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在一场文化战争中，感觉就像是困在堵车现场——坐在驾驶座上，所见尽是荒谬与不公：这个人随意插队，那个人老是改道，要么就是单纯的路怒。不仅如此，道路工程也显得碍手碍脚。喇叭一个个鸣响……

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作“分离”（splitting）：自我无法同时处理一个人身上的优缺点，于是便将不足“剥离”下来，贴到别人身上。这样一来，自我的美德就被放大了，显得纯洁无辜，与此同时，别人的自私与败坏也变得更加刺眼。我们时不时都会犯这种错，在社交媒体上更是如此——透过屏幕，整个世界都被简单地划分为好人和坏人。民粹主义和文化斗士正是利用了人类心理的这一点，来巩固一种令人宽慰（但归根结底害人不浅）的感受，让我们觉得：这世界上的所有冲突都错在他人，我们自己清清白白。

左翼对这样的游戏规则喜闻乐见。金融危机为什么会会发生？都是那些银行家、自私的人和布莱尔主义者的锅。其他的暂且不论，这种思路让社会科学深受其害。然而，右翼也是专业玩家，而且更加危险。在左派看来，道德败坏的邪恶轴心是有钱有权的人，这种观点容易滋生各种阴谋论。而右翼呢，他们认为一个社会的后来者、知识分子和边缘人群才是罪恶之源。其背后的政治意蕴不言自明。

在《疯狂的人群》（The Madness of Crowds）中，道格拉斯·默里（Douglas Murray）希望解释，当今的社会为什么处处是冲突。“不管是公共场域还是私人空间，无论线上线下，人们的行事方式越来越不理智，越来越狂热，羊群般从众，无来由地愤怒。”其后果在每天的新闻中可见一斑。这种综合征感染了各个角落，我们却很难看到原因。

基本上没人会否认这是讨论的出发点。国会议员和记者仅仅因为认真履职便时常受到骚扰和威胁；在匈牙利，中欧大学最终被政府赶出了国家；在英国，横扫欧洲的右翼极端分子眼看就要结成联盟，其威胁让内政部愈发焦头烂额。然而，《疯狂的人群》里，这些趋势的气味你一点都闻不到。默里将他的这本书分为四个主题：“同性恋”“性别”“种族”和“跨性别”，四个标题也暗示了其内容的走向。

默里惯用的手段是他富有教养的礼貌。他的文字优雅而俏皮，彰显着这位左右逢源的保守主义者身上的翩翩风度，然而他觉得：难得糊涂，人们要是能蒙混过关岂不更好？他传教般散播着关于基督福音中爱与宽恕的教义。默里相信，这些品质能让人们远离长期污染社会生活的政治和文化毒药。然而穿透表面，他对当下历史的立场鲜明：在左翼知识分子的赋权之下，少数群体正在无中生有，炮制冲突与仇恨，为了一己私利污染这个原本和和美美的社会环境。

他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结为下列几点。二十世纪末期，各种意识形态日渐式微，人们的精神层面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真空，等待有人来填。性别、种族和酷儿研究等关键的文化理论正好在这时候诞生了。在默里看来，最具毁灭性的是“交叉性”流派女权主义（intersectional feminism）的兴起。在这个范式下，女性主义学者认为不同类别的压迫（比如说种族歧视和父权主义）往往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

默里认为，这些围绕压迫展开的新兴理论诞生之时，真正的现实中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恐同现象已经从人类历史的舞台上蒸发了。“在此之前的这么多年里，我们都希望这些现象不复存在，可突然之间，好像一下子所有东西都跟种族扯上了关系，”他在书中写道，这一点似乎比其他任何事都让他头疼，“在近年来种种令人心塞的问题中，最棘手的便是种族问题的卷土重来。”

因此，在默里的眼中，历史就跟他的同僚、新保守主义者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所说的那样，已经终结了。更确切地说，历史本可以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都怪那些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搅局。默里毫不犹豫地为消除种族、性别歧视、同性恋平权的斗争欢呼庆祝，但他笃信不疑，这些问题到今天已经统统解决了。当然了，关于性别、性与天赋才能（用这位作者的话说，也就是我们的物理“硬件”与文化“软件”）的问题依然存在，但这应该摆在生物学家的桌案上，而不是挂在政治思想家的嘴边。他认为，症结就在于那些在大学里发家的不怀好意、谎话连天、充满戾气的知识分子不愿接受这么一个事实——正义已经得到伸张。

著名性别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被默里写成了一个躲在晦涩难懂的论文背后，不怀好意的骗子。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都死死咬住压迫不放，因此被搞得不堪入目。默里提到了在学术期刊《Cogent Social Sciences》上发表的一篇恶作剧文章，称其为“近年来发生过最美好的事”，他认为，这场学术恶作剧正是当下社会文化理论统统沦为谎言的力证。读者还被误导了，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手中巨大的一盘棋，旨在播种不满和失调。

默里大概知道米歇尔·福柯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像他这样的一拨保守主义者必须对这一事实轻描淡写。这个“马”字开头的词就是一串密码，将人性、马克思其人和古拉格（gulag，苏联的劳改营）联系在一起，虽然最后这一步跳得有点远。事实上，今天，想要在匈牙利的大学里教授性别研究相关课程已经是件违法的事了，总理维克多·奥尔班（Viktor Orbán）称其为“对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重大侵犯”，颁布法令明确禁止。这也抛出了一堆问题，威胁侵犯学术自由的到底是什么？然而在《疯狂的人群》中，默里对此只字不提。

我们知道，交叉性的思想已经渗透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就连硅谷生产的设计搜索引擎算法中，都嵌入了交叉性原则。为什么呢？因为码农“决心要将交叉性‘怼’到那些他们看不过眼的人面前”。很显然，正是由于这一点，谷歌的图片搜索总是会不成比例地显示出大量黑皮肤面孔。交叉性流派的观点被“强制喂到”人们口中，鼓励大家报复白人男性，而这正是诸多冲突产生的原因。

默里的书中从不缺案例和轶事——大多来自美国——用以支撑自己的观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他所援引的例子都只是停留在话语的层面，而且大多来自媒体和社交网络。“社会正义斗士”在网上对愚蠢而虚伪的东西大谈特谈，这样荒诞不经的例子并不罕见，看看《每日邮报》就明白了，这个保守派报纸似乎整个编辑部都扑在挖掘这样的观点上。

许多祸从口出的事件已是众所周知，人们因为“说错话”而遭到攻击、受到羞辱，其中不乏不公和残忍的例子。有的观点将矛头指向给我们生活方方面面打上烙印的公共关系和信用评级机制，于是我们不得不随时考虑，言辞对自己的声誉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还有的人认为，全球“马克思主义阴谋论”正在欺骗人们，让他们不停地幻想加之于自己身上的压迫。至于哪种说法似是而非，我自有判断。

每当默里稍稍偏离轨道，靠近任何真正的压迫，而不是像他一贯以来的风格一样，讨论与之有关的争议时，便立马调转车头。在《性别》这一章里，他认为反性骚扰运动的种种诉求反对的是哈维·韦恩斯坦本人，而不是整个韦恩斯坦企业和他一手搭建的权力结构；关于种族的章节里（这也是全书最长的一章），默里却完全没有提到美国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运动之一“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大概是因为要讨论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承认其发起的土壤：警察针对性执法，开枪射杀黑人。

愤怒情绪在默里眼中始终是个谜，似乎既来自于他的政治对手，也由于意识形态敌人。除了觉得他的对手正在享受愤怒以外，他给不出更好的解释。“他们渴望分裂而不是治愈，他们不加安慰而是煽动。”当一位作者花了这么大工夫，试图说服你其他人堕落了，“我们”白人男性保守主义者的愿望是和谐相处，作为读者，你也许该思考，他所说的愤怒到底出自哪里。

本文作者William Davies的新作《紧张的国家：情绪如何接管世界》（Nervous States: How Feeling Took Overthe World）由Vintage出版社出版。

（翻译：马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