tomšič和Baraga都无法确信这些建筑能够保留下来，但是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努力，至少能够将与这些遗迹相关的历史和故事保存下来。正如Baraga所说：“即便某一天这些建筑会像麦凯尔丁喷泉那样在现实中不复存在了，但我们还是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将其保存下来，让后人也得以欣赏其建筑结构之美。”

（翻译：刘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