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最后的探戈》是贝纳尔多·贝托鲁奇1970年代艺术电影中备受争议的一部作品。它从一幅油画开始，画中一名男子躺在红色的床上，只穿着T恤，肉红色的大腿闪闪发光，脸上炸开了墨色涂料。同时出现的还有另一幅油画，是弗朗西斯·培根笔下的卢西安·弗洛伊德肖像。随着缱绻的爵士乐缓缓流淌，电影的开场字幕在画布旁边滚动。最后，镜头切换到穿着骆驼牌大衣的马龙·白兰度在巴黎一座桥上大喊：“该死的上帝！”

在贝托鲁奇运用这些油画的背后，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一场艺术展览席卷巴黎，让弗朗西斯·培根成为了欧洲伟大的艺术家——却让另一个人死在了酒店卫生间里。1971年10月，这场培根在巴黎大皇宫的个人作品回顾展让贝托鲁奇感到震撼。当时的贝托鲁奇正准备在巴黎拍摄他的电影——他带着白兰度一同观看了展览。他后来回忆道，他强烈要求马兰度“把自己和培根的人物形象相比较”，“因为我觉得，和他们一样，马龙的脸和身体也有一种奇怪的的可塑性。”

这种令人不安的品质并不局限于这两幅作品。《房间里的三个人物》是培根在1964年画的一幅两米高的三联画，它有充分的可塑性来填充所有人的噩梦。在左边，一个男人赤裸着，背对着我们坐在马桶上。他似乎没有骨头，除了一排穿过他粉红色、橙色和蓝色皮肤的椎骨，这些骨头很难控制松弛肌肉的四散。这个人的臀部就像是塞子一样和白色陶瓷紧紧贴合。

回顾展的第一批参观者不知道这个形象与培根的个人痛苦有着多么不可思议的关联。《房间里的三个人物》是这位艺术家的情人乔治·戴尔众多肖像中的一幅，它吸引了整场展出的目光。但是在10月24日，展出开幕的两天前，圣徒佩雷斯酒店的工作人员发现戴尔的尸体瘫倒在马桶上。他死于用药过量。

培根的艺术在巴黎产生的特殊影响，以及笼罩着成功的残酷死亡，使这次展览成为他艺术和生活的决定性时刻。它的幽灵现在又重新在巴黎出没。今年秋天，蓬皮杜中心正在上演一出新的培根大展。它从重访巴黎大皇宫的展览开始，探索从那时起直到培根在1992年去世，当艺术家反复用三联画来纪念戴尔时，他是如何思索希腊悲剧和现代诗歌的。

乔治·蓬皮杜是一位有教养的法国前总统，蓬皮杜艺术中心是他广受喜爱的纪念碑，而在40多年前，也正是他正式宣布了巴黎大皇宫那场展览的开幕。尽管培根是英国人，但很难想象前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或泰德·希思会对这些关于悲惨人物的大胆绘画有同样的兴趣。据说玛格丽特·撒切尔称培根为“画那些可怕的画的人”。但是在法国，培根和巴黎是天生一对。

在这座城市里，其丰富而迷醉的先锋派传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和阿蒂尔·兰波，在一个与灰色而保守的英国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培根的展览大获成功。在英国，他于20世纪50年代已经成名。和他的朋友卢西安·弗洛伊德一样，他擅长用肖像画来迎合英国人的口味，这些肖像画无论多么激进，持怀疑态度的战后英国观众都能认可。但是在巴黎，其艺术的现代性和极端性不需要人文主义的外表。在性与死亡之城，培根如鱼得水。

一张培根在巴黎大皇宫开幕仪式上的照片让人们瞥见他是如何轻易地融入法国肮脏的现代主义传统之中。照片中，他正在和两位白发的超现实主义画家安德烈·马松及胡安·米罗聊天。到了1971年，巴黎战前舞台上的这些巨头仍然健在——但马松将我们与更早的反叛联系在一起。当富有的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购买居斯塔夫·库尔贝的《世界的起源》时，他觉得这幅近乎解剖式的女性性器官绘画应该有一个“封面”，就像早期的情色画一样。

所以马松在木制面板上勾勒库尔贝裸体画的诡异轮廓，呼应了当时隐秘的大师杰作。从库尔贝到超现实主义运动，再到《巴黎最后的探戈》中的墓志铭，法国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都将典型化的性视为一种颠覆的力量，偏好一种极具争议的多样性。

简而言之，巴黎已经为培根做好了准备，他也给了它想要的。在巴黎大皇宫展出的100多幅画作中，他加入了自己的《两个人物》，这幅作品有一种启示的感觉：黑暗卧室的一扇门开着，在粗略涂绘的白色床单上，两名裸体男子在发生性关系。当他们以动物的放纵尽情享受时，上面的男人正斜睨着画外。这是他最伟大的画作之一，在当时的巴黎可以被欣赏，但对1971年的英国来说仍然很难。

然而，是培根后来的画作定义了这场展览。其中许多作品的主角是伦敦东区一名无关紧要的罪犯，他于1963年成为培根的情人。乔治·戴尔来自一个将违法乱纪视作理所当然的家庭——培根后来哀叹道，但他太“好”了，做不了一个成功的罪犯。

这位艺术家轻易地让戴尔远离了麻烦。当时的培根已经是相当富裕的艺术家，他在伦敦肯辛顿的一间小型公寓工作，把收入花在香槟、美酒和海鲜盛宴上。戴尔成了这个有点绝望的波西米亚圈子的一部分。他从一个英俊、衣着考究、想成为强盗的人变成了一个抑郁而粘人的酒鬼。正像毕加索的女人们发现的那样，当缪斯的感觉很糟糕。

巴黎大皇宫的展出中，有一幅画里，戴尔的身体被涂上了蓝色、黑色和铁青红色。在三联画《男性背部的三项研究》中，戴尔一丝不挂地坐在转椅上，面对着一面小的手持剃须镜和一面大的长方形镜子。三联画中的两幅画展现了他刮胡子时的倒影：锋利而迷人，光滑的头发和眯起来的眼睛，远离着观众。培根曾以委拉斯开兹的《英诺森十世像》为基础创作了著名的教皇作品——镜子中这张神秘的脸呼应了另一幅委拉斯开兹的画，那幅画保存在离工作室不远的地方，即藏于国家美术馆的《镜前的维纳斯》。

在这幅三联画中，戴尔的背部是一个松垮的、曲线优美的骨骼和肉身景观。看起来，他的骨骼没有连接在一起，而是独立漂浮着。肩胛骨、脊柱，从柔软的白色、玫瑰色、青灰色的皮肤中凸出。他的脖子很大，双腿弯曲，肌肉有的软有的硬。这是一项对男性美的毫不掩饰的情色研究，它直接从培根最喜欢的一些艺术作品中获得灵感——米开朗基罗的绘画，其中男性背部也同样受到崇拜。

培根说自己的生活是“镀金的贫民窟生活”，在奢华和肮脏之间转换。他的画也是如此，与前辈大师相呼应，因为它们也都是在华丽的画布上，将基础细节与微妙的纹理、颜色混合在一起。在巴黎大皇宫，他正在为伟大而奋斗，决意在高雅艺术的万神殿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可能在开幕式上与各种著名的艺术家聊过天，但他真正想与之对垒的在世画家只有一位：毕加索。

在巴黎，评论培根的旗手是超现实主义作家米歇尔·雷里斯，他也是毕加索的密友，他写了展览目录中的关键文章。雷里斯认为，这两位艺术家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1936年毕加索的一幅名为《沉睡的裸体女人》的油画，曾属于雷里斯，现收于蓬皮杜馆藏中，它揭示了这些人是如何分享一种发自内心的、甚至淫秽的超现实主义。毕加索随心所欲地扭曲女性解剖结构，以获得他那纯粹是感性涂鸦的模型。培根对自己眼中的戴尔也进行了同样的创作。但是在巴黎展览之前的几年里，他更直接地与毕加索展开着较量。

培根意识到除非自己画出女性的身体，否则就无法获得毕加索那般的声名。培根精心准备1966年的裸体画《亨利塔·莫瑞斯》——这部作品会让参观巴黎大皇宫的观众大吃一惊——嗜酒如命的摄影师约翰·迪肯为亨利塔·莫瑞斯拍了一系列“偷拍”照片——这让她很开心。由此产生的画作是20世纪最伟大的裸体画之一——也是一幅奇特的授权画。莫瑞斯躺在床上，双脚朝向观众，臀部雄伟，右臂向后仰，动物面具般的脸庞明白无误地呼应着毕加索的《亚维农少女》。

培根正在争取成为自毕加索以来最有远见的人类画家。他不会让私人悲剧毁了这一切。他和戴尔的关系几乎结束了。他一直通过金钱来弥补他们恋情的结束。但戴尔似乎渴望在巴黎看到自己的肖像画，他们短暂地修补了关系。戴尔的尸体被发现后，培根的朋友与法国当局合作，守住了自杀的秘密。这一密谋如此有效，直到2016年培根的传记作者都在重复虚假故事，说他直到开幕当天才听说了这一恐怖事件。实际上，在开幕前整整36个小时里，培根都在努力保持冷静，以挽救这场展出——以及他的职业生涯。

戴尔的死是出于报复的蓄意破坏行为吗？还是他的自杀纯粹是因为悲伤？培根确实在悲剧画中给予戴尔应有的、甚至更多的东西，这些画不断重返死亡发生地巴黎的酒店……另一方面，当消息传出时，这一令人悲伤的死亡，似乎只是证实了在巴黎大皇宫内如此有力地展现出来的荒凉、凄惨的景象。

培根是一位公开宣称的无神论者，他将人类生活展示为纯粹的动物性——我们是没有灵魂的身体。他的现代主义是无情的。在1971年巴黎的那场影响深远的展出上，他被推到了欧洲艺术的殿堂。

巴黎蓬皮杜中心的“Baconen toutes lettres”展览将一直持续到1月20日。

（翻译：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