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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不被尊重:那些偏执的年轻人到底是学生还是顾客?

“如果他们大学四年一直对自己的教授和学校如此不尊重,那就别指望他们以后会尊重其他公民。”

来源:视觉中国

“当感觉高于理性或事实,教育就注定成为商业。面对专业知识,情绪是一种无懈可击的攻防手段,当你用愤怒和怨恨筑起一道护城河,所有的推论和知识很快都会淹死在里面。当学生明白情绪压倒一切,他们就会把这个技巧运用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在《专家之死》一书中,美国海战学院国家安全事务教授、哈佛继续学院兼职教授托马斯·M·尼克尔斯(Thomas M. Nichols)如此感叹。

年轻人似乎从未像当下这般偏执易怒,如此熟练地运用种种手段打压自己不认同的观点,当这一现象已经出现在大学之中,不禁令人感到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年轻人的这一倾向亦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当知识分子被污名化,当专家被哂笑为“砖家”,当“我”的观点被抬高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有原则、有见识的争辩越来越缺乏生存的空间。

在尼克尔斯看来,反智主义盛行的一个源头正是在高校。21世纪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本应培养出更多有思辨能力的合格公民,却招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负面作用:“人人都应该且必须上大学”唤醒了一种“我与最有成就的学者和专家平起平坐”的狂妄自信。而高校本身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高等教育产业化后,越来越多的本科学府为了吸引生源尽其所能,想方设法投学生所好,建立起了一种“学生是顾客,有权利挑挑拣拣”的认知。然而尼克尔斯指出,正是“现代大学这种襁褓一样关爱的环境”让学生幼稚化,让他们丧失了进行有逻辑、有内涵的论证的能力。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节选了《专家之死》的第三章《高等教育:顾客永远是对的》。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即时通讯消解了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合理界线,让老师变成了需要随时随地满足学生、将知识喂到他们嘴边的服务人员,也让学生失去了谦逊和自省能力;让学生给老师评分虽然有助于提升老师的教学水平,但更多的情况下则是让学生变成了挑剔的顾客而非有批判思维的人;“政治正确”让本就缺乏思辨能力的学生越来越偏执狭隘,这挤压了大学本应具备的学术自由和思辨的空间。这些趋势足以令人警惕,尼克尔斯认为,当个人情绪和人身攻击压过了冷静、有逻辑的辩论,民主社会的基石就将摇摇欲坠,“如果他们大学四年一直对自己的教授和学校如此不尊重,那就别指望他们以后会尊重其他公民。”

《专家之死》作者托马斯·M·尼克尔斯

《高等教育:顾客永远是对的》(节选)

文 | 托马斯·M·尼克尔斯 译 | 舒琦

我就给你发电邮不行吗

在当今的高校,把学生当客户、视专业知识为产品是显而易见的,即使从一些细枝末节上也能看出来。比如电子邮件的影响,电邮让一些通常不敢在人前表现的学生也敢于做出各种各样古怪的事情。

就算我们暂且不论一些人在周末饮酒作乐后写了邮件然后点击“ 发送”这样偶然的失策,电子邮件还是让人错生出一种亲密感,腐蚀了有效教学所必不可少的界限。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这是电子媒体互动的一个普遍特性,但是教师和学生之的交流如此不正式, 便是又多了一个佐证,说明专家及其技能受到的尊重日衰,大学生活在其中是如何发挥了作用的。

电子邮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校园开始流行,10年而已, 教授们注意到即时通信已经带来了变化。2006年,《纽约时报》询问高校教育者与学生通电邮的感受,他们的挫败感非常明显。“这些天,”《时报》写道,“学生似乎认为(教职员)是随时待命的,源源不断地给他们发很随意或完全不妥的邮件。”一位乔治城的神学教授告诉《纽约时报》:“学生在电邮里的语气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我需要知道这个,你现在就要告诉我’,那种随意有时候已经到了咄咄逼人的地步了。”

电邮就像社交媒体一样,把对话的人放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 让学生觉得给老师发电邮就像和客服部门交流一样,这种感觉让学生很自在。这就直接影响了对专业知识的尊重,因为这种模式让问问题的学生和回答问题的老师之间再无区别。正如《纽约时报》所提到的:

过去,教授可以指望学生顺从,但现在他们的专业知识似乎已经变成了另一种服务,而学生就像任何消费者一样正在花钱购买这种服务。所以,学生可能就无惧冒犯老师,敢催促老师,甚至问出一个暴露自己判断力糟糕的问题。

弗吉尼亚州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的社会学教授凯思琳·E·詹金斯(Kathleen E. Jenkins)说过,她曾经收到一封学生的电邮,这个学生错过了她的课,找她要教学笔记的复印件。

面对教职员关于电邮的此类抱怨,一名阿默斯特的大二学生说: “如果我和教授沟通的唯一方式就是去他们的办公室或是给他们打电话,那我就要好好权衡一下或是对事情分个主次了。这个问题到底值不值得去一趟办公室?”

对于这一点,教职员可能会回应说:“问题就在这里。教授不是提供知识的贴身仆人或随时待命的笔友。他们的存在不是为了即刻解决学生的每一个问题——包括给学生建议该用活页夹还是分科目笔记本(一名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在报告中这样写过)。学生在高校本来就应该学会一件事——自立,但如果只需要敲几下键盘就能找教师解决问题,为何还要自己费心查找呢?” 

教育的初衷本来是要治好学生身上的这些坏毛病,而不是加以怂恿。但出于诸多原因,包括怕丢了工作,教授有些时候不愿意负起责任,尤其是那些非终身教职员或助教。当然,他们当中有些人对学生平等相待,是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学生真的是与他们相匹敌的人。教与学皆受这种错误观念所累。一些教育者甚至还重复一句老话:“学生教会我的,与我教给学生的一样多!” (恕我直言,对于那些在教学生涯中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同事们,我不得不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只能说你不是个好老师。) 

要想阻止课堂里的角色逆转,就需要老师重申自己的权威。但这样一来,首先就需要推翻视教育为客服的整个观念。课堂的反革命运动恐怕不会受到以学费为中心的管理人员的欢迎,而且无论如何在客户中可能会相当不受待见。

多年来,詹姆斯·沙尔神父的政治哲学总是会在第一堂课上就让乔治城大学的学生感到震惊,他会分发一篇他写的文章,叫作“学生应该给予老师什么”。举个例子: 

学生对老师有义务。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歪理邪说,但我们先把这句话搁在这里。

首要义务,尤其是在新学期的前几周要执行的,就是对老师的适度友好,对老师的信任,对老师有信心,愿意承认老师阅历丰富、洞悉事理,和学生不同,老师知道发展的方向。我在这里也不想忽略掉一些意识形态的教授,他们会把自己的意志观念强加于人,这样的危险的确存在。但做学生还是需要一点儿谦逊的。

所以,学生应该给予老师的是信任、顺从、努力和思考。

沙尔多年来一直要求学生阅读这篇文章,直至退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在今天的校园,你告诉学生他们需要更加努力, 对自己的才能要有更多面的认识,要信任自己的老师,看看会引起怎样的反弹和愤怒。今天的很多教职员想必也是赞同沙尔的,但他们不能冒着激怒学生的风险,因为正如每个服务行业人士所知,客户永远是对的。

无论是否出于善意,学生与老师的才学和社会地位相当以及学生的观点可与教授的知识相匹敌这些想法可以说害人不浅,让学生的潜力不得开发。学校非但不去矫正年轻人的迷思,反而还常常加以鼓舞,结果人们就真的把自己想象得比实际聪明。正如社会心理学家戴维·邓宁所说:“过去我们对无知的理解就是知识匮乏,这让我们相信教育就是天然的解药。但是教育,就算我们拿捏得当,还是会让人产生不切实际的信心。”

那如果教育实施不当,事情会变得多么艰难,可想而知。

请温柔地评价我

大学和学院还做了一件事,强化了学生是顾客的观念,降低了对专业知识的尊重,那就是鼓励学生给老师测评,就好像学生和站在讲台上的老师是平起平坐的。20世纪60年代之后,学生要求被重视、增加参与度的运动兴起,学生测评自此诞生,并延续至今。现如今,商业帝国,包括教育界,都对“度量”走火入魔,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用得更多,甚至到了滥用的地步。

我其实支持有限度地采用学生测评。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从我第一天开始教书起,我一直表现很好——我在美国海战学院和哈佛继续教育学院都得过教学方面的奖——所以我没有什么私人恩怨, 在这里绝不是别有用心。我也曾经在教务处工作过,既然监管一个院系,审阅学生给其他教职员的测评便是我的职责之一。那些年里, 我看过数千份测评,出自不同年级的学生之手,如果处置得当,是很有价值的一个举措。但不管怎么说,测评这件事现在已经全盘失控,学生给男女教授写评价的时候,感觉就像在写影评,或是在评价一双鞋子。

测评通常会落入一个灰色地带,大多数老师都是称职的,大多数学生一般都喜欢这个课程。测评最大的用处就是帮我们发现趋势: 纵观多年度的测评,能帮我们找出最佳和最差的老师,如果看测评的人擅长解读学生写评价时的心思,那就尤其明显了。(比如,“她很无趣”通常就表示“ 她期待我去读她布置的书,而不是逗我开心”。)在我自己的课堂上,我会利用测评来发现这个课上的可取之处和无益之举,比如哪些书或讲座应该取消,哪些又应该保留,或是我对一个学期感觉特别良好或是比较不足的时候,帮我看清学生是否和我观感一致。

但是,无论如何,问一个学生他们有多喜欢自己所接受的教育, 这样的体系还是有问题的。学院不是一个餐馆。(我读学生的评价时, 有时候会看到类似点评网站式的评价:“这门统计学入门课上得有点儿凉,但内容很实在,我的搭档选了一门世界宗教概略,透着一丝辛香气息。”)评价老师造就了一种思维习惯:虽然外行对某个学科领域所知明显逊于专家,但还是习惯于评判专家。

学生测评还是一种高灵敏度的指示器,连一些最细枝末节和无关痛痒的事情都会影响到指针,从座椅的舒适度到上课时间。有些就直接忽略好了,有些就很奇怪,奇怪到教授们会把自己得到的最糟糕或最古怪的评价拿出来分享。比如,我的一个同事曾经主讲过英国海军历史,内容详细,而一个军事学生唯一的评语就是老师应该熨一熨衬衫了。我认识的一个顶尖历史学家在学生测评中常常被取笑个子矮。还有一个本科生曾经告诉我,说我是个出色的教授, 但我需要减减肥(这一点很对)。另一个学生很不喜欢我,我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他/她在评语中写道,他们会为我祈祷的。

这些评语确实很好笑,但这都是在鼓励学生把自己视为裁判, 可以任意评判老师的才能学识。当教育的意义在于确保顾客开心, 学校对测评的依赖,迫使弱一些或缺乏保障的老师沦为跳舞的小熊, 努力取悦学生,这样才能保住这个课(和教授的合约)能延续到下个学期。如此一来,就形成了老师迎合学生和分数膨胀的恶性循环, 还很顽强。

学生的确应该更多地参与到自己的教育当中,而不只是当一个旁观者或信息接收器。参与和辩论是大学的生命线,学生对教授的思想和教学能力的批评,教授也不能置若罔闻。但是,教育的工业模式已经把上大学降级为一种商业交易,学生学着变成挑剔的顾客, 而非有批判思维的人。专业知识也因此受到波及,对现有知识的攻击因而变得火力更猛,两相夹击之下,大学的办学宗旨碎了一地。

《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
【美】托马斯·M·尼克尔斯 著 舒琦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3月

学院不是安全空间

这些年轻的男孩女孩并不像我们想象中或有时候在媒体或流行文化中所描述的那么不负责任。我们看着校园喜剧电影发笑,天真地忆起我们做学生时不负责任的点滴,然后严肃地告诫孩子们不要像我们一样。如果我们喜欢学生发起的活动,就会为他们的激进主义喝彩;如果我们不赞同,就会强烈谴责。对于紧随其后的那一代人,成人总是容易变得吹毛求疵。

但这也不能成为学院容忍自己的校园变成马戏团的理由。美国人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会波及大学校园,这一点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不是高校低头的理由。不要误会:美国的校园不仅日益把知识权威拱手让给孩子,还让给了直接攻击自由探索传统的活动分子,这可是学术界本应捍卫的传统。

对于那些我认为是对自由探索的攻击,我有很多强烈的观点,但我不想在这里公开发表。有几十本书和许多文章都是讲高校如何沦为政治正确的安全港,师生中的理论家所实施的严苛法规如何压制了学术自由。我想我没有必要在此赘述。

但是,谈到专家之死,还是很有必要思考一下,现在的校园风潮,包括“安全空间”和说话法则,是怎样腐蚀了高校,让高校无法培养出具备批判性思维的人。(记住,“批判性思维”不等于“肆无忌惮的批评”。)把上大学变成一种购物行为,教会青春男女在评估一个学校的时候,要考察各种因素,除了教育。同样,学校迎合年轻活动分子的方式,让他们再一次相信,一个大学生的使命是启迪老师,而不是老师启迪学生。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如果单指出某一所大学的某个政策或争议,还显得有失公允。这个问题在美国大学极为普遍,而且自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反复上演,且每一波浪潮打过来的力道不一。今天这个浪潮的不同之处,尤其是在培养受教育公民这方面尤其令人担忧的一点,就是现代大学这种襁褓一样关爱的环境是如何让学生幼稚化,让他们缺失了进行有逻辑、有内涵的论证的能力。当感觉高于理性或事实,教育就注定成为商业。面对专业知识,情绪是一种无懈可击的攻防手段,当你用愤怒和怨恨筑起一道护城河,所有的推论和知识很快都会淹死在里面。当学生明白情绪压倒一切,他们就会把这个技巧运用到生活的其他方面。

高校本应是一个平静的地方,受过教育的男性女性在这里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在这里学习学术探索的模式。然而,很多院校已经被学生绑架,学生要求自己的感觉高于一切。学生不疑有他,就是认定自己有权利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们一直都是这样活着的,直到他们上大学,在他们生活的治愈系文化中,没有什么想法不可以表达,没有什么感觉会被忽视。

不过,学生的激进主义还是正常大学生活的一部分。青少年就应该是激情澎湃的,这是十几岁或二十几岁孩子的天性。我还是一个很老派的人,希望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凭借自己的教育成为未来选民的领袖,所以我很赞成未来的选民能在辩论和讨论中锻炼他们的政治推理能力。

可惜,新的学生激进主义倒退回半个世纪前的样子:偏狭,教条,甚至还夹杂着威胁和暴力。学生正在动用极端的语言,越来越喜欢抓住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不放,这一点儿很讽刺(或者可以说很悲哀)。婴儿潮的那一代人也许能辩解说他们破坏校园是为了和平,毕竟在1967年,的确有年轻人被征兵送到某个亚洲的丛林,这种情形让人情绪激动,也是可以理解的。还有,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少数群体的人才被法律认可为美国公民,所以他们觉得除了示威抗议之外,没有什么别的方式能引人瞩目,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不过示威抗议触发暴力终究是不对的。

可是,在今天,一点儿子虚乌有的怠慢就能让学生爆发,这点儿小事和为民权斗争或送去战场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现在的学生喜欢小题大做,一点儿恶作剧就会让他们变得歇斯底里。他们还学会了有理就在声大,以为情绪和音量总是能打败说理和实质,所以他们筑起了一个堡垒,在未来的人生中,没有哪个老师、专家或知识分子能够打开一个缺口。

比如,2015年,耶鲁大学一个舍监的妻子贸然地说,如果少数族裔的学生觉得有些万圣节服装冒犯到自己,可以选择无视。整个校园都炸开了锅,甚至有学生用尖叫嘶吼着呵斥教授。“你身为舍监,”一个学生当面指着教授痛骂,“你的职责就是为学生营造一个舒适的空间,一个家一样的地方……你懂吗?!”

这名教授轻柔地说道:“不,我不同意。”这名学生就开始连珠炮一样攻击他: 

“那你[脏话]为什么要接受这个职位?!谁[脏话]雇了你?!你应该辞职!如果当舍监是像你想的那样,你就应该辞职!当舍监不是要营造一个知识空间!不是的!你明白吗? 是要营造一个家。你没做到!”

但是,耶鲁大学非但没有惩戒言论出格的学生,还向发起炮火攻击的学生道歉。这名舍监最终辞去了舍监的职务,只当一名普通的教职员,而他的妻子,辞去了教员的职务,彻底离开了大学讲台。

对于四面八方的教职员,这个教训是显著的:一个顶尖大学的校园不是探索知识的地方,而是一个奢华的家,租赁期4~6年,每次入住9个月,入住的都是精英家庭的孩子,他们冲着教职员吼叫的时候,感觉就像在呵斥殖民时期豪宅里笨手笨脚的仆人。

当耶鲁大学的喧嚣过去一个月,密苏里大学爆发了一场示威, 起因是一件很幼稚的事,有人用粪便在浴室的墙上画了个纳粹党党徽。对于这所密苏里州的一流公立大学来说,除了把墙洗干净,还能怎么做呢,但是无论如何,校园沸腾了。“你知道什么是有组织的压迫吗?!”一个学生对着狼狈的密苏里大学校长叫嚣着。“谷歌一下!”她大吼。有一次,有学生记者受到一名礼聘教授的骚扰和威胁,非常讽刺的是,这事就发生在新闻学院。在这些闹剧上演几天后,大学校长辞职。(示威发生后还拒绝取消上课的那个分校校长和一个教授也步了后尘。) 

但是,密苏里大学不是耶鲁大学。无论如何,想进耶鲁大学的大有人在,密苏里大学就没这么硬气了。由于示威和辞职事件,密苏里大学接到的入学申请和捐赠都受到冲击。几个月后,和学生发生冲突的新闻学院兼职教授被解雇了。当硝烟散去,学校的教职员、行政管理人员、申请人和捐赠都少了,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 就是因为一帮学生,在一小撮教职员的推波助澜下,让一个大型公立大学里的授业者与学习者角色互换。

有意思的是,这个主题常常能把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英国学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因为宗教方面的观点让保守派如鲠在喉,他对“安全空间”这整个想法很是困惑; 美国学生要求安全空间,保护他们不受任何可能“触发不适”的政治表达的影响。道金斯完全不留情面:“一个大学不是一个‘安全空间’,”他在推特上这样写道,“如果你需要一个安全空间,走,回家去,抱着你的泰迪熊,吮吸你的大拇指,直到你准备好上大学。”

无独有偶,耶鲁和密苏里大学事件落幕后,《大西洋》(Atlantic) 撰稿人康纳·弗里德斯多夫(Conor Friedersdorf)写道,“发生在耶鲁大学的事不会止步于此”,未来的精英正在内化的价值观,不是言论自由,而是十足的偏狭。“这些学生让人同情,”弗里德斯多夫后来这样写道(我不同情,但弗里德斯多夫比我更通情达理),“但是,如果一封关于万圣节服装的邮件就能让他们罢课,感觉崩溃, 要么是他们需要接受心理健康专家的帮助,要么就是他们被那些削弱人意志的意识形态观念给误导了;在他们习得的观念中,就包括他们应该为什么感到痛苦,这一点令人悲哀。”

与此同时,一名自由派的专栏作家兼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assee)法学教授格伦·雷诺兹(Gelnn Reynolds) 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解决方案。

要想成为一个选民,就必须能够参与成人的政治讨论。这就需要聆听反方的论点,甚至——就像我在这个专栏里所做的一样——在新证据出现的情况下改变主意。

所以,我们或许应该把投票年龄提高到25岁,唯愿这个年纪的人有一定的成熟度。要把大学生当孩子一样对待已经够糟心了,还要被这帮被宠坏的孩子接管,那就忍无可忍了。不能理性讨论万圣节服装的人,还不配在一个伟大国家的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

我几乎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没有人会回应雷诺兹教授的修改宪法建议,但他的评论,和其他一些观察家的评论一样,直指这个怪异扭曲的悖论:大学生一方面要求管理学校,另一方面又要求学校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他们。

对此问题,我也还是无解,尤其是在学生上大学之前,无能为力。就像大多数教授一样——我希望——我能以清晰的标准管束我的学生。我期望他们学会如何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能够冷静、有逻辑地展开辩论。我依据他们在考试中答题的情况和书面作业的质量来打分,而不是依据他们的政治观点打分。我要求他们尊重同学, 在课堂上交流思想和观点的时候不要夹杂个人情绪和人身攻击。

但是当学生离开我的课堂,我深感担忧,因为我知道我无法再主持他们的辩论。我阻止不了他们拒不接受他人意见,阻止不了他们拒绝接受事实,阻止不了他们谴责善意的建议,也阻止不了他们强行把自己的感受充当事实,要求别人接受。如果他们大学四年一直对自己的教授和学校如此不尊重,那就别指望他们以后会尊重其他公民。如果我们不能再指望大学毕业生在美国生活中引领理性辩论和讨论,分辨知识和感觉,那我们已经危机深重,专家亦无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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