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侨居法国的西尔维亚·毕奇给身在美国的母亲发了一封电报：“在巴黎开书店，请汇钱。”毕奇时年32岁，曾在红十字会工作。她对当时的法国文学很感兴趣，在电报中提到自己“一直想拥有一家书店”。同年年末，即11月19日，莎士比亚书店正式开张。这是一家小型公共图书馆，坐落在塞纳河左岸的狭窄街道杜普伊特伦街（Rue Dupuytren）8号。“从那一刻起，这二十多年来，我从未有机会细想下一步该怎么走。”毕奇后来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莎士比亚书店早期的顾客会在书店中看到不少藏书：英国诗歌、文学杂志新刊，以及叶芝、乔伊斯和庞德的作品——所有书籍都摆放得有些随意，既没有分门别类也没有索引。毕奇在书店内陈列了威廉·布莱克的两幅画，以及沃尔特·惠特曼、奥斯卡·王尔德和埃德加·爱伦·坡的照片——这些都是她欣赏的艺术家。莎士比亚书店不拘礼节的融洽氛围为许多人所向往，西里尔·康诺利称其为“庄严教堂地下室里秘藏的炸药”。谈及对毕奇的印象，欧内斯特·海明威称：“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人比她对我更友好。”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余年间，莎士比亚书店不仅仅是一个图书室。正如诺埃尔·莱利·费奇（NoelRiley Fitch）在其《西尔维亚·毕奇与迷惘的一代》（Sylvia Beach and the Lost Generation）一书中所写，这里同时还是“先锋派名人和预备役名流的聚会场所、俱乐部、邮局、兑换钱庄和阅览室。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为文化交流提供了肥沃土壤的文学中心”。多年以来，在此流连的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数不胜数。除了格特鲁德·斯坦和埃兹拉·庞德等著名人物外，这里的常客还包括谢尔盖·爱森斯坦、约翰·多斯·帕索斯、曼·雷、朱娜·巴恩斯、瓦尔特·本雅明、安德烈·纪德、乔治·格什温和保罗·瓦莱里。

毕奇的毕生挚友、爱人阿德里安娜·莫尼耶（Adrienne Monnier）经营着一家名为“书友之家”（La Maison des Amis des Livres）的书店，正是她启发毕奇“开设一座书室，让法国读者了解现代英语文学，尤其是来自美国的现代文学”。开业数年后，莎士比亚书店搬到了奥岱翁街（Rue de l’Odéon）一处更大的铺位，与莫尼耶的书店同在一条街道上。这两家书店一起向左岸读者展示了当时最具吸引力的法语和英语作品，莎士比亚书店甚至被称为“奥岱翁街的斯特拉福德”（斯特拉福德为莎士比亚出生地——译者注）。西里尔·康诺利称此街道为“神圣的奥岱翁街”，街上有“两个精通英法双语的海妖，她们用两国文学中的精华长久吸引着我们”。

作为众多作家的朋友、通讯员和招待者，毕奇在文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她最应留名于世的举动，莫过于首度为詹姆斯·乔伊斯出版《尤利西斯》。毕奇的父亲是隶属于长老教会的神职人员，她“在父母不幸的维多利亚式婚姻阴影下长大”，文学学者西摩·托尔（Seymour Toll）写道。在巴黎，她终于实现了独立，还遇上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友人。托尔写道：“在巴黎度过的四十余年简朴生活中，毕奇在政治、审美和性方面都已十分自由。”《纽约客》驻巴黎记者珍妮特·弗兰纳（Janet Flanner）形容毕奇“瘦得像个女学生，穿得也像个女学生。她穿着少女款短裙和白色翻领衬衫，外面套一件夹克，就像科莱特笔下的年轻女主人公”。

费奇在《西尔维亚·毕奇与迷惘的一代》的开篇引用了毕奇的话：“我的爱人是阿德里安娜·莫尼耶、詹姆斯·乔伊斯和莎士比亚书店。”莎士比亚书店开业后不久的一个周日下午，毕奇陪同莫尼耶参加了一个聚会。在聚会上，她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偶像詹姆斯·乔伊斯。第二天，他走进了莎士比亚书店。

随后的一年里，乔伊斯一直因《尤利西斯》无法出版而深受困扰（早期《尤利西斯》在《小评论》杂志上连载，美国人认为该书有伤风化）。乔伊斯当时极为茫然。某天，他向毕奇坦陈出版困境，毕奇回问：“你愿意让莎士比亚书店出版你的《尤利西斯》吗？”

如亚瑟·华尔顿·利茨（Arthur Walton Litz）在其关于《尤利西斯》历史的期刊论文中所说，毕奇不久之后就写信给她的母亲，说“我已经决定了。我将在10月出版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莎士比亚书店马上开始接受预订。”在乔伊斯继续修改和扩写他那晦涩难懂的手稿的同时，出版工作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尤利西斯》的出版绝非坦途——即使它采用了与《奥德赛》情节相平行的结构。其中，《喀耳刻》一章的面世极其困难，毕奇为此书的出版不停奔波，竭尽所能。海明威是毕奇最喜欢的书店顾客之一。在回忆录中，她描述了海明威是如何帮忙将小说走私出境的：“每天上渡轮时，他都会把一本《尤利西斯》塞进裤子里。”

尽管存在不少印刷错误和纰漏，1922年，莎士比亚书店出版的《尤利西斯》终于首度面世，乔伊斯化用莎士比亚的诗向毕奇致谢：“谁是西尔维亚，她是何人/令所有文士众口称赞？（译注：莎翁原诗为“令天下情郎众生颠倒？”后《芬尼根的守灵夜》中出现了第一句诗的修改）”TS·艾略特曾写道：“如果没有哈里特·韦弗（乔伊斯的长期经济资助人）和西尔维亚·毕奇这两位慷慨而又无私奉献的女性，我无法想象乔伊斯如何维生，也无法想象他的作品如何出版。”

1930年代初，莎士比亚书店陷入了经济困难。“咆哮的二十年代”已经过去，左岸也不再是以前的左岸。1933年，乔伊斯与一家美国出版社签订了《尤利西斯》的出版合同（他的人生似乎永远无法摆脱经济危机）。他与毕奇二人后来产生了隔阂，她最终放弃《尤利西斯》的出版权，也没有获得任何经济补偿。“孩子是属于母亲的，不是属于接生员的，不是吗？”毕奇在回忆录中自我安慰道。

1936年，莎士比亚书店濒临倒闭，安德烈·纪德和一群作家出面要求为书店捐款。他们还在书店内举办朗读会，邀请保罗·瓦莱里、TS·艾略特和海明威朗读未出版作品，海明威为此违背了他反对公开朗读作品的原则。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窘迫，毕奇不得不卖掉部分珍藏，包括乔伊斯和海明威的手稿。尽管纪德已尽其所能，但彼时的欧洲大陆日渐自顾不暇，莎士比亚书店已时日无多。

1941年德占期间，一名德国军官走进莎士比亚书店，要求买下书架上的最后一本《芬尼根的守灵夜》。“这是非卖品。”毕奇这样告诉他。待军官走后，毕奇马上把这本书妥善收好。不久，德国军官折返，威胁要没收书店内的所有物品。短短数小时内，毕奇就打包好了所有书籍，并关上了书店的大门。“我每天都偷偷去奥岱翁街看一眼。”毕奇事后写道。她后来被送进集中营，在里面待了六个月。

毕奇的回忆录止于1944年，在回忆录的末尾，她回到了奥岱翁街，凭借绝佳的地理位置，她记录下了解放巴黎的动人一幕。一片混乱中，毕奇在公寓里听到外面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呼喊着她的名字——那是海明威的声音。“我飞奔下楼，撞上迎面而来的海明威。他把我抱起来转圈，一面亲吻我，街道上和窗户边上的人们都发出欢呼声。”随后海明威和他的人马解决了数个在书友之家房顶的纳粹狙击手，开着吉普车离去了。海明威说，他们要去“解放丽兹酒店的酒窖”。

（翻译：刘其瑜）