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野生动物保护协会（WCS）的档案里，有一张来自城市水族馆的旧明信片，上面是一只大海龟，四个小孩横亘在它的背上。海龟没精打采地趴在栅栏前的步道上。在孩子的脚边，也就是海龟左前方的鳍附近，有一堆胡乱盘绕的绳子，大概是用来把海龟吊到路面上的，完事之后就扔在一旁了。在拍摄这张照片的时期，已经有动物园发售过小孩骑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大乌龟背上的明信片。但这张明信片有所不同。这是一只大海龟，它没法靠一己之力上岸。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骑乘”这回事，人无非是坐在一只被从水柜里抬出来的动物的背上，目的在于摆拍。

孩子们神色各异，有人高兴，有人无聊，还有人一脸疑虑，此类摄影作品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十分常见。不过，虽然男孩们位于照片中央，但他们却不是这张照片的来由。有趣的元素乃是动物。小孩无非是用作对比，以及帮助看客想象坐在这只引人注目的家伙背上究竟是怎样一种不同凡响的体验。

这个案例里的动物是一只棱皮龟（Dermochelys coriacea）。它是现存最庞大的海龟，最大体重纪录达到了635公斤———远超照片里那只227公斤的龟，其血统可以追溯到上百万年前，与其余六个海龟种群相比，它的特征也十分容易识别，那就是背上没有硬壳。棱皮龟的表皮较软，上有多条数英寸长的、油亮的连接组织，小骨如马赛克一般镶嵌其间。其背部有七条汇聚于尾部的长线，看起来很像一架七弦琴，它也因此而得到了一个在当时很常见的昵称：七弦琴龟。

水族馆第一任馆长查尔斯·哈斯金斯·唐森德（Charles Haskins Townsend）声称，这只七弦琴龟——1908年入住水族馆，是馆里的第二只——是“迄今公开展出的……最大的一只”。他还提到，它没法活太久，虽然已经打破了现存的为期两周的生存时长。上一只的死因还不太清楚，但厌食、环境差以及在捕捉过程、水柜里以及移动中所造成的伤害都是可能的原因。棱皮龟是开放的大海里的生物，它们似乎无法适应封闭环境的限制，经常会撞到水柜的四壁上，鼻子和鳍因此伤痕累累。到头来，这只棱皮龟照旧会被说成是——用一句古老的委婉语来讲——在笼子里“表现得不好”。至于照片里那只龟，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去世的，但几个月之后它已经是布鲁克林艺术与科学学会博物馆里的标本了。

这张照片能否引领我们深入公共动物园以及水族馆的更广泛的历史？说到底这只不过是一个瞬间，一张照片而已。但它确实捕捉到了一个永恒的、与珍稀动物共处的奇妙瞬间——以及这种奇妙的各种后果。它虽然有些年头了，但依旧清晰可辨，而且和我们如今在动物园的所见所闻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目前各大动物园和水族馆确实不会再发售小孩骑在濒危动物背上的明信片了，但各种零距离体验项目依然兴旺，譬如喂养长颈鹿或者抚摸鳐鱼等。

以此观之，海龟和男孩的照片既象征着一段过往，同时也仍是我们当下的一部分。这张照片牵涉到一个关乎动物园与历史的、更加一般性的问题：转变的确是真实的——如今的大型动物园已经迥然不同于它在一个世纪以前乃至几十年前的样貌了——但动物园最核心、最根本的性质没有改变。不过，动物园是不会自己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的。

在19世纪下半叶，世界上的各大主要城市似乎都建成了或计划兴建大型公共动物园，动物园的领导和支持者绞尽脑汁想要论证：自己的这套机构不仅不同于以往的动物展览，而且还优于它们。19世纪大型公共动物园的支持者以“动物荟萃”（menagerie）这个词统称老式的异国动物展览会，他们宣称以往的展会只不过是为了取悦贵族主人，而新式动物园则不同，它们是讲求科学、鼓励学习的。

有观点主张，动物荟萃只是为少数人取乐而筹办的，而动物园是面向大众的，其焦点是知识而非消遣。1911年，维也纳动物园园长弗里德里希·瑙尔（Friedrich Knauer）在一本有关动物园的大众读物里热情洋溢地写道：“如今，没有哪个严肃认真的人会怀疑动物园的教育和科普功能。”一种看法是，以往贵族式的动物荟萃并没有多大的意义，而19世纪在伦敦、巴黎、柏林、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费城及其它地方建立起来的、面向市民阶级的大型动物园则旨在推进科学和教育，为公众提供休闲去处。不少动物园建在大型的自然历史和艺术博物馆、歌剧团和剧院甚至于下水道和地下铁旁边，成为了迅猛扩张、雄心勃勃的城市的民用设施的一部分。

然而，正如目光敏锐的观察家、批评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40年前在一篇经典短论《为什么看动物？》（Why Look at Animals？）中所指出的，不管新式动物园号称有多少优点，它们都必然会让来客失望而归。伦敦《每日新闻》1869年1月号上的一篇文章也明确地表达了类似的失望。这篇文章宣布了兴建一座壮观的新狮子馆的计划，预计地点为伦敦动物协会位于摄政王公园里的花园，该处在1820年代兴建之初即被设想为专供有教养的人群专心研习世界各地动物的休闲去处。文章还指出，伦敦动物园里的狮子和老虎笼子太过“沉闷”，“挪不开步子，只有头部焦躁不安地运动着，就像是无声的哀叹，看起来相当无趣，习惯也流于做作，对研究动物生活的学生以及大型食肉动物自身而言都极其可恶。”

文章指出，动物园远远谈不上是保障思想者潜心做研究的宁静象牙塔，“笼子前排起长队，配有阻挡用的栅栏，一群打扮时髦的人在栅栏前等着听鬣狗烦人的笑声，或是观看狮子吃下一小块生肉。”面对这种状况，动物园的负责人们打算进行改革：他们构思了一栋新建筑，里面能够以完全“自然的状态”展览大型猫科动物。最终于1876年开张的新建筑比宣传的要稍微小一点——笼子大了一些，一些笼子的顶部是敞开的，阳光可以射进来，另一些笼子则圆润了一点，不再方方正正，但门禁不变：笼子仍然是笼子。

不过，到20世纪初，动物园的样貌确实也有了一定的改变。而且它们也开始推进自己的使命了。就外观而言，1907年在德国汉堡开张的一家动物园就为长期以来动物园的设计难题给出了一个优美且颇有说服力的答案：如何把笼子造得不像笼子？有没有不用栅栏就能在展览上将各种动物分开并使之与公众分开的办法？

就这件事而言，洞见并不来自某个生活优裕、受过大学教育、讲究科学的大型动物园负责人，而是来自卡尔·哈根贝克（Carl Hagenbeck）这名企业家，他16岁就辍学做起了生意，在当时方兴未艾的商业港口城市汉堡从事动物贸易。哈根贝克向世界各地的动物园出售过几千只狮子、老虎和熊，试水过当时十分热门的原住民巡回展出，还开办过好些国际性的马戏团，可谓是既懂得公众想要什么，又明白动物适合做些什么。他也有足够的财力来构建一些全新的东西：设计一种令人惊叹的、几乎完全是人造的全景式动物园，其中的动物看起来能彼此和平共处，但实际上则以精心设计、隐蔽性好的壕沟来将之相互以及与观众区隔开来，他还在1896年为这种设计申请了专利。公众以及其它城市的动物园园长们逐渐开始关注哈根贝克将动物从笼子里“解放”出来的创举。很快地，几乎每家动物园都采纳了他这种无栅栏的设计，而如今前沿的“沉浸式展览”也可以直接上溯到哈根贝克的这一认识，即动物园的客人希望看到的是：动物们身在动物园但仍然维持原生态的样貌。

在哈根贝克革命性地改变了动物园外观的同时，现代动物园的使命也发生了转变。诸如布朗克斯动物园首任园长威廉·坦普·霍纳第（William Temple Hornaday）等头面人物与各大动物园的负责人一道，于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里大力倡导动物园应致力于科学、教育与休闲。随着野生动物面临的风险日益显著，动物园也新添了保护区的性质。

霍纳第最初的工作重心在于防止美国野牛的灭绝，但他旋即认识到，动物园或许可以扮演某种类似于诺亚方舟的角色——一个日趋流行的隐喻——动物在此可以免遭世界上的各种危险困扰。在如今我们所说的“第六次大灭绝”当中，野生动物的灭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灾难性的物种毁灭源自于全球范围内的人类活动——与此同时，20世纪的动物园在人们眼里也成为了保障动物安全而快乐地生活的场所。同样地，这种观点的核心在于动物应当繁衍。能否成功促进繁衍，很快就成为了判断动物园是否具有竞争力的经典标准之一。

当代动物园的源头，正是哈根贝克和霍纳第对动物园的构想：避难所而非牢狱。我们在动物园里会看到大量宣称野生动物正面临威胁的标牌，动物园会发布各种引人注目的报告，以表明其致力于保护动物栖息地的原貌，在诸如马达加斯加等地区，园方还会大兴土木，借此提升公众对动物保护之迫切的“警觉性”（同时又会售卖价格相当低廉的热狗，令垃圾堆积如山），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前述两人思想的深远影响。

以下这一点可能会让人大吃一惊：殖民意识形态在现代动物园的开端处就与其难解难分，如今仍在延续，它宣称这个世界对动物是危险的，需要开明的西方来领导。但改变不单是表面功夫。即便变化少得让人有些失望——我们一百年前就开始聚焦于宣传动物保护了——它也有助于让观光客认识我们的星球所面临的挑战。亲眼目睹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与动物园里的动物展开互动，也确实可能促使一些人——显然无法影响到大多数——对动物保护的休戚相关产生更深刻的体察。

最重要的一点或许在于，有些动物园的确为国际动物保护事业贡献了实质性的资源。带头者一般来说都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它是全纽约动物园和水族馆的总组织，每年对全球的动物保护项目做出约100万美元的贡献。就这一点而言，该协会的做法是独具一格的。不幸的是，相当一部分动物园将动物采购（animal sourcing）举措与对保护的真正承诺混为一谈。诸如某动物园将其从中国租借熊猫的做法称作致力于动保等等之类的做法，实在令人生疑。不过，动物园与水族馆协会旗下的236家会员机构——大部分位于美国——每年确实会为全球的动物保护项目提供超过160万美元的资助。即便分拨给狮子的经费出自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即便这笔钱还不足这些机构运作总开支的百分之一，即便它很大程度上用于被设计用来支持动物园自家项目的伙伴关系，这笔钱的意义仍然很重大。其利用方式最终能否令宏观层面上的动保课题有所改观，则是另一个问题。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且不论上一个千年——动物展览中有一个现象经久不衰，那就是人们——不是每个人，但已经达到大多数——在与动物亲近时会感到愉悦。人类捕捉、培育和展示稀有的、未驯化的动物的冲动，事实上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不管这种做法是否是在响应生物的自卫本能或人类本性中的其它某些深入骨髓的部分，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收集“异域”动物对我们而言都仍将是常态，而它们本身也总是与我们相伴相随。说直白一点，如今人们去动物园，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支持动物园的动保使命，也不是因为他们希望了解某只动物究竟属于哪个种群，更不是因为他们决心要资助有关动物粪便里的压力荷尔蒙的研究，而只是因为他们认为动物园很有趣。

实地见闻常常会与预期有所出入。这不是什么新现象：任何地方本质上都是这样的。动物园经常宣称无论自家以往是多么不堪、浪费、管理不善或是有损于自然环境，如今都已经今非昔比——且向我们保证未来还会更好。表面而言，这种论调算不上错，但深入地看，这些机构都必须不断与一个根本性的事实作斗争，那就是过去几百年来动物园的新使命——或可称之为正当化说辞（justifications）——虽然不断增多，但它的根本性质仍是人类的娱乐场所，其核心要求是对其它生物的自然行为模式予以限制，使其保持不变。如果有人能举出例子，说出有哪家动物园专门为某种没什么意思的蛇——而非那些巨大、危险且色彩斑斓的蛇——专门修建了符合其野生栖息环境的住处，而没有把它放在简陋狭小的玻璃箱里，那我可要大吃一惊了。我将会相信动物园的历史又有一些全新的故事可讲了。

1908年在纽约水族馆只活了几个星期的棱皮龟并不构成例外。这就是动物园故事的原型。海龟先被捕捉，接着水族馆买下了它，理由可不是它在封闭环境里能茁壮成长。它之所以去到动物园，是因为它的观赏性，因为它的尺寸和皮肤纹理很新奇，因为“七弦琴龟”这个名字很有诗意，因为它如此之大以至于可以让四个男孩骑上去拍照。它来到水族馆的目的是为了吸引人们来水族馆。而海龟死在水族馆的原因——先不说教育、科学和保护之类的目的——则在于：动物园的核心目的是并且永远只是供人娱乐。

本文作者Nigel T Rothfels系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历史学助理教授，现有专著《野人与猛兽：现代动物园的诞生》、主编论文集《代表动物》以及合著《大象馆》。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