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我们可以跳舞,这将是我们的革命”

舞者用身体来表达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及针对少数群体的攻击的反对,这种历史一直是美国文化DNA的一部分。

布莱克利·怀特-麦克奎尔(Blakeley White-McGuire)在玛莎·格雷厄姆的《编年史》中表演

The Rockettes是全美全女性舞蹈团,每年圣诞节都会登上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的舞台。2017年,她们发现自己居然成为了一个“激进舞团”。The Rockettes曾在2001年和2005年的两次总统就职典礼上表演,2017年也被邀请出席唐纳德·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为他摇摇欲坠的活动带来一些明星风采。The Rockettes内部当时出现了意见分歧,许多人不想被迫支持一个以对女性的侮辱性“更衣室”言论而闻名的总统,何况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充斥着对LGBT社群的攻击和毫不含糊的种族主义。

The Rockettes的部分成员拒绝表演。她们的工会美国综艺艺术家协会并不支持她们的决定,并裁定所有全职舞者都有义务在就职典礼上表演。

她们自己也许还不知道,但事实上,舞者用身体来表达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对少数群体的攻击的反对,这种历史一直是美国文化DNA的一部分。现代舞蹈与激进政治的历史本身就有着深刻的联系。

开创者

战前的纽约是美国商业和公共生活的中心,反法西斯主义、工人组织和反军国主义都在地下冒泡。距离联合广场不远的一个小工作室,是埃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支持避孕的场所,也是美国共产党的总部。在这里,现代舞蹈的名人玛莎·格雷厄姆用身体的舞蹈发展了激进主义的语言。异议在她的血脉中流长,她的遗产也得以在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专业舞蹈学校——玛莎·格雷厄姆学校传承下来。

格雷厄姆的早期作品《异端》(Heretic)于1929年首演,呈现了一幅荒芜的景象:主角是穿着白色衣服的女人,背景是穿着深色衣服的其他女性,她们以尖锐、有角度的动作移动,阻挡主角的一举一动。演出是抵制邪恶和不法行为的内在表达,格雷厄姆将坚持自己信念时的个人隐私和必要时违背民意时所付出的代价带上了舞台,为此,她在台上和台下多次付出了代价。

埃玛·戈尔德曼

1936年,格雷厄姆已经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但她拒绝在柏林奥运会上表演,并声援那些在德国面临迫害的人:“我现在不可能在德国跳舞表演。许多我尊重和敬佩的艺术家受到迫害......由于荒谬的原因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如果接受邀请,那就意味着我认同造成这种事情的政权。“

玛莎·格雷厄姆对法西斯主义的强烈谴责,以及她愿意在最黑暗的时候呼唤正义的心愿,在她同年首演的《编年史》(Chronicle)中以舞蹈的形式表达出来。强大的女性以团结的方式占据舞台,而一位局外人引领着道路,说出她坚定的声音。《编年史》有力地表达着对战争、贫困和法西斯主义罪恶的反对。

1937年2月14日,格雷厄姆在美国反纳粹文学委员会作证,报告欧洲不断变化的风向,并恳求艺术家警惕世界局势,同时真诚面对他们的艺术。格雷厄姆主张团结抵抗,让艺术家知道自己在法西斯主义浪潮中应处的地位。这将成为格雷厄姆一生的核心主张。

格雷厄姆是一位革命者,她是个人与大众、权力与倡导社会变革的个人声音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缩影。虽然她本人是五月花朝圣者的直系后裔,因此绝不是来自“边缘化”的背景,但她利用她的地位和工作,支持那些因大声疾呼而受到惩罚的激进分子和革命者。格雷厄姆对艺术真理的承诺是明确的,她为许多在与他人团结的同时通过舞蹈寻求不同意见的男女铺平了道路。

格雷厄姆早期的舞团全部由女性组成,其中许多来自下东区的舞者都是移民,尤其是犹太移民,他们是纽约激进文化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格雷厄姆学校的早期舞者之一安娜·索科洛(Anna Sokolow),后来独立开展了杰出的舞蹈生涯。索科洛出生于1910年代早期,来自一个逃离了俄罗斯并定居在美国的犹太家庭,她是社会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产物。她在邻里剧场(Neighborhood Playhouse)接受舞蹈教育,这是一家为工薪阶层移民儿童提供文化教育的机构。她长大后经常逃学参观纽约博物馆,从不缺乏文化体验。

安娜·索科洛

安娜·索科洛的童年是由国际女装工人工会(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和伊迪什剧院的斗争和赢得的机遇所塑造的,因此她的编舞作品对不公正总是很敏感。当时没有任何犹太人可以无视对欧洲兄弟的大规模屠杀,索科洛也不例外。1945年,她首演了独舞《卡迪什》(Kaddish)。在舞蹈中,她带着传统上只有男人才会佩戴的宗教配饰经文护符匣(Tefillin)。《卡迪什》是一支忧郁的舞蹈,声讨谋杀中人类本性的丧失,也是她自身悲伤和痛苦的延伸:“我对我想表达的东西有一种深刻的社会责任感。那些深深影响我个人的事情,是我表演的素材。”

索科洛的思想交织着女权主义、人文主义和激进主义,在舞蹈中阐明了一句格言:对一个人的伤害就是对所有人的伤害。索科洛1961年的作品《梦境》(Dreams)是首场针对大屠杀的舞蹈表演,灵感来自于死亡集中营幸存者的证词。索科洛意识到她的梦境确实的变成了噩梦。《梦境》与凯特·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奥斯卡·柯克西卡(Oscar Kokoschka)的作品一起被称为回应不可言喻行为的杰作。《梦境》充满了情感,唤起了无论在哪个时期曾生活在集中营中的每个人的勇气。索科洛的作品呼吁人们纪念人类的力量,哪怕是在最凄凉的时代。通过观看演出,连观众都会觉得自己变得更加勇敢了。

持续的激进主义

安娜·索科洛与新舞蹈团(The New Dance Group)有过密切的合作,这家舞团致力于为社会变革而跳舞,遵循两条规则:“跳出对你重要的事情,并创作出能让观众了解其社会意义的舞蹈作品。”它的座右铭很简单:“舞蹈是一种武器。”几十年后,纪念该团体的盛大演出的节目单上写着,“新舞蹈团旨在使舞蹈成为工人阶级斗争的可行武器。他们是反对贫穷、法西斯主义、饥饿、种族主义和他们时代各种不公正现象的艺术创新者。”

新舞蹈团是社会景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将社会主义斗争与舞蹈训练联系起来。由著名舞蹈历史学家埃伦·格拉夫撰写的关于新舞蹈团和激进美国政治的最详尽的研究《向左走》(Stepping Left),揭示了工人运动和舞蹈之间的许多鲜为人知的联系。工人可以花很少的钱参加舞蹈课,从而有意识地将各种舞蹈形式中的人体力量结合起来。

具有社会意识的舞蹈表演通常是工人会议的一部分。当时革命的气氛重新塑造了人体在大街上移动的方式,也催生了全新的舞蹈方式。这两种革命不仅同时发生,而且实际上紧密相连。

珀尔·普赖默斯(Pearl Primus)曾与新舞蹈团一起训练合作。珀尔·普赖默斯出生于特立尼达,在美国长大,曾与玛莎·格雷厄姆和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一起学习。1948-49年,她前往非洲,她称:“我应该去到祖先的土地。我的内心将会响彻音乐和鼓声苍茫,我的灵魂将与人民共舞。”这句话像是预言一般,她后来被赐名为奥莫瓦瓦(Omowalw),意为“回家的孩子”。她后来多次重归非洲,并获得了加勒比和非洲研究的博士学位。

珀尔·普赖默斯

她的第一部作品《非洲礼仪》(African Ceremonial)是她职业生涯的典型作品,她研究了非洲、西加勒比和美洲南方的文化。她对自己的艺术有着清晰的愿景:“我为什么要跳舞?舞蹈是我的药。它是一种可以暂时缓解所有因为种族、信仰或肤色而‘隐形’的人所共有的可怕挫折感的尖叫。舞蹈是我与偏见令人作呕的无知作斗争的武器。”

1940年,在纽约一场精致的午餐会上,珀尔·普赖默斯和比莉·荷莉戴(Billie Holiday)讨论了抒情作家刘易斯·艾伦(Lewis Allan)的诗《奇异的水果》(Strange Fruit)。这首诗唤起了非裔美国人的痛苦,在他们身处的时代,许多白人认为私刑是对付敢于挑战压迫的有色人种的适当方法。珀尔·普赖默斯为《奇异的水果》(最初被称为“一个人被私刑处死的人”)编舞,成为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普赖默斯的表演扩展了“黑色舞蹈”(black dance)一词。舞者爬行、跳跃和返回地面,最后以一阵奔跑结束,普赖默斯形容这是“将人类的意识聚集到这种残忍和不公正的行为中”。她最后一次挥舞的拳头,是为了恳求观众不要让这些令人痛心的不公正再次发生。

为我们的生活跳舞

《纽约时报》著名舞蹈评论家安娜·基斯莱戈夫(Anna Kisselgoff )中引用了玛莎·格雷厄姆1991年的讣告中的话:“没有艺术家会超越他的时代。他就是他的时代,其他人只是落后于时代罢了。”格雷厄姆、索科洛、普赖默斯等舞者为作为政治异见的舞蹈铺平了道路。她们的编舞工作为激进的艺术干预开辟了一个前景,用她们的身体呈现了不公正和对更美好世界的新愿景。

如今历史似乎正在重演,许多传承给予这些先驱者灵感的现象,再次成为我们的头条新闻: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好战、反犹太主义,以及新的暴力和仇恨形式。种族主义、父权资本主义渗透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毛孔中,但与此同时,我们的身体始终是我们最原始的物质占有,让我们可以提出异议。

因此,当代艺术家面临新的挑战时,必须回顾已有的资源,了解身体的力量和责任,团结起来,诚信行事,并确保所有人为平等和尊严而发出的声音能够得到倾听。毕竟,我们当中没有人只是永无休止的合唱团中的无名小卒,如果The Rockettes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当然也可以用心去贯彻。

(翻译:李思璟)

来源:雅各宾杂志

原标题:We Can Dance, and It Will Be Our Revolution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表情
您至少需输入5个字

评论 0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