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初，湖南衡阳一名12岁的女孩因与同学结怨，用掺杂了毒鼠强的可乐将同学姐妹毒死。据媒体报道，面对警方，女孩冷静地说出了从20多天前买毒、藏毒、投毒的全过程，只有在提起她的爸爸妈妈时，女孩突然哭喊：“不要提他们，我恨他们！”
这起案件中，死去的、下毒的，都是留守儿童。
自1980年代起，随着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逐渐涌入大城市。由于受到户籍政策和经济条件的限制，进城务工人员只能将子女留在老家，“留守儿童”这一群体由此产生。
2013年5月，全国妇联发布了《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根据我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样本数据推算，全国共有6102.55万农村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总数的37.7%，占全国儿童的21.88%。
也就是说，全国每5个孩子中，有1个是农村留守儿童。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估算数据相比，五年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了约242万人。
2015年7月30日，教育部发布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在他们的统计数字中，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共2075.42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409.53万人，在初中就读665.89万人。这也表明，最需要父母陪伴的学龄前儿童约占留守儿童人群的2/3。
伴随着这个庞大数字而来的种种问题，和频频发生在这些留守儿童身上的悲剧，更是让这个脆弱的群体，成为了一个沉重的公共议题。
205.7万儿童独自居住
2013年，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在河南农村调研时，听说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户人家，父母都外出打工，平日里一对兄妹跟着祖父母一起生活。一天，爷爷下地干活，奶奶到邻家串门，无人看管的兄妹二人误食了家中的农药，等到爷爷回家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看到倒在地上的孩子，爷爷直接拿着铁铲出门，他亲手打死了老伴，随后自杀。
“在其他地方，这样的故事其实我们听说过很多。”在贵州省毕节市4名留守儿童服毒身亡的事件发生后，叶敬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自2004年左右开始关注农村留守人群的问题，多年来曾多次到四川、安徽、江西等劳务输出大省进行考察。
根据全国妇联的上述报告，重庆、四川、安徽、江苏、江西和湖南的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比例均已超过50%。除此之外，更有3.37%的留守儿童在父母双方外出后，处于独自居住状态，这一群体的规模已高达205.7万人。
2014年11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调研报告指出，在过去一年中，有将近一半（49.2%）的留守儿童遭遇过意外伤害，比非留守儿童高出7.9个百分点。这些意外伤害包括：割伤、烧伤烫伤、被猫狗抓伤咬伤、坠落摔伤和蛇虫咬伤、车祸、溺水、触电、中毒、火灾，等等。
其中，遭遇割伤一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相差最大，前者比后者高出5.3个百分点。课题主持者、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因为留守儿童在家做农活，接触菜刀、镰刀较多的缘故。
在湖南省，张旭东看见一个13岁的男孩。男孩一岁半之前，一直由外婆照看。有一次，男孩左眼不小心进了点杂物，弄破了一点，外婆没有及时处理，也没有告诉他的父母。直到爸爸妈妈回来时，男孩的左眼已经不能完全睁开了。
之后，一家人开始了漫长的求医之路。男孩在湘雅医院动了三次整形手术，但都收效甚微，直到现在，他的左眼仍呈半闭合状态，需要药物维持。为此，他还常常被不懂事的同学、表妹嘲笑为“独眼龙”。
超过1/3的留守儿童单独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在几种监护模式中所占比例最高。然而，年老体弱的祖辈监护人往往体力精力有限，安全常识和应急处理能力欠缺，很容易监护不力，给孩子的人身安全带来了一定隐患。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一些微小方面常常呈现出差距。比如，在河北省无极县，有卫生系统工作人员曾调查儿童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基础免疫接种率。他们选择了325名留守儿童和318名对照儿童。
结论显示，几乎在所有的指标上，留守儿童都低于非留守儿童。比如，甲肝疫苗接种率。留守儿童应种人数296，实际接种人数只有100，只有1/3。而对照非留守儿童应种人数289，实际接种人数则高达264，超过9成以上。
张旭东的调查还发现，留守儿童学习成绩较差，学习兴趣较弱。有近一半（49.4%）的留守儿童曾经没有完成作业，比非留守儿童高8.6个百分点，“一方面，客观上存在普通农村学校培养目标单一与留守儿童教育需求多元化的矛盾：另一方面，留守儿童因为缺少有效监督，自我约束和管理能力较差，学习状态也会受到影响。”
在城乡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今天，当人们难以看到教育为底层提供上升通道的可能性，留守儿童便走在了成为廉价劳动力后备军的路上；而留守儿童自己，似乎也默认了这一切。
今年30岁的纪录片导演蒋能杰，曾在老家湖南邵阳跟拍6年，完成了关于留守儿童生活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纪录片里，蒋能杰问孩子们“长大了想做什么？”孩子们说：“打工。”
片中一位留守儿童的奶奶则转述了儿子对8岁孙女说的“玩笑话”：“你明天跟我上街捡可乐瓶，一天能捡20块钱，一个月有600块钱。捡垃圾捡到十五六岁就能进厂了，进厂就能挣多点钱了。打工到20岁，你应该有十多万了。”
个性内倾更明显
回忆起拍摄经历，让蒋能杰印象特别深的，是当他问起孩子们是否想念父母时，他们干脆地回答：“不想。”
意外的是，父母们对孩子的关爱意识也不强。“他们意识不到孩子生下来是要教育、要陪伴的，他们就觉得有吃有住就可以了。”蒋能杰说，因为孩子从小被留在老家，两代人之间感情淡漠，孩子冲着父母叫叔叔阿姨的，他都见过。
2014年，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对甘肃、云南、贵州等六省市农村地区的1054名留守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约15%的学生一年都见不到父母。如果将他们的数据推及全国，就意味着全国共有921万留守儿童一年见不到父母一次，超过262万个孩子甚至一年都接不到父母一个电话。
与此同时，该组织指出，他们的研究表明，留守儿童情绪的消极程度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一年内与父母联系次数越少，儿童的烦乱度也越高。
贵州毕节市纳雍县的一个13岁女孩刘佳，特别希望爸爸妈妈带自己去买吃的。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最想念父母的时候，是每次赶圩看见同学被爸妈牵着手。她特别希望，父母能回家过年，也带她去赶一次圩。
可惜，父母从来不在过年时回家，平时电话也不多，大概每个月一次，每次几分钟。“每次只会问，学习怎么样？我说，挺好的，然后就没了。我希望他们能问我生活怎样，问我开不开心，可他们眼里就只有学习。”言语之间，刘佳难掩失望。
张旭东的团队也遇到类似的孩子。在山西，一个名叫贝贝的15岁女孩，希望爸爸能跟她一起去外面买本书。可是，爸爸听到女儿这么说时，便把买书的钱给了她。几次后，贝贝便再也不提出这种要求了。
其实，这位爸爸完全没有意识到，贝贝不过是想跟难得回来一趟的爸爸单独相处一会儿。而另一位眼睛受伤的孩子，并不对自己的病情过多忧虑，反而因为爸爸妈妈陪着他看病而感到安心、欣喜。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威尔认为，心理健康最基本的要求在于婴儿应该有与母亲（或稳定的代理母亲）之间连续不断的、温暖亲密的关系。早期依恋的顺利完成和发展才能成全一个人的信任感和安全感。一旦错过关键期，儿童依恋难以重新建立，个体会出现情感不稳定的状况，面对挑战时也容易出现易怒情绪。
孩子与父母长期分离，缺乏联系，缺乏正常的情感交流和互动，容易产生内心封闭、情感冷漠、任性、叛逆、难以主动交流的心理障碍。调查走访中，张旭东曾问过一个四年级孩子，你们班留守儿童有什么特点吗?对方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不跟我们说话！”
“你捡到东西时如何处理？”“你如果和别人发生矛盾，你会怎么办？”“当看到学校的水龙头没有关，你是否会去关？”这些问题来自另一份问卷，由贵州兴义民族师范学院老师李华玲、赵斌所做的《贵州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道德社会化调查报告》。
结论不容乐观。比如，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当农村留守儿童和别人发生矛盾时，会针锋相对的孩子占了大多数，为43.3%；还有3成多的孩子会找人帮忙助阵；表示能宽容和解、主动消除矛盾的儿童最少，仅有两成左右。
这份调查报告称，贵州民族地区农村劳务外出，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但又滋生出农村留守儿童道德社会化危机的新问题：农村留守儿童良好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缺乏；人际关系趋紧；集体观念意识淡薄，等等。
即使是成为大学生，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人格特征也不尽相同。曾有学者对200名留守儿童在校大学生和300名非留守儿童在校大学生做调查后发现，曾为留守儿童的在校大学生与普通在校大学生相比，个性内倾更明显，比较冷淡、缄默、孤独；情绪更易波动，易生烦恼；爱幻想，喜欢冲动任性；但与成长中父母都在身边的大学生相比却独立自强，遇事更能当机立断。
少管所的孩子，80%以上是留守儿童
“我想要他们回家，我想爸爸妈妈回来管着我……有好几次，我想对爸爸妈妈说出自己的烦恼，可话刚到嘴边，那边却匆匆挂了。”湖南初中生魏文，被欺负几次后养成了打架报复的习惯，却又挣扎着想回到正路来。
可是，爸爸妈妈一直在外地打工，遇事便让他去找老师。渐渐地，他变得越来越孤僻、冷漠。有一段时间，他不再想到父母，即使想到，也不像原来那样亲近。再后来，他患上了抑郁症，头脑里出现一死了之的想法。
他也曾经向父母求助过，说自己不想读书了，心里总在胡思乱想。父母不理解，一连声骂他不知足。再提起时，父母心情好，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心里不痛快，就自己到街上去，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以后，父母再不允许他提起这事。
正是魏文情绪起伏不定的这段时期里，一次洗澡房里的小小冲突，他一时冲动，用一把水果刀刺死了同校男生，被判15年徒刑。进入监狱时，魏文刚满17岁，正在上高中。
湖南省岳阳籍女作家阮梅，在少管所见到了这个看上去乖乖巧巧的、像邻家男孩一样的魏文。她历时近2年，深入看守所、未成年人管教所等地，接触了900多个未成年人犯罪案例，最终选取了11个典型监狱少年的忏悔录整理成访谈录《罪童泪》：“我通过调查发现，走进少管所的孩子，80%以上是留守儿童，90%以上是留守儿童和离异家庭的孩子。”
在走访中，她时常遇到“敌意、冷漠、木然”的脸。管教干部还告诉她，这些留守儿童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小毛病很多。没有时间观念、没有诚信观念。他们爱占小便宜，对别人的痛苦无所谓。比如，在监狱里，他们不经别人同意就翻别人柜子，哪怕被抓到了也认为没关系。可是，谁敢碰一下自己的东西，却什么都计较。
2013年3月，在当地政府支持下，阮梅成立了岳阳市华容县青苹果心理关怀辅导站，对全县未成年儿童开展公益讨论、入户关怀及留守问题研究。在辅导站，阮梅曾见过一个女孩患上严重的被害妄想症，自己割腕两次、写遗书1次，但学校联系家长后，在外打工的父母还是不愿意回来。“留守儿童出现心理问题后，不是伤害自己，就是伤害他人，很可能造成爆发性后果。”阮梅很是忧虑。
河南省高院曾随机抽取了2009年至2013年间的120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其中，留守儿童作案的47件，比例达39.2%。江西另一项调查显示，2007年5月在押的1877名青少年罪犯,在犯罪前与亲生父母亲生活在一起的仅占32.6%，其他的孩子是与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其他亲戚或朋友生活、或是独自生活。
初中毕业、团体作案、多是以侵犯财产为目的的抢劫和盗窃，犯罪动机简单，没有明确的目标和精心的策划，往往是见财起意和激情犯罪的多——这是2013年广西省南宁市上林县人民法院对南宁六县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现象进行调查后，总结出的最大特征。
他们发现，在接受调查访问的100名农村留守青少年中，有一半以上承认自己存在一点或几点人格方面的心理缺陷，入狱前都有暴躁、叛逆、自私、虚荣、嫉妒、焦虑等心理问题，“大部分农村留守青少年暴力型犯罪而言，其作案目的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显示一种征服别人、驾驭别人的扭曲英雄观，他们试图把别人因自己的淫威和暴力而恐惧视为一种可骄傲和炫耀的资本。”
比如，上林县一位17岁的男生黄军，与旁人聊天时，与同村另一位姓吴的男子产生了争执，并被吴挖苦、讥笑，觉得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回去后，黄军纠结了邻村一帮朋友，来到吴某家中，将其殴打至重伤。回到村里，黄军还得意地向众人炫耀：自己好好地修理了吴某一顿！
“儿童时期形成的不良行为习惯不仅很难改变，而且它还可能成为以后违法犯罪的预报因子，影响并决定其一生的命运。可以说，‘留守’对少年儿童犯罪具有潜在的影响。”山东警察学院教授董士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董士昙最担心的是，未成年时被忽视、被打骂、被虐待的人,在更大程度上意味着他在成年后成为犯罪人，在犯罪学上，这是因为，被害体验或经历往往使受害者产生不公正感以及对法律规范的不当态度，从而使受害者向反社会方向逆转或深化，以致于产生或强化了加害意识，“在不可预见的将来，问题留守儿童可能会对社会稳定、社会治安产生很大影响。”
事实上，留守儿童问题凸显了农村社会的控制力正在弱化。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基层政权的人口管理、民间调解、治安监督等职能被降低；而熟人社会的道德、舆论等也因为人口的流动、环境的变化而被削弱。当家庭、学校、村庄都无力抑制时，留守儿童便由此被放任。
“不是伤害自己，便是伤害他人。”采访将结束时，董士昙提起了最近发生的几起校园霸凌事件，施害者大多是留守儿童。“社会秩序是由最差的那部分人决定的，这类极端案例正在越来越多地出现，这一切都说明，危害正在显现。”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刘佳、魏文、黄军为化名）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原标题：中国留守儿童问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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