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我飞到科罗拉多，开始了在《丹佛邮报》（Denver Post）为期两个月的工作。当时，我并没有想要去故意破坏地球环境。但是，现在，和周围所有的人一样，我成为了一名地球杀手。

“我们的家园正处于烈火当中。”格雷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曾说道。她所指的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重威胁——像我这样的人所带来的气候变暖。在她看来，我就是一个玩火的女孩。

在丹佛，我每天都要开着SUV去工作，喝着铝罐的啤酒，用塑料吸管喝塑料杯里的咖啡。我每次去购物的时候，都会带着至少五个塑料袋回来。最近，我中午都会去外面吃意大利面和肉丸。这些食物都是放在瓷盘里的，刀叉都是金属的——这意味着这个餐馆生意最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果不其然，又过了一个月，这家店就关门了。

在21世纪的美国，如果一家餐厅把厨房的一半区域都用于洗碗，那么这个餐厅肯定会无利可图。大部分的午餐摊点都会用塑料盘子来装饭菜、煎饼、面包圈，再配上塑料的刀叉。就算你是堂食，也仍然是这样子的。可乐也是装在纸杯，而非玻璃杯当中。店里会有一个巨大的垃圾桶来装各种垃圾。

我曾在图宾根度过了快乐的童年，那里禁止销售能多益巧克力酱（Nutella），牛奶都是有机的，燕麦棒都是家里做的——这并不是个简单的活儿。在绿党广受支持的地方，躺骑车到处都是。在飞机盛行之前，人们坐飞机都会感到有负罪感。

彻头彻尾的荒唐

刚开始到丹佛的时候，我曾努力抗拒在美国普遍存在的这种环境污染行为。我会把超市的塑料袋放在卫生间的垃圾桶里重新利用。晚上我会带着塑料咖啡杯回家，清洗一下，以便第二天继续使用。而且我会远离当地生产的Family Vacation啤酒，因为这种啤酒只有罐装的。

我最初从德国带过来一个布包，期望在美国继续保持环境保护的意识。但是，如今，我开始失去信心了。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相对比，德国的气候保护计划看起来似乎很荒唐。高层的德国政治家寻找方法，逐步淘汰充油取暖器，禁止塑料袋的使用。欧盟也禁止了塑料棉签。这看上去都没什么问题。但是，事实上，在改变世界的道路上，这些措施无异于杯水车薪。

虽然绿党要将德国转变成一个绿色统治的国家，这也无助于改善世界。只要诸如美国等国家的碳足迹远远超过德国，那么这个做法就是完全没有效果的。

当然，美国也有很多人不同意特朗普的想法，他们的脑子里还有环境保护意识。但是，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拿着超大的塑料购物袋在Whole Foods购买有机生菜，以便把这些东西带回家。哦，对，当然是开车带回家了，我还没有在某个超市前面看到过自行车停放架。美国的每个州都希望像加利福尼亚一样，禁止塑料袋的使用。但是，通过这样的禁令在法律上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最近，亚利桑那、佛罗里达以及密西西比都禁止了“禁止使用垃圾袋”。美国的环境保护进行得非常缓慢，甚至极地冰川融化的速度都比它快。

人类文明朝着过早夭折的方向不断前进，我本来能够成为格雷塔·通贝里的拥护者，以她为榜样，通过各种方式，穿过北美大陆，走向纽约，号召大家关注我们所面临的威胁。但是我选择了另外一条不同的路。

宿命论的乐趣

如今，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几个星期，我能看到美国对我的改变。我告诉自己，不管怎样我们都无法阻止全球变暖。我也提醒自己，99%曾经生活在地球的生物如今都已经不在了了，因此，人类也无法避免这个结局。

我曾研究宿命论，发现这很有趣，毕竟，我的榜样是一大群美国人。

最近有一次，我开着雪佛兰Equinox从圣塔菲前往丹佛，车上只有我一个人。这辆车至少有我在慕尼黑的公寓的一半大，耗油量和德国豹-II主战坦克差不多。窗外是新墨西哥的沙漠，车内的空调开到了最大。在放杯子的地方是一杯用塑料杯装的冰焦糖玛奇朵，上面插着一根塑料吸管。车载广播里传来Cure乐队的歌声：“星期五，我恋爱了。”我也跟着唱了起来。

本文作者Anna Clauß是Spiegel通讯员，专注于家庭政策、消费者保护及移民方面的报道。

（翻译：尉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